学习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座谈会文字速记
主题：学习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座谈会
时间：2016年1月4日（下午）
地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新楼218会议室（建国门内大街5号）
倪鹏飞：尊敬的各位嘉宾，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对我们城市领域研究的学者和专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百人论坛的领导提议，召开中国城市百人论坛学习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座谈会。今天是非常好的时间，因为是第一天，但也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一天，因为是第一天安排非常满，原来很多重量级的专家领导原来说好是出席的，但因为其他的工作他们甚至希望能不能改改时间，但这个时间不能改了。
现在我们开会及这次会议是由百人论坛和光明日报联合主办，首先请论坛领导和光明日报领导做个致辞。有请中国社科院蔡昉院长致辞。
蔡昉：大家下午好！其实我一会儿还有发言，所以我不知道一开始要讲什么。今天我们搞的这次座谈会，背景就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之后，院领导回来以后有一些材料传阅了，我们还有很多正式文件还没有下来，很多还有原汁原味的文件，然后因为我们有一个城市百人论坛这么一个平台，所以伟光同志建议由城市百人论坛出面组织请权威的做一些解读，讲是学习体会，但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解读。同时，研究者，因为我们在座的百人论坛的成员和相关专家都是相关的研究领域、不同的研究领域关注城市城镇问题的专家，所以，能够在一起讨论一下，加深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更深的认识，同时推进我们下一步的城镇化学术研究和智库研究，所以，我也要感谢倪部长、感谢光明日报的李总，我们能够合作召开这次会议，使这个会议更权威更有影响力。
谢谢大家。
倪鹏飞：下面请光明日报副总编辑李春林致辞。
李春林：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老师大家下午好！很高兴来参加这次论坛。最近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是三十年来的第一次，中央高度重视。这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次重要的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上讲话，深刻阐述了做好城市工作的重大意义，深刻阐述了城市工作面临的形势和问题，明确提出了城市工作的基本思想、重点思路和重要任务，是我们做好新形势下城市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李克强总理也对城市工作做了重点的介绍。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一方面在世界城市发展大背景下，中国的城市化是难以变更的规律，另一方面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背景下中国城市化又有着特殊的规律和中国国情，加上城市研究本身有着复杂性，涉及到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工程技术等多个领域，搞好城市工作需要科学精神，需要人文情怀。应对这一复杂的问题和挑战，我们推进城市化和城市健康发展，离不开科学的理论支撑和正确的政策咨询，需要学界提供积极有效的智力支持，探索新思路和新路径。中国百人论坛给和汇集了多个领域的一流的专家学者，代表了学界在研究前沿的最高水平，并在该领域取得了不少成就，集中了不少有分量的批评建议，我们的论坛体现了中国特色高端智库的水平和作用。
光明日报是一家以中央党报，历来重视中央工作的宣传。最近我们也高度关注城市会议的学习和贯彻，为了准确把握新思想、新理念和新概念，全面贯彻党中央的要求，认真把城市工作会议的精神履行好和贯彻好，光明日报理论部今天特意与中国城市百人论坛共同举办这次的研讨会，我们希望专家学者的研讨切实围绕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央城市工作的重要思路，通过大专家学者的进一步探讨，来进一步推进城市工作的发展。
各位学者在这次会议的真知灼见，我们将在光明日报的理论刊上刊登，希望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和社会效应。当前，新闻战线正在开展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概念大型报道，这个报道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现在开始到明年两会，第二个阶段是从明年下半年到十八大召开，这是我们政治思想重要的一个任务，下一步我们在这个领域中，针对这个新思想、新理念在城市建设中的新视界，通过我们的报道和理论文章。
最后预祝我们今天的研讨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倪鹏飞：非常感谢光明日报长期以来对专家学者的支持，对中国城市百人论坛的支持。像蔡院长所说的，这次会议三院主要领导都非常重视，事前向他们做了汇报，他们都表示坚决的支持，并且因为工作比较忙不能亲自赴会致辞。徐主席也是表示关注，他甚至希望能否改一下时间他能够来参加，但我们没有来得及改时间。
参加今天会议的一部分是百人论坛的成员，这里不单独介绍了。还有媒体的都是中央的主流媒体，希望我们在报道时要准确、客观予以报道，深入的报道要通过我们秘书处进行把关，新闻报道建议还是要以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新闻稿为指导准则，中间在讨论中有一些学者对中央精神深度的研究，有些内部了解就可以，不一定报道，报道的时候要以中央发的新闻稿为准。
出席今天会议的住建部城乡规划司的副司长俞滨洋、光明日报理论部的主任李向军、张雁和其他主流媒体，其他都是我们百人论坛的成员。
因为考虑到今天有20位百人论坛的成员，怕时间来不及，所以分了三个层次，希望所有参加会议的百人论坛成员都有发言的机会。第一位主旨发言，非常容幸请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副部长倪虹，欢迎。
倪虹：尊敬的蔡院长，仇部长，各位嘉宾，这个活本来是由我们陈志高（音译）部长过来讲，正好他有重要公务，委托我来参加这次会议。对我来讲这个会议是我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因为在座有很多是我的老领导，仇部长就是我的老领导，还有很多是我的老师和同事，因为这次会议现在受到一个限制，正式传达的文件和材料还没有下发，所以，刚才给我一个题目说解读，我说这不可以，只能叫做学习的体会。而且学习的内容重点是以新闻通稿为主。虽然我本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也聆听了总书记总理报告，也参与了前面的一些工作，但是现在有很多话还要等到正式发文件的时候再讲可能比较稳妥。
社科院是我国重要智库，中央高度重视。院里在新年伊始举办这次专题学习座谈会，作为主管部门也觉得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我这次来主要是想向诸位老领导、专家学者共同学习的，主要想听大家讲。
我在发言前想说明一下我所了解的筹备情况。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城市工作，分别于1962年、1963年、1978年召开过三次城市工作会议，第一、第二次以党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开的，第三次也是中央批准印发文件召开的全国城市工作会议。这次的会议应该从某种角度来讲是第四次城市工作会议。前三次会议都对不同的历史时期城市建设发展方针和任务提出了要求，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推动城市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次会议可以说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提议召开的这次会议，在会前为筹备这次会议多次做出重要的批示，李克强总理也高度重视会议筹备工作，专门做了重要的批示。张高丽副总理亲力亲为，特别是去年12月16号在杭州召开了欢迎城市工作规划建设工作座谈会，在会上明确要求住建部牵头做好有关会议筹备工作。住建部自2014年年底开始开展了16个专题研究，形成了76万字研究报告。在这个基础上也起草了会议的有关文件。可以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召开是我国城市发展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必将对城市发展产生重要和深远的影响。下面我就结合会议精神的学习，谈点学习体会，不能叫解读政策。
2015年12月20日-21日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召开的第四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是在重要的历史时刻召开的十分重要的一次会议。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分别发表了重要的讲话，系统的阐述了面临的形势，深刻阐明了重要的任务、深刻的思想，对未来城市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顶层设计，也为破解城市发展中现实矛盾和促进城市转型变革提出了框架性的方案。会议对未来的城市发展和城市工作提出了一些影响深远的论断、判断和要求。我个人学习体会有几件重要的事情。
一是在城市定性定位上。会议提出城市建设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城市是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觉得这三个表述“引擎”“四个中心”“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次定性定位上是中央提出的论断。
二是在城市发展阶段上提出我国进入了城市化较快发展的中后期，我们城市化的速度也会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城市的发展也会转向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并重阶段。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病”也有可能相互集中凸显，社会结构也面临着优化调整，发展方式也需要深刻的转变。
三是在城市发展总体目标上，会议也提出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道路，“三个特征一条道路”。
四是在城市发展实现路径上，会议提出“一个规律五个统筹”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的规律，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提高城市工作的全局性；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提高城市工作的系统性；统筹改革、文化、科技三大动力，提高城市发展的持续性；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提高城市发展的凝聚性；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提高各方推动城市发展的积极性。
五是在城市工作的体制机制上，会议提出必须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城市工作格局，这是对加强党的领导在这次会议上做了明确的新的要求。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型城镇化在稳步推进，城市发展已经处在了新的历史转折点，将面临一次深刻的转型和变革，这既是难得的机遇更是艰巨的挑战。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能否顺利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和担当；能否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增长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井，是我们必须应对的重大考验；能否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和城市发展的新要求，有效破解各类“城市病”是我们亟待解决的现实难题，可以说我们正面临着追梦、跨井、治病三大重任。
我想我们要实现中国梦就要成功的跨越中等收入陷井，我们要想成功的跨越中等收入陷井就必须要治理好我们当前的城市病，这也是我们党十八大以来提出中国梦，凝聚全国全党的力量和智慧的要求，城市有它的特殊作用。完成这三大任务和重点，立足点和底气来自于城市，关键点和变动也在城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快城市转型变革，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我有三个方面的体会给大家做个汇报。
一是充分认识做好城市工作的重大意义。
城市是历史发展重点，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当今世界的竞争首先是城市综合竞争力的较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在国家战略全局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作用愈发关键，无疑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火车头，深化改革创新的主阵地和国际竞争合作的桥头堡。要完成追梦这个历史重任，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基础在于保持城市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指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如何顺应这一大逻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目前中国经济总量80%以上产生于城市，5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80%以上的消费在城市实现，城市已成为我们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大股东，拥有了控股权。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坚决复杂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如何做好城市工作，发挥城市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引领和关键支撑作用，直接关系能否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根本靠改革，关键在创新，城市有着丰富的人才和劳动力的资源优势，有着独特的产业发展空间和生产技术条件，也只有把城市的改革动能充分发挥出来，把城市的创新潜力有力地激发出来，才能真正为新常态的中国经济插上持续翱翔的双翼。要完成跨井历史重任，顺利迈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关键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中等收入陷井是摆在发展中国家面前一个绕不过去的槛，战后一百多个国家的发展状况看，有专家认为也只有十几个国家实现了成功的跨越，其中除了资源型国家之外也就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其他多数国家和地区还没有跨越成功，导致发展停滞不前，社会问题和各类矛盾在凸显。可见，这不仅是个美丽的“陷井”，也是一个可怕的“陷井”。
当前我国正处在跨井的攻坚阶段，对于一个人口13亿且城乡发展极为不平衡的大国而言这个任务实在不轻松。要实现成功跨越，除了稳住经济增长这一基础之外还要优化社会结构，当务之急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现在我国的城镇化率虽然已经达到55%，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大量的农民工等新市民还不能完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城市的内部二元矛盾正在凸显，这些新市民在城市安居困难，乐业无力，其经济行为都会短期化、功利化，更会加剧社会的矛盾，这种状况不改变就不可能实现成功的跨越。拉美一些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有的至今还在有增长无发展的泥潭中徘徊，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挑战和机遇往往是一对孪生兄弟，推进城镇化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次重大的机遇，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有研究表明，2014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民的2.75倍，人均消费支出是农村的2.38倍，一个农民真正能够成为城镇居民其收入和消费水平会明显提高，对经济巨大的拉动作用不言而喻。去产能、去库存是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就能释放大量的有效需求，也会促进去产能、去库存。要完成“治病”这一历史重任，增强城市的宜居性，根本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发展理念。
城市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让人民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做好城市工作关键在于写好人治，将制约城市发展的矛盾问题解决好，把促进城市宜居宜业、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发展的核心和关键。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我们的城市确实长大、长高、变美了，但不少城市却生病了。这次会议系统梳理了目前城市存在的10个方面的问题，特别指出现代广受关注的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城市病，呈现蔓延加剧的态势，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宜居性。网友调侃比较多，今天好，我们新年伊始这三天北京还在雾霾当中，人家说骑车上班的人像开飞机一样在云里穿行，过去问我们你吃了吗？现在就变成了你堵在哪儿了？可见，这些问题都给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不便。
破解城市病建设宜居城市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这就要求城市工作必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把创造优良人居环境作为中期的目标，建设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就在于它站在了历史和时代发展的高度，对城市工作的这篇大文章点了题，对城市发展这个大棋局布了局，为走出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勾画了蓝图，明确了路径。
二是准确把握会议提出的新思想和新理念。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城市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有着自身特有的运行规律，遵循规律就能把把握城市发展的方向，违背了规律就将受到惩罚。现在城市发展遇到很多矛盾和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未能把握好城市发展的规律。为此会议特别强调，要认识和尊重城市发展规律，端正城市发展的指导思想。把握好城市发展规律就是要把以人民为中心所有城市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就是要把资源环境承载力作为城市发展的基本依据和刚性约束，人口规模和城市用地要匹配，和资源环境承载力要适应，就是要把改革、创新、驱动作为城市发展的第一动力，以改革促进城市转型，以创新激活发展潜力。思想和理念是行动的遵循和先导，完成三大重任，走出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要来一次理念上的自我革新。
1、从注重量变转向注重质量提升。
过去在生产力和物质短缺条件下，我们更多的将城市发展的重点放在量的积累和速度的提升上，无论是城市的规模硬件设施还是各类服务多是如此，这也符合当时实际，但城市发展到今天面临的突出问题已不再是有没有、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好不好优不优的问题，这就需要从质上实现一次飞跃，要树立精益增长，紧扣城市发展的理念，否则我们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2、从注重工业化转向工业化和城镇化并重。
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后期，城镇化的速度也都将从高速转为中高速，工业化主要解决的是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城镇化将涉及到经济社会结构等生产关系的优化调整。从世界发展进程看，在工业化中前期，工业化往往决定城市化，在工业化中后期城市化将更多影响工业化。适应我国城市发展的需要，就要从优化生产关系入手，完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解决好农业转移人口真正在城市落户的问题。如果这些人在城市立不住脚，就业的时候在城市，失业的时候又回去了，年轻的时候在城市，老了又回去了；健康的时候在城市生病的时候又回去了，等于把红利留在了城市，把成本摊在了农村，这样的情况不改变城镇化不可能持续，三个问题也不能根本的解决。
3、注重从城市的竞争转向注重城市间的竞合。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发展，一个重要的动力是来自于城市之间的竞争，随着人口、资源环境等硬约束越发趋紧，城市在产业结构、边际效应和文化氛围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导致城市之间竞争态势随之改变，未来城市竞争不再是单项度的零合游戏，更加注重合作共赢，优势互补。世界发展新变化也要求城市之间通过深化合作来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利用效果，只有这样才能促使城市早日跨上竞争的升级版，真正立于国际竞争不败之城。城市群发展战略就是竞合的重要体现，通过相互合作紧密配合，资源共享，最终能产生“1+1<2”的积聚效应。城市发展理念的转变实际上涉及的还是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深层调整，转起来并不容易，有时甚至还要经历痛苦的过程，但必须看到只有改革才能催生城市发展新动力，实现创新发展，才能增强城市发展的整体性、持续性，实现协调发展，才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绿色发展，才能提高城市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实现开放发展，才能让人民在城市发展中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实现共同发展。
三是全面贯彻会议提出的新任务和新举措。
这次会议特别提出了遵循城市发展规律，落实五个统筹要求，为走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明确了实现路径。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人口、产业、建筑、文化等多种因素在一个高度集聚空间里发展变化、彼此影响，相互碰撞，有些碰撞带来了美丽的火花，引领我们走向更加幸福的现代生活；有些碰撞则带来了不和谐，造成了交通拥堵、生态破坏、事故频发。发挥城市的集聚优势，抵御过度相对集聚带来的各种问题，既要有一盘棋思想又要学会弹钢琴，加强统筹整体谋划，协调有序，促进城市持续健康发展。这五个统筹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统筹空间、规模、产业是明确方向；统筹规划、建设、管理是明确手段；统筹改革、文化、科技是明确动力；统筹生产、生活、生态是明确目标；统筹政府、社会、市民是明确主体，共同指向一条和谐有序的中国特色城市发展之路。
这次会议重点聚焦的是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从规划、建设、管理十个方面部署了12项重点工作。在城市规划方面，会议要求先布棋盘后落棋子，增强规划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发挥规划的战略引领和刚性管控作用，抓紧制定全国城镇体系规划，推动《城乡规划法》与《刑法》的连接，健全城乡督察员制度，查处违法建设，促进多规合一，全面开展城市设计，贯彻适用、绿色、经济、美观的新时期建筑方针，为城市发展找准坐标绘好蓝图。
在城市建设方面，会议要求推进地下管廊和城市建设，加快城市危房改造力度，加快城市节能建设，推进城市修复和生态修补，狠抓建筑工程质量，加强城市公共服务建设，夯实城市发展的硬件条件；在城市管理方面，会议要求推进依法治事，改革创新管理体系，明确中央和省级政府，城市中央主管部门确定管理范围，责任清单和责任主体，同时加强城市智慧管理，提升市民素质，强城市公共安全和设施建设，优化城市发展运行的软环境。
总之，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的引领下，通过认真学习、领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重要讲话精神和各项工作的部署，我们的城市发展必定能够站上一个新台阶，成功的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道路。以上是我一些初步的学习体会，请诸位专家领导批评指正。
倪鹏飞：刚才倪部长做了非常精彩、深入的学习体会发言，里面的信息量很大，倪部长不愧是住建部的新闻发言人，遵守了新闻发言规则，不说假话，但知道的也不全说，把握得非常好，特别感谢。
会议在准备时，蔡院长嘱咐我组织这次会议，要主持这个会议，做好服务工作，给我下了这个任务。但是我也给蔡院长下一个任务，请蔡院长也做一个主题演讲，蔡院长答应了，下面请蔡院长给大家做一个主题演讲。
蔡昉：我自己事先和倪部长做了沟通，因为他了解情况，也参与了一部分工作，所以，给我们很多的指导，让我们的工作提前能够更多的了解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精神。我自己还没有机会认真学习，所以我结合我们看到的报道和我最近关注的一些事情谈一些自己的看法，我把这个题目叫做“没有农民的城镇化就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反过来也是一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城镇化，也就没有农民的城镇化”。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了我国城镇化必须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其实过去我们就说四个同步，这个地方突出了讲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城市工作必须同“三农”工作一起推动，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做了一些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下。
2014年我们城镇化已经达到了55%，也是这些年取得的一个新的突破，居住在城市的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的一半，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城镇化率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也是在我党五中全会上第一次讲到城镇化率的时候，都加了定语，有的地方讲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同时也提出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的要求。
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的两个城镇化率显然不同。我们按照2014年的人口结构可以看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是比较高了过半了，同时，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相对集中，结构也比较合理；但是，如果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我们还要看目前有了城市户口或者非农业户口的人群占的比重叫做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大家可以看到右边这个图显然就不一样了，我们城镇化水平还比较低，大概是37%，同时从人口年龄结构上，导致我们城市人口红利明显要弱化。因此，目前讲到的城镇化率还应该打一些折扣，我们还要讲更全面的。
我们目前常住人口城镇化是怎么构成的？我们也对人口做了一些分析。（深蓝色）城镇化是讲自然增长的一部分，（这是2010年数据为例）它贡献了城镇化的16%，这是自然增长的，也就是城市自己生出来的，自己成长出来的。剩下的人口学家称之为机械增长，机械增长中最大的一块对城镇化贡献了53%的是就地变户口，比如说我们顺义县变成顺义区，农民拿到了城镇化户口，我也不敢肯定顺义县都拿到了，但由于城市行政化的变化县改市、镇改区的变化。再有5%的贡献是外地迁入城市的，剩下四分之一的贡献来自农民工，表明它是城镇化的贡献因素，但没有户籍身份的变化，这就是我们现在常住人口城镇化构成。
刚才是用人口数据分析的，现在我们暂时离开人口数据，看看我们现在城镇人口加上国家统计局做的农民工监测调查的数据，我们看看农民工对常驻城镇化的贡献是什么样的。大家按照我的顺序，一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现在是55%的水平；（粉色）二是农民工变成城镇化只有10%多一点，但也说明它对城镇化的构成还是挺重要的；三是农民工对城镇化的贡献平均值，前面说了，从国家统计局这两个数和我们人口分析的数，还是高度一致的，大概就是四分之一的贡献，农民工对城镇化的平均贡献，这是在2005年到2014年期间的平均贡献。最后变化比较大的是农民工对城镇化增量贡献，每年城市新增人口中农民工做出的贡献率平均是25%左右，但每一年的变化趋势，大家可以看到，从2010年之后是在下降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农民工本身就在下降，2010年之前每年农民工新增4%，在这之后逐年减少，去年是1.3%，今年几乎是0，上半年是0.1%，今年很可能接近0增长，这就是农民工对常住人口贡献及它导致的可能结果是常住人口城镇化速度会慢下来。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有一个结论，看中央目前来说要加快户籍人口城镇化的步伐。
大家看机械人口增长，因为我们生育率已经很低了，城镇生育率更低。即使考虑到我们生育政策有些调整的情况下，做一个比较好的假设，进入城镇的机械人口增长也是逐年减少的，自然增长比较快了，机械增长因为农村这部分的贡献越来越小，因此，机械增长也是下降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新的举措，我们按原来的惯性城镇化速度可能比我们原来预想的要慢。
我们看城镇化和农业的关系。目前农民工构成，这也是农民工监测数据显示的。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住户中外出的，也就是作为家庭成员外出打工人员是1.3亿，这部分人员因为家庭成员都在，所以，他们可能在外面待的时间比较长，现在定义为稳定常住人口，六个月以上也就列入常住人口之中。这部分人虽然是外出，但因为家庭成员多数在农村，所以，他们的土地通常流转很少，这是一个。
再就是1亿人的部分是没有出乡镇的农民工，不叫外出农民工，但也是农民工中很大一部分1亿人，这部分人是兼业，他们的土地很大部分不会流转，就是限于原来的规模。
现在接近3600万人口居家外迁，就是在农村找不到他的家庭成员了。但是根据一些调查，即使这部分人中也有相当大的比例土地没有认真流转出去，或者交给亲戚朋友代耕，但没有承包转让。所以，注定了这种不完全的城镇化使得土地不能充分扭转和扩展规模。
根据陈锡文提供的数据，我们知道这些年中国各种政策，特别是把土地承包权和使用权分离促进了土地的流转，从承包地，我们现在大概有13亿亩多一些土地是承包的，其中已经有3.8亿是进行流转，但是9.4亿还是没有流转的，大概流转的部分占28%。
从农户来看，总的来看1.7亿农户还没有流转土地，只有六千万农户是部分或全部土地被流转，其中包括还是部分的部分，占的比重只有26%，这个已经算是这些年土地流转速度加快，幅度扩大，但它的政策效果总的来看还是有限的。因为我们从承包那天开始，按家庭成员数和劳动力数分一定比例承包给它，首先就比较小，大概是0.6-0.7公顷每户，而且每家这0.6公顷每块地可能还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所以，那个块数就更小了。我们用各国农业普查数据做了一个比较。可以看到几乎在全世界我们的农户规模是最小的，和印度、日本这种比较著名的小农场相比，我们也只相当于他们一半的面积。和典型欧美国家比，我们只是不到美国的1/200，英国不到1/100，相当于法国的1.5，非洲、拉美国家明显都规模比我们大很多。它的含义是什么呢？中国农业典型的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解决食品问题吃不饱的问题，那个阶段总体来说家庭承包制效果显现出来，大的任务就算完成了。第二个阶段是解决农民收入的问题，在中国主要靠的是增长，接下来就要靠农民外出，因为它的结果是今天农民的收入已经明显提高了，而且从2009年之后城乡收入差距也在缩小，但是你看一看农民的收入就可以发现70%多的收入是来自于和农业无关的部分；而在增量部分这一比重还要大。也就是说真正的靠农业让农民致富的目标没有达到，因此不能解决它彻底转出的问题，就不能解决他真正能够保住非农收入的稳定性的问题，而接下来我们已经看到了农民工转移速度已经放慢了，因此，外出打工收入肯定放慢。同时你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有规模的、能够自立的农业生产方式，也就不能保证农民从农业中获得足够的、稳定的持续增长的收入，因此，解决不了“三农”问题，所以，核心就是扩大经营规模，才可能有一个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
特别典型的是按照我们现在这一狭小的规模，我们可以想象到，一方面我的劳动力已经开始越来越短缺，农业中资本替代劳动，机械替代工人的现象已经很明显，近些年我们机械化大幅度增加，特别是机械化拖拉机和牵引农具速度都是两位数，但由于你的狭小规模导致你的资本，你有补贴、你有需求，结果你投入进去了，但它的边际效应递减。我们正在做农业生产函数，结果还没有出来，初步显示是具备的，我们现在只有单位要素投入，假设以机械动力投入为资本代表，它能够导致产出增长比例是下降的，显示出农业中由于规模的限制，造成了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我们很难说建立一个强大的农业生产方式。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两化同步，通过改革红利实现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让城市化和农业生产方式同步推进。
这是我们做了一个模拟，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潜在增长率像这条蓝色线一样，未来是缓慢下降的，我们现在不是一个V型的恢复，应该是一个L型的变化趋势。但怎样让L型，我们知道前面是一个相对陡的，接下来是平缓的，甚至有可能在大写的情况下还能有所上扬，必须要靠改革，也就是粉色线。在模拟中，我们的改革包括推进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其中特别是两个因素：一是劳动参与度，因为没有稳定的农民市民化，劳动力稳定供给得不到保障，因此，户籍人口加快提高和推进城镇化就是并行不悖的，也是稳定我们劳动力供给的；二是全要素生产力，这个我们城市工作会议上也提出了全要素生产力，全要素生产力在于一是农业中能不能起到越来越主要的推动农业增长的贡献；二是能够实现以人为中心的城镇化，也就意味着继续保持农业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实现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为全要素生产率做出贡献。所以，能不能变成大写的L，改革红利里已经包含了两化同步。
这就是我的一些结论，谢谢大家。
倪鹏飞：感谢蔡院长的精彩发言，他是逆向思维从农业农村讲起城镇化，带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展示。几年前我就注意到蔡院长讲全要素生产力的重要性，现在我们注意到中央最近特别强调全要素生产力。
第三位发言者是我特别仰慕的领导，仇保兴部长，今天我们多次邀请仇部长出席会议都因为其他事情没有成行，这次特别容幸。仇部长也是我们百人论坛成员。欢迎仇部长给我们做精彩演讲。
仇保兴：尊敬的蔡院长，今天非常容幸和大家一起讨论城镇工作会议的一些精神，谈点个人学习看法。
这次会议提出一个尊重五个统筹。一个尊重是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城市发展规律怎样提炼和认识？我自己觉得有三个角度。
一是要从理论上来推理。马夫斯（音译）测定说过这么一句话，他写了一本城市历史回顾百科全书式的，他在这本书里写到，人类城市梦进行了一千多年，只要人类存在，都有城市梦。但这个梦都是从乌托邦开始的。所以，我们推演城市发展规律首先是根据理论推演、根据目标推演，这种推演方法的好处是前面觉得清楚，但坏处我们会进入乌托邦的这种迷茫，这是人类历史上的。
二是从历史经验提炼，特别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第一次城市发展浪潮英国、法国中，第二次城市发展以美国、加拿大、北美的浪潮，第三次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浪潮；这三次城市化浪潮都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而且都有相应的“病的，这些病怎么去治理，有的治错了，有的治对了，都写成很多文献巨牍，这些文献巨牍是我们提炼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发展阶段城市发展规律是如何的。
三是提炼出问题导向。问题导向爱两个县长是城市工作中非常典型的，一个是雅典宪章，1933年由拉克西比（音译）率领规划师针对第一次城市化浪潮出现的城市病，主要是工业污染、人口寿命缩短，非常严重的霍乱症，城市卫生条件非常差，环境污染非常严重开出的一系列的药方，它这个药方开出来，比如现在城市分区功能区的划分就是那时候提出来的。到了1977年，建筑师协会又在秘鲁利马提出了马丘比特宪章（音译）。从文化上来讲，是给文明不只是一种，从希腊推演出来的城市文明，还有其他的文明，马丘比宪章（音译）就是印加帝国中一个重要的城市。在这部宪章中回顾了1933年以来我们开出的药方与现代城市发展规律还是有冲突的，提出了城市是流动性的空间，这种流动性空间不能被汽车和功能分区所区隔的，这个点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认识城市规律应该从理论推演、历史提炼和问题导向三个方面提炼。
再讲五个统筹。
首先我们看空间、规模等三大结构，提出了统筹全局性。首先我们把全局性放在全球化角度，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一个规划学家叫做苏珊（音译）它是昆加拉（音译）大学的教授，他说现在全球化时代迎来了全球的网络城市，都进入到全球流动性环节。如果有一些城市注意到了变革和结构调整，它有准备，有可能提升进入了重点阶段，进入重点结点城市在全球化网络时代可以获得更多战略性资源获得进一步发展。有相当一部分城市特别在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被边缘化，城市一旦边缘化以后会造成国家民主控制力的变化。这个理论提出后风靡了全球。
二是我们从大中小城市看全球性，这就讲到了我们国家梁宵开（音译），我国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城市应该规模最大效益越好，但梁宵开（音译）完全不一样，他在超边际经济法里提出来，为什么主流经济学都认为城市规模越大，效益越好，按照主流经济学小城市不应该存在，但美国澳洲小城市是绝大部分，大城市是少数几个，为什么实践和理论相差那么大呢？他的问题就是这样，他说超大规模城市在全球商品交易中交易成本最高；中等规模和大城市在区域交易和要素交易中交易成本最高；小城镇是对周边农业、农民、农村服务的时候，它的生产要素和商品交易成本是最低的。所以，这种超边际经济法就是理论和实践基本上接近了。
三是全球性气侯变化角度来讲，联合国给出一个数据，75%以上的能源是城市消耗的，75%的人为温室气体是城市排放的，75%的污染也是城市排放的，所以，城市是举足轻重的。要么是光明的前途，要么是人类黑暗的未来，决定于城市。
四是我们的GDP，我们的科技创新，我们财政收入绝大部分都在城市，85%以上。从城乡关系来说，城市是主阵地，它是吸引者。所以，从全局性考虑，我们谈到城市的问题。所以，中央定出城市工作会议以后，中国已经进入了城市时代。
第二，城市系统性。这个我们感受非常深，一个是时间上系统性，在城市规划学角度来看，有一个常识，城市规划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城市规划的论证、编制、执行、修正、返回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把城市规划放到这上面来是一个过错，正因为是城市规划，我们有贯彻、监督、修订、反馈的过程，所以现在的城市规划学非常讲究迭代，因为它在不同的一次次的进行修订。
二是空间系统性，现在问题比较大。我自己觉得三年前刘量用先生、周干事先生、钱干宇（音译）先生共同写了一封信，提出了现代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系统被肢解了，怎么肢解我今天不说了，因为我在一些采访时说过，用高速公路模式代替，用大江大河的治理办法来代替城市的河流湿地，用人工造林的模式来代替城市的园林，还有用工业区的模式来代替城市的机理，所以，这种取代就造成了空间分裂症。所以，这种分裂症是非常多的。
第三，会议提出提高城市发展的持续性。城市是人工与自然的最大复合体。最大复合体摆在全国的角度讲，绿色发展的三个板块，自然我们不要去动它，农村我们只要走农业现代化朝着绿色发展，不要走化学农业和能源农业的道路，我们也是绿色的，但是就是城市也要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所以，这面临着从灰色的动力结构转向绿色的动力结构，所以这次会议提出三个动力，改革、科技、文化，从原来我们工业化为主动转向会议提出的改革、科技、文化作为三大重点，改造传统工业。从集中的大规模基础设施转向基础设施与循环、从刚性转向弹性城市，所以，成为一个非常时髦的近二十年的改革的主导方向。从城市本身转向城市群的协调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所以，面临着持续性要从这几个方面转型。
第四，凝聚性，凝聚性要回归城市的本质，改变过去我们长期提出来的先生产、后生活。其实在凝聚性的一系列东西中，我们可以提出回归城市本源，城市是什么，是使人类生活更美好。首先，城市是文化的预期，人是需要心灵认同和归属感，这就要尊重城市里的人。二是城市需要多样性，因为人的天性就是喜欢多样性，只有有多样性才有活力。三是我们要诚实、客观、认识治理城市病，这次第一次提出城市病。四是要注意城市已经产生了分裂症，我们现在提出有许多问题没有认识到，城市的永续性由最低阶层来认可，他们认为城市是宜居就是宜居的，还有最低阶层在城市空间上没有流动性。
第五，积极性。大英百科全书把城市规划提出三个定义，城市规划是有限空间分配工程，二是政府法治的一种强制性，是法的治理；三是人人参与的现代文明的主体，城市规划是这么三种含义。这三种含义就是体现三个规律，城市规划要尊重普通人利益，最终本地的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把政府、专家、多学科人士的积极性等等都会聚到一起来。所以，我们提出所谓城市规划是联络的规划，开放的规划，在这些问题上我们通过这次城市会议的清楚解读都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认识。
谢谢大家。
倪鹏飞：谢谢仇会长的精彩的发言。仇会长对城市发展的作用更大，比原来当部长的时候作用更大。以后我们请仇会长多多支持中国城市百人论坛工作。谢谢。
刚才三位领导专家精彩发言给我们座谈会开了好头，定了调，打开了思路。下面我们就进入第三节重点发言阶段。重点发言第一个是吴良镛先生，他接到会议通知后特别高兴，说带领团队正在学习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他说一定参加。但是他在1月31号的时候突然接到国家奖励办有一个重要会议，要给屠呦呦、吴院长中国五位科学家小行星命名，实在是来不了了，所以他提出给大会书面发言，但时间关系我们这里不读了，我们在光明日报上进行发表。同时我们向吴院长获得这一命名表示祝贺。
下面请清华大学教授江亿发言。
江亿：尊敬的各位专家，8分钟时间，我是搞能源的，所以只能就能源谈点城市的关系。现在能源问题，碳排放、雾霾都是老百姓关心的最大的事，这些城都和城市建设、城镇化关系特别大。这样就衍生出一个问题，到底未来中国城镇化要变成什么样？城市改建成什么样？都在谈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当然这个化的过程也要中国特色，最后盖好的城镇是什么样的，是不是也有中国特色？这个事现在要好好考虑一下，未来“两个百年”道路后，中国城市是什么样的。
首先我们看和农业关系特别大，尤其是城市的建筑用能和客运交通用能这两个数加起来在美国总能源消耗65%，而在中国这两个数加起来占中国总能源消耗的35%，中国大部分是做工业生产的，美国大部分都在城市里。再看人均值，中国人均建筑用能和客运交通用能是美国人均值1/7，是西欧三点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中国城镇已经看着充分发展起来了，但是和欧洲、美国、日本相比，是能源消耗人均参数很低的状况下发展起来的，这可能是中国特色城镇化中的一个主要内容。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状况能否维持下去，是该维持下去，还是要和发展国家一样，随着经济上涨和生活水平提高就上去，会不会上去？这是摆在目前新常态下的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因为中国人均建筑用能和客运交通用能数达到美国，我们光这两项需要的能源是目前中国总能源1.7倍，别生产也别造东西了，都用在这上面了，这是不可能的事，而且从整个全球环境和碳排放压力来看，中国不可能在那个高点能源消耗状况下运行。所以，即使达到欧洲的水平，也得把全国总的能源消耗都用在这上面，这个事也干不成。
所以，现在怎么样不照着他们的那条道路走呢？现在我们发展看着城市一步步的发展变化，怎样维持现在的强度，不出现西方国家城镇化过程中，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的建筑用能消耗和交通能源消耗的巨大上涨，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特别大的难题挑战，也应该作为中国城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南。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弄清楚差别到底是什么？怎么造成的？比如说交通，私家车、公家车到底往哪儿走；中国开创了通风，有人再开，没有人关上，最简单的使用模式是这样。但在美国就是和室外环境完全隔开，窗户不能开，一律都靠机械系统，有人没人都要连续维持室内环境，靠能源和机械系统。中国是不是也要慢慢不断提高要求，房子的高大齐，高舒适，和国外接轨，恒温恒湿恒氧，还是维持绿色节能生活模式，这是特别重要的事。目前出现的状况在一步步朝着那边走着。最简单的北京住宅空调，要是分散空调，家家户户装着分体机和北京有的一座楼中央空调，用电量一平米差10倍，但恰恰是那些高十倍的项目被冠之于节能建筑、绿色三星等各种桂冠，而能耗最低的戴不上那个帽子，慢慢都倡导那个走那样的路，就够呛了。
再比如这两三年南方要搞集中供暖，这是往哪条道上走。这两天闹雾霾，就说要学德国的技术，要把老百姓的窗户关死，不能再开了，这个事住宅能耗又要涨三倍，而且会给人民身体带来问题，但是使劲在吵吵，甚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都说这个要强制执行，我不知道住建部有没有这个政策，但就是把窗户关死不许开。高档办公楼使劲盖，但又有一批自用房，设计院自己盖的楼自用房的节能效果都特别高，但给别人盖的房子一平米150、160度，这个社会文化在鼓吹那个，接着以江苏省、广东省为例，大量推广集中供冷、热电三联供，只要一供就会能耗涨两三倍，一个分户空调和一个楼的差十倍，一个区域都做那个玩意儿，马上又不对了。所以，我们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和建筑形式上，在提倡理念上，在这些方面，包括公共的还是私人小区，时时刻刻要想着中国要走哪条路，走绿色低碳文明道路，还是都走向发达国家那条路上去了，这件事是作为我们现在城市化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做到这几条，首先建筑规模控制。现在中国建筑总规模560亿平方米，再加上110亿正在施工的工程，总共是670亿，很快达到700亿，700亿意味着除14亿人每人人均50平米，人均量已经超过日本人均总量，包括住宅什么都算上日本才40多，就成为了亚洲第一。这种事达到亚洲第一，在我们的土地资源和能源环境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人均拥有房屋面积达到亚洲第一，这就往那条道上迈出重要一步了，所以要好好控制住这件事。
所以，到底什么是小康大康，那时候该是什么样的生活模式，到底整个城市是什么模式就要好好考虑好。所以，要控制建筑总量，尽快实施物业税，建筑能要按照中央说的，要尽快把总量定个标准，三年还不出，尽快实现建筑用能的梯级价格制，交通主张公共交通，自行车交通，再就是文化、宣传、教育、影响、给大众灌输好的绿色低碳勤俭的东西，别都以为开着车住着那样的住宅才是现代化，这就毁了，所以，文化、宣传、教育、媒体也非常重要。
谢谢大家。
倪鹏飞：感谢江院士的发言。接下来有请我的老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先生发言。
高培勇：大家下午好，迄今为止我对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的认识也仅限于会议发表的公告，以及刚才几位专家对公告的解释。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这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传递的重要信息还是要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一个中心环节来推进的。
公告中有几句话可以体现这一条，有几句话，“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讲城市工作必须同三农工作一起推动”“要做到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问题，实际上不是这次会议新提出来的，已经提出好多年了。体会起来这件事之所以推进的如此艰难恐怕和我们习以为常的这些理念、体制、思想是直接相关的，所以，不对这些体制、理念、思想乃至战略做出根本性的调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也将是非常困难的。
举几个例子大家看看。一是体制，体制我们建国后就开始实行二元经济社会体制，最终体现在财政二元体制上，我们讲到二元财政体制的时候做这样的概括，是以城乡分界，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基本上是覆盖城市的，这是一个基本的说法。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大量的农民工进城，以区域分解逐渐转化为以户籍分界了，即便大家共居一个城市，但由于身份差异公共服务基本上也只是覆盖到城市居民。进入本世纪后有了转机，举出一个旗帜要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到农村大地，不是叫做普照，是照到农村大地。照到之后演化为照到了，但是不同的标准。即便在北京这样的城市，你是农村户籍，也能享受到公共服务，但标准和城市居民不同。所以在城市里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不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到没有到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时候，这是特别要强调的一件事，正是因为这个方向大家都认可，但相当多的人认为我们现在并没有到这个时候，这是要解决的一件事。
第二件事理念，和城市政府打交道多了，从官员脑子里经常闪现出这样的说法，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市民服务，这没有问题。但我觉得应该换一个说法，叫做为纳税人服务。为市民服务和为纳税人服务有什么不同？当讲到市民的时候往往是户籍人口，非户籍人口在市民眼中认为是可以不服务的。比如北京这样的地区，当公共汽车拥挤的时候，大家抱怨的就是外来人口排挤了城市居民；当小学收了农民工的时候，城市子女也觉得是外来人口分得了他们的奶酪，大家就是这样的概念，我服务的对象就是有户籍的人口，改为为纳税人服务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因为不管是农村人口还是户籍人口，实际上你只要生活在一个地方都给当地政府贡献了一份税收，这和以往的常识不同，很多人过去曾经认为外来人口、农村人口不对当地政府做出贡献，其实不是。因为我们的税制结构有两大特点：一是70%以上是间接税，消费就是纳税，吃什么用什么就是纳税；二是90%以上是企业税，企业都是待分配税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纳入到转嫁范围的税收，所以，不管是哪来的人，不管户籍地在什么地方，不管你缴纳什么样的税，你只要生活在北京就给北京缴纳税收，就有权享受这样的公共服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第三件事政府支出结构需要调整。目前要搞城镇化是政府需要花钱，主要花在公共服务上。我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结构是20/40/40的状况。政府基本职能支出大概占全部支出20%，经济建设支出占40%，社会福利支出占40%。对比其他国家不同，美国基本政府职能支出30%，经济建设支出10%，社会福利支出60%；欧洲国家基本政府职能20%，经济建设支出10%，社会福利支出70%。像转型国家，比如匈牙利和波兰这样的国家，基本政府职能支出20%，经济建设支出15%，社会福利支出65%，我们要改变这样一种结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花钱这个钱从哪里来？在经济总量不可能有就业增加的情况下，调结果是必须的，不把这个结构调过来，不走和世界趋同的道路是改变不了的。
第四件事是政府收支视野也需要很大调整，我们一提到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时候，大家把眼光就盯在政府财政预算上，现在的说法是一般公共预算。一般公共预算占全部政府支出比周只有60%多，还有37-38%停留在其他三项预算上，政府基金预算，社保预算和国有资本金的预算。随着基金预算法在中国的实施，我们应该有一个大预算的概念，把所有的政府收支都作为提供公共服务的财源所在，如果从非一般公共预算移入一部分的资金，或者在四类预算中加入统筹，我们可以动用的农村居民市民化的财政资金的来源将会多出许多。
我想这几个方面可能是在当前的形式下做好城市化推进工作当中的可以看到的几条。谢谢大家。
倪鹏飞：感谢高院长精彩的发言，新型城镇化最根本的是公共服务，公共服务最根本的是财税问题，高院长给我们打开了思路。我在高院长身边工作，这些他原来都没有讲过，所以，百人论坛大家互相分享自己的专业是非常有意义的。
接下来我们有请家华所长。
潘家华：谢谢。蔡院长，秘书长，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激活三线基地，均衡优质城市空间布局”（音译），这也是我学习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一点体会。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精神中，有非常明确的要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科学规划城市空间的布局，在中西部地区发展城市，促进边疆中心城市和口岸城市的发展，让中西部地区的广大群众在家门口能够分享城镇化的成果。我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体会，就在于中西部城镇化多处在三线地区，三线地区城镇化的发展动力不足，城市空间格局发展是失衡的。
总结一下，实施火热的三线激励，今天是城市发展的洼地，当然是好人好马上三线。改革开放以后，孔雀东南飞，造成了三线大量投入的这样一些基地空闲空置废止。孔雀东南飞，刚才说到农业转移人口的农工问题，一线地区广东超过2000万的流动人口，即使河北也有超过150万人口的流入地区。在中西部地区，甘肃、陕西、重庆、四川，流出超过1000万人口，河南是1150万人口，所以，中部地区出现一个城市化发展的塌陷地区。
当年的三线建设是20世纪60年代，在座这个年龄大家都应该比较熟悉当年的三线建设，在我们家的旁边就有三线建设基地。这些基地应该说从1964到1980年持续16年时间，在社会主义生产领域布局是由东向西的大产业转移，总的投入应该是超过2000亿，占国家总投入40%。带动劳动力超过400万的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超过数千万的农民工。成果就是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这是三线建设的成就。我们现在有很多，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三线建设作为这样一种空间均衡布局的伟大创举，它是属于产业高端。我们说西飞就是属于三线布局，在贵州振华电子（音译）也是属于高端基地，它是优质的，就是我们在三线建设中，当时党中央国务院将七所高校内迁到四川、甘肃、陕西，形成了一支优质的当地教育资源。即使是这样一些厂区，教育文化资源也是非常优质的。比如已经停产的贵州安顺飞机制造厂130厂，它里面就有学校、有文化宫等相应设施一应俱全。而且三线建设有大量的城镇化外延效应。
现在我们说要缉获三线基地的意义非常重大，首先它是我们经济增长的动力。三四线城市，相应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医院、学校等等要进行投资，在改善自身的效果和边际投入上是非常有意的。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相对于东部地区边际收益更优，对于我们根除“城市病”盘活资产也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特别是高铁网络。高铁网络都是属于大城市之间的连接，我们对这样一些中等城市，应该说是空白的三线地区正好可以联系在一起。
我们现在要激活三线基地来均质配给城市发展的优质公共资源，应该说是一个再平衡问题，可能就有一种误解，应该说是一种零合博弈，把东部学校搬到西部是不是对整个社会有帮助？其实不然，东部地区是负资产，到中西部地区就是一种正资产和正能量。有人说这样一种行为就是行政干预，但我们对公共资源就应该是公共配置，它不是市的竞争性资源，应该围绕民众的利益，所以，不存在，而且必须要有这样的行政干预。有人说这样会不会突破环境容量，其实也正是我们需要这样的环境容量，使得中西部地区能够得到均衡均质的发展。
激活三线基地途径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现在需要避免我们讲到的承接，中部地区承接东部产能转移，这些概念我们需要反思甚至需要调整。中部地区在很大程度上，现在已经是属于低水平发展，高水平污染，“低发高污”，如果把东北淘汰下来的转移到中部，显然中国的中西部撇长功能就会被破坏。所以，承接是难以承受之重的。那么我们现在有些地方大到所谓的城市，把周边的郊县地区全部兼并到我们的省会城市或副省会城市，使得我们资源高度垄断，形成大量的优质资源，比如中国地质大学和矿业大学已经疏解了，现在全部返回原校了。而我们在湖北做城镇化调研的时候，也是发现在湖北荆门作为三线基地有很优质的飞机设计研究院所，有很好的优质的建设能力，现在武汉全部把它吸引过来。江汉石油学院也是当年三线建设的一个成果，武汉也是利用省会城市的优势把江汉石油学院的优质资产全部吸引过来，这样一种逆向转移是我们目前还存在的“孔雀东南飞”的情况。
现在我们要选择，应该选择我们优质公共资源特别是高等教育和医疗资源，应该要往中西部地区走。在北京再搞一个985又有多大的效应？如果把这个985放在景德镇，光景德镇的瓷器我们可以多卖多少，道理很简单。现在我们对一些重大优质资源，对重大国家活动，像G20会议在首都、在东北、在特大城市、中部都要均等配置。而且在产业上我们不应该简单强调中低端制造业，三线建设全部是高端，现在我们这样的转移也应该是一种高端。所以，我就有这么一个学习思考。谢谢大家。
倪鹏飞：潘所长一直在呼吁均衡发展，发展西部、三线的观点，正好城市工作会议也就这个问题有一些中央的考虑和安排，所以这一结合，相信潘所长的观点会得到呼应和落实。
下面有请国家发改委国土地区研究所原所长肖金成所长发言。
倪鹏飞：感谢肖所长精彩犀利的观点，但我觉得他关于中等收入陷井那个说法，媒体可不要报道，我们内部讨论。肖所长总体悲观，但还是充满信心的。
接下来有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侯永志先生发言。
侯永志：各位领导专家，我讲点我的看法。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全面系统的提出了新思想、新观点，也对城市工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部署。刚才各位专家也对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精神做了全面系统的阐释，我觉得我实在没有太多内容可说。我就结合最近看了一本书，英文的《为什么平等对每个人这么重要》，我结合这上面的一些内容谈谈我对城市宜居性的看法。
我们知道城市工作会议第五点，实际上是第四个统筹，“统筹生态、生活、生产三大布局，提高城市发展宜居性”“要把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内在联系建立起来，要有生产高效等等”“强调要把城市建设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我是仔细研究了这一段，我感觉这里面从举措来理解，主要是硬件建设，也许我不一定理解那么准确。在讨论美丽家园时强调人和人、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处。对人和人、和谐共处讨论不是很多，具体内容我就不说了，比如微循环、住房改造、传承历史、建设城市好山好水，我感觉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内容。
我想说一个观点，城市的宜居性，从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的，其实我们以前也想到过，但没有讲得那么系统，它和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是有关系的。宜居不宜居，比如我的小孩18岁了，上高三还在接送，因为你不相信别人，路上安全不安全，是不是有坏人，这种本身是我们的宜居性建设的很重要的问题。当然我们做一些研究，信任是影响个人，同时也影响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信任度高意味着人们感觉到安全，他们没有那么多担心，他们把他人看作合作者而不是竞争者。另外，美国的研究把信任和健康联系在一起，认为信任度越高，活得时间越长，如果我们居住的社区总体信任度不高，信任别人的人会从中受益，不信任别人的人可能会出现各种问题。实际上增加了我的生活成本，按理说我不应该接送小孩，但必须接送，也使得我的宜居性不够高的一种表现。
我们在城市建设一个现实社会，和乡土社会是不一样的，乡土社会靠血缘，我们过去在计划生育时期，我们靠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相处的环境。现在我们怎样建立信任社会，讲到这一点也是很有意思。我们相对平等的社会是容易建立信任关系，而不平等的社会，不平等是一个有力的社会分离器。这说明收入差距越大，社会信任程度会降低。有一些调查，像荷兰、北欧日尔曼语系国家人民信任度比较高，瑞典以60%居首位。葡萄牙信任程度是最低的。同样作为市场化国家，每个国家的信任程度是不一样的。
这个研究我没有给大家做PPT，但就提出了信任程度和贫富不平等程度的观点。后来他讲了一些笛子，比如美国飓风之后，发现很多警察坐着船去救人，其实是抓小偷，这就是因为贫富差距很大。而在挪威很多人自愿把地毯放在那里让人使用，而不担心别人会拿走。所以，我们要增进平等和信任关系，提高城市生活所谓的宜居性。所以，我的观点我们要建立更平等、更公平的城市社会，也是我们要建设宜居城市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今年1月份，《求是》杂志第一期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我是在网上看到的，纸质的我也没有看到，我想网上也不会造谣。习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人民共享，要做出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贫者食糟糠的现象，这也是中央要求的。”当然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城市内部不平等很大，我们不说基尼系数的概念，最近我们在做一些数据，简单五等分层数据，城市居民有五倍之差，我们如果按照十等分组，我不知道有多少，如果按一百组分，可想而知最大差距会扩大到多少。这其实会影响一个城市的宜居性。最近我碰到了北京N多人，他们就感觉北京生活成本很高，他讲的就反应了一个情绪，他说哪个省的回哪个省，这样北京的物价和房价就解决了，当然他讲的不是真理，但反映了一种情绪。他觉得他们的生活确实是和王健林比差太远了。我们怎样使这种不满的不良情绪，防止它的积累，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如果说我们任由它发展，不用说别的了，很可能我们不说太远，至少我们感觉到城市不算宜居的。
谢谢大家。
倪鹏飞：刚才侯部长从宜居性角度，从社会方面影响到宜居性引经据典谈出了非常好的观点，这是我们学者下一步应该好好研究的。接下来有请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杨保军发言，据我了解，保军参与了文件前期准备，你给我们学习兼解读，主要带着我们学习一下。
倪鹏飞：感谢保军做的精彩发言，我们知道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也集合了全党全体人民的智慧，也集合了全体专家的智慧，刚才这个解读使我们对报告的理解更深刻，也感到更亲切了，这个报告还有我们百人论坛的成员参与其中，向保军表示感谢。我个人特别感谢把提升竞争力放在里面了，我们可是有任务了。
下面进入第四个环节，我先讲两点，一个是我做一个广告，高院长在这里，我们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最近有一个杂志《财经智库》。这本杂志专门是发表政策类、战略研究了成果，显然我们城市是非常大的一块内容，给大家提供非常好的平台，今天负责人杨志勇（音译）也到了现场，他刚才和大家也交换了联系方式，请大家多多支持。
二是这次会议得到了很多各方面的支持，各位领导的秘书、中心和院里领导都给了大力支持，向大家表示感谢。
接下来我们进入自由发言环节，时间稍微拖了一点，但不算太多，我们把握好时间，在五分钟之内，每个人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希望大家来了都有一个发言。我们还是按照名单排着来。
郑老师我以为他不来了，结果他来了，正好院里领导找他有事，那么李善同老师在郑秉文位置上，那你先发言。
李善同：很高兴有这样的学习机会，特别是听了各位领导学习体会，很有收获。为了这次会议，我特地调出来看了一下，我觉得有几点，特别是对于认识规律、遵从规律、顺应规律的印象特别深。另外强调了城市化是一个过程。
从这里我引申出两点。第一，怎么认识劳动力流动规律和户籍改革。当时讲户籍改革的时候，那时候陈锡文在我们中心的时候说过，户籍最开始是一个管理信息系统，可以提供人口到底是有多少，多少人在城市，多少人在农村，每个区域有多少人，年龄结构什么样，有多少人是从事农业有多少人从事其他职业，实际上这是一个信息系统。但后来把这个东西挂了很多钩，粮食短缺挂粮票，等各种各样的票。现在最让我难受的是户籍和小孩上学，我们家孙子现在上学，到底买哪儿的房，户籍又有影响了。所以，这种挂钩其实不是户籍本身，应该是其他制度的问题。户籍改革为了消除人口流动壁垒是非常重要的措施，但它只是措施，而不是目标。所以，我们应该认识劳动力流动规律。
劳动力流动今后比过去还会更多，最近到东莞去，东莞1300万人，现在800万人，那里产业升级，机器人代替劳动力，所以产生了劳动力向别的地方转移。所以，户籍问题应该为劳动力自由流动更好的提供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今天高院长的话我很认同，实际上公共服务不应该和户籍挂钩，应该和纳税人挂钩，纳税人实际上和你在哪儿工作多少年相关，所以在下一步户籍改革时，一个是多少这个，另外脱钩是非常重要的方面。
还有一个问题，我经常参加一些会议听到不同的意见，有些疑问的问题。刚才保军也说到了中国地区差异很大，究竟不同的地区城市群或者城市发展的形势是什么样的？我听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理解胡焕庸线是对中国分布的总结，当然它是经验线，但并没有说具体是什么样的。但据说搞地理的人说，这条线反映了地方病等等都可以用这条线解释，这条线反映了中国自然禀赋的一条线。但现在我们有些人就说，规律能不能突破？所以，这就是对胡焕庸线怎么对待的问题。
我们看城市群在东部地区可以说是无缝连接的。长三角、珠三角城市和城市间看不见界限在哪里，除非有一个大牌子欢迎你到这里来。但你到西部来，就不用看牌子。所以西部和东部城市群的形态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搞城市群思考的时候，到底怎么理解胡焕庸线，到底怎么理解城市不同的状态，我们到底要遵从胡焕庸线还是突破胡焕庸线，这是城市研究界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共识，要不然突破和遵从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方向。所以，我在这里就谈这两点，我感觉到比较突出的想法。
原则就是要把人口、资源环境和承载能力相适应，这是对的。承载力不够的地方就人少，多了的地方就多。
倪鹏飞：谢谢李部长的发言。下面请李迅（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院长。
伟讯（音译）：我给大家汇报一下我自己的学习体会。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的学习和十三围发展我们马上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发展的格局要联系在一起。十三五提到战略布局四个全面，特别提到生态文明建设要贯穿全过程，特别是五大理念的提出，大家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的发展，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我体会这次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是充分贯穿了五大理念，特别强调的要尊重城镇发展规律，科学的规划建设管理城市。
会议精神里我体会有两点，一是我国城市发展已经进入到新发展时期；二是城市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建设成为现代化建设中的引擎。我想进入城市社会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于提升自己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种新认识，我们的重点要转到城市治理上，城市治理的能力和体系要现代化起来。这次提到了五大统筹，涉及到十五个方面，我觉得贯穿了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特别是绿色以及共享这两个理念过去谈得比较少，但现在我们谈到发展为什么有五个统筹涉及到十五个方面贯穿了。
在提到尊重城市发展规律里，我去找到了1978年第三次城市工作会议时取得的成就，它也是在总结那个时期如何尊重城市发展规律，比如说我想当时提到了有规划比没有规划好，过去我们曾经对城市建设不那么重视，或者对它的规律性没有很好的把握，曾经提出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城镇化有一个阶段落后于工业化，下面要强调两者，城市的经济要协同发展，提到对城市生产要合理布局。那个阶段又提到了要先规划后建设，避免边设计边施工，特别强调了规划管理权必须集中在城市政府，这是1978年文件里提到的。还有一段更有意思的，文件里提到了城市规划与城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互为依据，相辅相成，要切实搞好两者的衔接。那个文件里当时把城市规划的地位提得那么高，强调了先规划后建设。同时对基础设施提出要先地下、后地上的原则，基础设施适度超前，提到了城市规划方针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提到了建设资金主要靠地方财政解决，国家给予必要的支持。这些都是总结了城市发展规划后的一些总结。比如我们现在提到的城市地下工程建设，那个时候已经提到了“先地下后地上”原则，那是城市的良心工程，现在反而成为了我们的短板，所以，我们对规律的掌握有时候会忽视。
如何尊重城市发展规律，我这里提出五点学习体会，重点可以把握这五个关系。一是统筹城市和经济的关系，城市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农业人口向城市规模化转移的过程，但是如果你脱离了经济发展人为大搞造城运动，难免出现无人居住的鬼城和死城，要尊重规律，工业化和城镇化合理相配；二是统筹城市和农村的规律，农村过去分担了城市发展的成本，它是一个空间载体，是城市活力蓄水池，也是社会发展的稳定器，为城市发展做出贡献。但现在农村出现的问题，空心化，如果不大力反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发展难以独善其身。过去霍华德提出田园农村，城市和农村要像一对夫妻那样友好乡村，农村凋敝了城市也发展不好；三是统筹区域和城市规划。城市规划一旦脱离了整体布局，区域规划就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现在建设部正在大力推进城市体系规划，北京交通治理、雾霾治理一定离不开河北和天津，不同地区的发展一定有不同地区的发展策略。四是统筹城市与自然的关系，提高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宜居性，内在的要求就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所以城市规模一定要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实现对资源环境最小的人工干预，最终实现从摇篮回到摇篮的目标。五是城市发展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科学技术发展对城市发展有正向促进作用，比如交通、电梯和通信技术，但也有反向作用，比如非典时期的传播是通过飞机，当年制冷的氟里昂，包括手机，金融诈骗等等。六是尊重规律，城市是一个复杂的聚系统，城市工作要做好一定要搞好城市规划，我们城市规划的理念和方法要不断的创新，三十年来城市规划的理念和方法也在不断创新，最近大家在关心低碳城市、生态城市和韧性城市，最近又提出了宜居城市，这些都是城市规划的理念和方法的不断创新。
我就汇报到这里。
倪鹏飞：现在我不得不提出一个苛刻的要求，希望下面每人三分钟。
张车伟：我就对尊重城市发展规律这次看到印象非常深，提一点感想。首先什么是城市发展规律？我们城市化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客观的点，为什么要城镇化？一定有客观道理。首先，城市人民富裕，收入高。第二，城市聚集度高，从解决学家看法来说有效率，城市的人比聚集到农村更加推动经济发展。第三，城市在过去宜居，在比较早期的状态下，城市还没有遭遇这些问题的时候，总体来说是宜居的。但现在看来有些条件发生了变化，至少第一、第二种还存在，但第三很难说了，很多地方的城市不见得宜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怎么认识现在的城市化的状况。
第一，现在的城市化我自己觉得已经接近尾声，强弩之末了。具体的原因我不讲了，按照统计局来说是55%，从我自己算，真正和国际上可比的土地来计算我国城镇化率也是高了（音译）。今后我们城乡之间要维持什么样的关系？新型城镇化到了不仅要建设城市，可能还要建设农村的一个时候。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有两个改革非常重要。一是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已经上路，城镇化提出户籍人口城镇化有一个抓手，但这可能并不是我们户籍制度改革最终的目标。我们户籍制度改革最终目标还是要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认为户籍最后还是要被取消的，不可能继续存在，最后我们还是要用一种登记制度达到配置资源的目的。
第二，现在到了审视或者是重新加快农村改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很多政策还没有形成。过去谈到一些城镇化的时候，不可避免都要谈到农村改革，因为现在很多农民也在问，我到了城市以后，农村权利怎么处理，现在我们常讲的农村三权，承包地经营权，宅基地还有集体经济收益权，从中央文件规定上来说不影响，但怎么不影响现在还没有回答，各地有一些探索，但我想在今后“十三五”当中这两项改革要加快。
还有很多认识，时间关系不继续说了。
魏后凯：刚好25号中央网信办让我去谈一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他们主要做宣传的问题，也因为这个时间的限制，最近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中央城市工作会议。
我个人学习以后觉得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和突出了六大点，我不展开了，前面很多都谈到了。一是强调尊重规律，这里贯穿着一个思想就是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等等。
二是强调全面统筹，因为这里面提到五个方面的统筹，十五点实际上是一种归纳，它是归纳成三个方面，比如三大主体就是一种主体的归纳，主体很多，它是为了文件好看，所以它体现了一种全面统筹，从五个方面展开，我们要把握这种全面统筹的思想。还有城乡问题和城市区域问题也要统筹，还有很多没有写进来，所以我觉得第二点强调的是全面动抽。
三是强调特色发展，这里面体现了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到底中国特色在哪里？是一种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我觉得现在我们还是没有搞清楚，大拆大建没有把文化保护下来，现在发展城市就是宽马路+大板墙+高楼大厦都是不符合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道路，没有文化，包括北京建设也是对我们的文化不自信，所以要强调特色发展。
四是文明城市概念，这是一个新的概念，应该有一个新的界定，强调文明城市概念。
五是强调安全，城市的发展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实到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我理解这是一种大安全，包括生态、包括食品安全和其他的安全。
六是强调城乡一体，大家谈到很多了，城市发展必须在城乡一体大框架下谈城市发展，过去我们新型城镇化把城乡一体放在城市化的框架下，这和中央文件是不一样的，城镇化城市发展应该在城乡一体发展框架下来考虑城市化发展。城市和农村也是双向互动的，一方面农民进城，进到城市要市民化，本地要市民化，同时农村一系列的资源产权制度要改革，要和城市化衔接起来。另一方面，城市里面的资源，人才、资金、技术要下乡，双向互动。这就是未来的城乡一体。我觉得强调了这六个方面的理念，尊重规律、全面统筹、特色发展、文明城市、安全第一、城乡一体。
李国平：非常感谢有机会和大家学习，三分钟时间我简单讲一下。在文件里主要强调了规律和五个统筹，我觉得规律是非常重要的。到底是什么样的规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理解，刚才仇部长也讲了怎么样进行理解。
一是我们城市化或者城市有多少人，这是非常重要的，多大的比例，这里面总结西方的经验也有体现，在这样一种状况下，中国城市化还要继续往前走。但从规律来讲，它会慢慢的迟缓一些。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后的城市化的速度可能要降下来，每年增加的要降下来。这时候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考虑规模适度，强调质量优先的这样一种发展道路。正好在2013年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城市的承载力要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相适应，如果不能适应可能就有一种过度城市化的问题。
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这么大？像刚才杨保军院长讲了，中国的超大体量，每增加一个点意味着很多的非农业人口，在中国还没有完全到发达社会的情况下，城市化率或城市化发展不能过急过快，用路大道（音译）说的话，所谓的大跃进，类似于这样的要规模适度，质量优先。
二是我们现在存在很多大城市病，在一定程度上城市是有效率的，但一定程度上大也是没有效率的。这种过度集中导致的问题，我们不是要进行扭转，而是强调多中心网络化，既保证大城市本身的规模经济效益，同时又避免单个聚集造成的问题，也就是要一个多中心网络化的发展。
三是主要提出了这个问题，东中西空间规律还是自然决定的一些东西，我们以前叫做地理环境决定论，当然这个过时了，但人力相互关系论还是强调的。不可能在不同的地理位置、环境、气侯、水温下搞一样的模式下，所以还是不一样的，有些是集合式发展，有些是网络化的发展，东部形成更大的规模，中西部相对小一些，在这种模式和规律下发展。我已经超时了，对不起。
叶裕民：谢谢有这个机会来参加学习。我学习这样一个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我也体会最深的就是尊重规律，规律的提出很兴奋，其实这是一个常态，但我们回到常态本身让我们觉得非常兴奋，道法自然是中国文化最高追求。
从此延伸出来城市是个大系统，单个城市是个系统，全国城市作为整体也是一个系统，如何用系统论的思维和方法去重新建构城市治理的框架，可能是一个大问题。时间关系，我想说两个观点，一是全国城市而言，我们没有把已经达到具备城市本质特征的那些证纳入城市管理框架，致使城市载体太少，使得我们以过少的城市不能完成新型城镇化的责任，形成了很多的城市问题的积累。城市个数来说，像日本有百万人，有五个城市，中国目前每百万人是0.5个城市，13亿人不能仅仅依靠600个城市完成我们的新型城镇化。我们的设施标准17年没有调整，设施标准严重滞后是导致大量不能进入城镇发展的一个轨道，限制了近千个中小城市的公共服务投资的水平和投资企业家的营商的环境，限制了中小城市的承载力，使得大量的人往大城市聚集，使得城市病长期没有有效治理。因此我们要解放创新城市的设施制度，激发中小城市的革命，控制大城市。
第二，城市本身是一个系统，我们需要成立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为城市管理体系提供系统解决方案，这是针对中国当前城市管理是被十多个部门分割，这样的管理有表面化、简单化和功利化的倾向，每个部门为了降低管理成本和提高管理效率，都管最好管的最简单的问题和领导看得见的问题，但把一些难管的跨部门的问题留下来成为了城市突发管理事件，中国城市管理存在着悖论，各职能部门管理低成本高效率，而整个城市的整体运行是低效率高成本的。所以，建立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因地制宜的建立各个城市总体管理框架和解决方案，定期每月每季度召开联席会议，联合各部门解决重大城市治理问题，解决预防城市重大问题爆发隐患，这样的经验在国内外非常多，时间关系不说了。
刘志：听了倪部长的学习体会非常精彩感受非常多，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了未来城市化发展的方向，内容非常丰富，关键在转型，大方向是清楚的。转型的问题是在于快慢，快有快的好处，慢有慢的好处。我在国外工作时间比较长，原来在世界银行工作，我也看待发展中国家城镇和中国城镇化的比较，中国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我们的政策全世界各国都在说，但别的国家都是纸上谈兵，中国的政府机构的实施能力非常强，这是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现在要越过中等收入陷井唯一有实施能力的国家，我们可以按照我个人的观察，我有这样一个结论。但实施能力强，有的时候也带来不好的后果，比如不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做出的错误决策，实施之后就出现问题。这次有了这个会议，将来我们在政策上更有前瞻性，再配合我们良好的实施能力，我们城镇化的前景应该是乐观的。现在我们一讲到城镇化问题和城市病的问题，我们有两大短板：
一是管理能力低，今天我们说到的交通堵塞问题不是城市病，发达国家已经解决了交通堵塞问题，尽管还有交通堵塞，北京市的交通堵塞大部分的问题没有关系，停车没有管理大家都知道的问题，不能把交通问题看成是城市病问题，随着将来地铁网进一步的加密，公共交通的发展，北京市的交通是能够解决的。但是我们去机场的路上，大家看到违章的车一辆接一辆但没有人管，这是管理能力低的问题。
上星期我在交通部开会，谈到综合交通服务一体化，我举了个例子，我说我们到香港机场一出来，香港机场快线是跟机场出来的门是平行，最短的时间就可以上机场快线，北京的机场快线和T3楼是直角的，我希望这个问题不再北京新机场出现，交通部告诉我，就是这个状况，准备就是按照直角线来建设，大家都知道这个问题，但改不了。这是管理问题，我听了非常震惊，规划建设还是解决不了，希望交通部副部长当了民航部副部长以后这个问题能够解决，所以转型时候慢可能有慢的好处，因为这个机场建好了是一百年的事。
二是城市管理模式，中国的城市管理模式是属地管理基础上形成的，现在城市公共服务的提供是和空间地域上来讲，已经越过了属地管理模式。国际上我们看到在美国和欧洲有很多灵活多样的城市公共服务提供的模式和管理模式，中国现在还没有出现，珠三角有一些，但这能不能出现，刚才高院长讲得非常好，就是地方财税制度我们要改革，目前中国是地方政府没有财权，因为税没有税权，税种和税率都在地方政府手上，地方政府想按照自己的规律做事，但没有抓手，各个地方政府有了一定财权之后，遇到城市建的合作，那么它就会有意愿找旁边和它有成本效率关系的合作，这样灵活机动的管理模式就会形成，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很可能以后会看到未来几十年城市化，这个城镇政策非常重要，这直接影响到管理模式。
最后我要讲一点，现在美国很多城市遇到财政问题，我工作的单位林肯土地政策研究院最近提出一个议题，城市财政健康，这源于底特律的破产，我们看全世界很多城市都有这样的问题，中国的城市也遇到城市健康问题，北大林肯中心最近也和社科院和杭州城市学学会，我们准备合作举办一个中国城镇财政健康国际研讨会，想在这个议题上推动中国对城市财政问题的一轮的讨论，在这里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谢谢。
郑思齐：各位前辈，我主要是来学习的，今天已经收获很多了。
作为一个比较年轻的老师，我现在做的研究可能偏微观，我从这里讲一下我的一些想法，也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宏观层面上有一些呼应的关系。
我主要做城市经济学和房地产市场。大家知道房地产市场问题很多，包括房价泡沫、鬼城等问题。但我今天想说的是房价出现问题可能是一种指示器，房价过高或者我们现在出现的鬼城空城问题，就像人发烧一样，房价是人脑门很烫，但并不是脑门出现问题，有可能是你身体有炎症。其中很大的问题是公共服务基差过大，结构失调导致的房价扭曲。我做过很多种研究，包括城市间的研究，城市间房价差异大概有30-40%会被城市间公共服务不均等，有些城市集中了过多的优势公共服务资源所解释。大家知道北京上海聚集了很多的高校，高考分数很低；有很多优质的医疗资源，城市间是这样，城市内也是这样。我们研究局部失衡就会使得优势区位特别有吸引力，大家都会抢那个区位的房子，比如学区房，也会导致大家过度投资。这导致了房价空间差异大，一些泡沫问题也会导致空气污染和交通拥堵问题。所以，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定量研究，比如在北京，把它调整到均衡的状态，把优质公共资源分散化以后，我们发现带来交通拥堵指数6%的降低，也会带来PM2.5的4.8的降低。如果把时间价值算上，人们认为时间价值是工资的一半，这样算下来可以达到全年北京全职工总收入1%，这是很大的收入的减少。我想从这一点来说，房地产市场很多问题要看其深层次的原因，如果能够解决城市间和城市内部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决一些问题，包括我们提到的鬼城的问题。这就是我的一些主要的看法，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到优化城市空间协作，正好呼应到我的这样一些观点。谢谢。
倪鹏飞：特别感谢各位领导和专家坚持到最后。还有三位青年才俊时间关系就不讲了，隆重向百人论坛推荐他们。谢谢诸位和各位媒体朋友。谢谢。
（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