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5年会”文字实录（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主持开幕式。
李培林:
尊敬的徐匡迪主席、尊敬的华安·克洛斯先生、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欢迎出席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5年年会，尤其欢迎联合国副秘书长、人居署署长华安·克洛斯先生一行，他们从内罗毕专程来到北京参加会议，而且长期以来一直高度关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消除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实现城乡协同发展是转型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也是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中国城市百人论坛将今年年会主题定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乡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今天到会嘉宾较多，请允许我介绍一下出席会议的主要领导：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先生，联合国副秘书长、人居署署长华安·克洛斯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学部委员王伟光，中国工程院院长、院士周济，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原国家住建部部长汪光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院士张亚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蔡昉，中国工程院党组成员、院士赵宪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部委员张卓元，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士邹德慈，清华大学教授院士钱易，国务院参事、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牛文元，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院士陆大道，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院士范维澄，清华大学教授、院士江亿，中国工程院院士杜彦良。
请大家一并鼓掌欢迎他们的到来。由于今天与会人员较多，我在此就不一一介绍了，请大家对与会的领导，特别是对很多各行各业来的专家在中国参加会议，我们一并表示欢迎。
出席今天会议的媒体朋友来自人民日报、人民网、光明日报、新华社、中国网、中新社、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经济参考报、每日经济新闻、北京青年报、新京报、中央电视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等，对他们的到来我们也表示欢迎。
接下来进入正式议程。
首先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王伟光院长致辞。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致辞。
王伟光: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经过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共同努力，2015年中国城市百人论坛年会今天开幕。首先谨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向前来参加本次论坛年会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地欢迎和衷心地感谢！
当前，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镇化进程，这一划时代的伟大事件不仅将使中国告别传统的乡村社会跨入现代城市社会，而且将深刻影响世界发展趋势和人类文明进程。当然国际国内城镇化的经验教训都已昭示人们城镇化在创造巨大发展红利的同时也带来不少严峻的挑战和棘手的难题。
众所周知，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已经有37年的时间。受惠于农村的改革与发展，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中国城镇化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发展过程，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提升到2014年的54.77%。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高了城乡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推动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结构变革，促进了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全面提升，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中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急剧扩大向逐步缩小转向。2002年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比一直在3以上，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即3.33：1，2014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首次降至3以下。与此同时，农村建立了免费义务教育、新型合作医疗、最低生活保障、社会养老保险等制度，使得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向均衡的方向发展。此外，一些先发区域和城乡统筹试点区域正在迈向包括城乡产业、要素市场等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的一体和融合发展。中国430多年的实践充分证明，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引擎，是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要求。
城与乡作为两种不同的经济社会空间形态，具有不同的自然属性、不同的人口分布和不同的社会功能。与此同时，城与乡又具有诸多方面的互补性和共生性，承载着同等重要的价值，实现两者有机结合，协同发展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但是必须承认在传统城镇化背景下，城镇发展以牺牲农村发展为代价，导致城乡的分割、分化等问题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进程过程中，中国虽然没有出现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曾经广泛存在的长期城乡对立、大量城市贫困、严重农村破败等问题，但是也存在一些必须高度重视并着力解决的突出矛盾。例如，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建设用地粗放低效；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不高，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自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力，城乡建设缺乏特色；体制机制不健全，阻碍了城镇化健康发展，等等。
面对上述问题，基于对过去30多年城镇化快速发展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提出了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新要求，强调要加快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通过改革释放城镇化发展潜力，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城乡一体化，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和谐进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
这次中国城市百人论坛将“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协同发展”确定为2015年年会的主题，为与会专家学者共同揭示城乡协同发展的内在规律、探求城乡协同发展的妙计良策提供了重要平台和难得机会，对于解决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在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挑战和难题具有重要意义。相信大家通过深入的交流和研讨，一定会形成一系列关于促进城乡发展的城乡一体化的富有创新型和建设性的理论观点和对策建议。
衷心祝愿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5年会取得圆满成功！
衷心祝愿各位专家学者身体健康！
谢谢大家。
李培林:
下面请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致辞，并发表主题演讲。
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致辞。
周济:
尊敬的徐匡迪主席、Joan Clos副秘书长，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同志们，首先我代表中国工程院向参会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诚挚的欢迎，对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地祝贺！
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和城市发展面临着历史性的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同时也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如何走出一条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保持城乡协同发展是未来城镇化发展的艰巨使命。
城镇化涉及到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多领域、多学科的研究，在这个背景和形势下由三院共同主办中国城市百人论坛，适应了发展的需求，相信必将有效地整合多个城市相关领域的杰出的研究专家和团队，凝聚学术界的共识，建立起跨学科、多领域的思想交流平台与协同创新平台，从而加强城镇化和城市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研究，更好地为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咨询，为促进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协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中国工程院愿意同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一道共同支持论坛的发展和运行，一起就城镇化发展问题交流研讨，促进三院的合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今年9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阶段性总结大会，就在这件会议室他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对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一年多来，以徐匡迪主席为组长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以高度的全局意识、担当精神、专业素养，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功能定位、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以及交通、生态、产业等三个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和改革创新，试点示范等重大问题精心组织专题论证，深入三省市实地调查研究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提出了大量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高质量的完成了各项咨询任务，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以科学咨询支撑科学决策以科学决策引领科学发展的成功范例，对我们进一步做好战略研究和咨询服务工作，服务国家决策，也为我们下一步深入的进行城镇化研究树立了卓越榜样。
最后再次感谢各位专家对本次“中国城市百人论坛”大力支持，预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
李培林:
下面请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亚平致辞并演讲。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亚平致辞。
张亚平:
尊敬的徐主席，尊敬的华安·克洛斯副秘书长，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早上好！首先代表中国科学院、代表白春礼院长对“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5年年会的成功召开表示热烈地祝贺！
今年年会的主题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协同发展，国家有关部门的领导、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专家、国际组织的官员就我国城乡协同发展中的战略与规划、体制与机制、资源与环境、经济与社会、空间与工程等重大问题进行研讨，对“十三五”期间制定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借此机会我谈三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第一，高度重视城镇化进程的艰巨性、长期性。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1950年的城市化率12%，目前50%左右，近60年增加了40%。美国1900年的城市化率40%，1950年64%，目前84%，近110年增加了44%，近来60年增加了20%。尽管美国的城市化道路与中国城市化道路不一样，但城市化的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城市化主要是人的城市化，不仅是经济的进步，还有社会的进步、文化的进步、管理的进步等，任务相当艰巨复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需要扎实推进，少走弯路，避免盲目跃进。
第二，高度重视农业、农民、农村的权益保障。在中国60多年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前30年受益于工农产品的“剪刀差”，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工的“劳动力红利”提高了“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近10余年农村土地又成为“土地财政”的主要源泉。在未来城乡协同发展过程中，对农业、农民、农村的权益给予保障，反哺农业、农民、农村这是和谐社会、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的需要。
第三，高度重视城镇化过程中生态环境的支撑保障作用。近年来，城市的环境污染问题受到了高度重视，但城市生态问题刚刚引起重视，海绵城市、森林城市的建设刚刚起步，许多理论、技术等问题还不清楚。另一方面乡村的生态环境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目前多用城市的生态环境原理、技术去解决乡村的生态环境问题，这很不符合实际情况。如何解决上述问题，需要专家们提出意见，并进行实践探索，供政府决策参考。
最后预祝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李培林:
下面进入论坛的第一个专题论坛“城乡协同发展的战略与规划”，这个论坛有4位演讲嘉宾，首先请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先生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必须着力保护历史文化名镇”，大家欢迎。
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
徐匡迪:
尊敬的华安·克洛斯先生，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今天我所讲的稍微和这个主题有点差异但是也是这个主题内容之一，就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必须着力保护历史文化名镇。
在人类城镇化历史进程中，“镇”是城市的雏形和起点，它传承着历史的痕迹，承载着地域的特色，适应着不同的地形地貌，形成了风格迥异的建筑群，这是很宝贵的历史财富，千万不能用现在城市的职工宿舍取代那些含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建筑物。
中国现存的历史文化名镇，国家和省市两级有上百个，我归纳大致有以下七类：一是著名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像朱仙镇、宛平城、台儿庄，这些都是有民族历史记忆中不可磨灭的一些地方。还有边疆少数民族聚集的特色小镇，像室韦那里面百分一百是俄罗斯风情的，远古是苗族聚集地方，惠远是维族。还有特色地域建筑物集聚地，宏村是皖南徽派建筑的集聚地，像湖南湘西的芙蓉镇，整个镇都是用吊脚楼建的。还有福建的南靖是客家族的，碛口镇是陕北的窑洞，这个镇是窑洞造起来的，我真的很害怕像延安一样把窑洞都去掉造成高楼，这个我觉得是很可怕的事情。第四类是历史工商名镇，景德镇我们不介绍了，还有南浔镇、佛山。还有边塞的军事古堡，像张壁、居庸关、杀虎口、金沙滩。原来这个地名叫杀胡户，胡人的胡，后来康熙皇帝御驾亲征，带兵经过这里，他也是属于胡人，他看到杀胡口非常的不高兴，因为他已经成了中国的统治者了，所以就改成杀虎口，其实这个地方是没有老虎的，也没有杀过老虎。地址风貌特异城镇像泰宁、武隆、奉节的天坑。还有风光秀丽、举世闻名的旅游名城：乌镇、同里、肇庆等等。
现在我介绍其中的一部分，一个是徽派建筑集聚地，皖南西递宏村。西递位于黄山市黟县，始建于北宋皇祐年间，距今有近千年的历史，因为曾经设有驿站“铺递所”而得名。西递的明清古建筑群，特别是我国的徽派建筑艺术的典型代表，至今仍完好保存着120幢明清建筑，像这样的地方，现在国内其他地方已经没有了。西递是有桃花源的境界，最有特色的徽派建筑有惇仁堂、西园等，“胡文光牌坊“又成为“西递牌楼“，是明代徽派建筑的代名，也是西递的标志。而且西递只是一个村，但是它人杰地灵，培育出明代的荆藩首相、清代的二品官等等一批国家动量之才，这个地方虽然叫村，但是它是一个镇的结构。
举世闻名的世界公园，福建泰宁。泰宁是藏于深山中的汉唐古镇，有一千多年历史，也是武夷山下的两宋名城，千姿百态的丹霞地貌，与浩瀚湖水完美结合，成就了举世闻名的世界地址公园，地处东南有孔子故里遗风。
浙江乌镇是“清水穿城过、人家尽枕河”。它有1300年历史，中国首批十大历史名镇和中国魅力名镇之一。古镇自古繁华，还有一些特产比如杭白菊，杭白菊就是乌镇产的，江南的蓝印花布就出自这个地方。明清几代这里书院建的很多，所谓江南多才子，乌镇属最多。2014年世界互联网协会已经确定乌镇是互联网大会的永久会址。乌镇也是我的故乡，是我祖母的家乡。
世界建筑史上罕见的古堡小城山西张壁。古堡中地道、宫殿庙宇建筑一应俱全。方寸小城规划高超，心思奇巧的鱼形巷、龙形口、孔雀琉璃，处处可见。城中古庙神佛意，明堡暗道奇，堡墙用土夯筑而成。
长江、珠江两大水系汇合处的广西兴安。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统一中国，他搞了三大水利工程，一是都江堰，一是灵渠，连通了湘江和漓江，沟通了长江、珠江水系，从而与四川的都江堰、陕西的郑国渠并称为秦代三大水利工程，兴安镇还是红军长征和国民党军打的一个关键的一仗，是红军长征的转折之战，由败转胜的一次战役。
大家知道这些除了历史文化之外，还有一些古镇在历史上曾经是非常文化，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像鱼米之乡工商重地浙江南浔。有一些古镇在历史上非常繁华，南浔是太湖边上的鱼米之乡。南宋时期就有“耕桑之富、甲于浙右“。方圆十里，五坐园林、处处庭院幽深。明清时南浔特产“辑里丝”出口占全国的一半以上，由此成为近代中国丝绸工业的发源地，民族工业萌芽最早的地区之一，因此有了“四象八牛七十二金黄狗“之说，”湖州一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这个地方浙江省保护的非常好。
旧时江南醇正的水乡江苏同里。五湖环境于外，一镇包含于中，河水把它分割成七座街区，三十座古桥缀小城。家家临水、户户通船。退思园铃珑雅致。
在南方有一个陶都就是广东石湾，多数人并不了解。五千年的制陶历史，五百年的窑火到现在都不熄灭。公仔陶，陶醉天下人。一把泥土经过他们的手就走进了千家万户。石湾素有“南国陶都“之美誉，陶瓷生产始于唐、奠于宋，鼎盛于明清。曾经在清朝的时候和湖北的汉口镇、江西的景德镇和河南的朱仙镇并称为全国四大名镇。
云涌吉祥，风吹和顺。全国最大的乡村图书馆所在地，云南和顺。它有六百年历史的边疆古镇，是中原、东南亚、南亚三大文化板块交汇而成的南方丝绸之路明珠。这里有全国最大的城市一级的图书馆，图书馆非常大。（图）这是和顺图书馆，这个牌子清朝末年就有。人虽不多，但是家庭里的多数人居住在东南亚，就是华侨。它是一代哲人故里，翡翠大王家乡，缅甸泰国的翡翠大王一说哪里人，和顺的。这里除了小桥流水有江南风情，还有火山温泉，更有月台深巷洗衣亭，一派和谐顺畅。一座滇南小镇，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山东台儿庄，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历史遗迹，1938年春天在台儿庄有一场中日大战，使得台儿庄成为中国人难以抹去的记忆。守城的1300名将士全部壮烈牺牲，坚守镇地，寸步不让，最后日军后退了。2008年按原貌恢复重建，用原来的旧砖旧瓦重建，成为二战遗存最多的一个地方，也是中国运河文化史上的活化石，也是中国民居建筑的博物馆，它是北方城市，山东和江苏交界，但是又是一座水城，运河穿城而过，它的建筑临河的一面有江南风貌，建筑本身又要保暖是北方的特点。
我们在新型城镇化当中要建设有文化、有地域风貌的新农村。建设新农村要适合当地的文化特色和地形风貌，避免照搬城市建筑或者建成兵营式的群居建筑，切忌建成万村一面，那是很可悲的。（图）左边的图是河南新乡的新城镇化，它已经空心化了，造了以后农民也不住。有特色改造比较成功的是秦巴山区，陕西省把秦巴山区每年大雨受灾的这部分群众搬出来，搬到没有灾害的坝上，建成了有当地色彩的二层楼，也加上了太阳能，老百姓安居，就不必害怕每年的洪水和暴雨。
数以百计的中华历史文化名镇是一本活着的历史教科书，我们每走进一座这样的名镇就等于读了一点中国的历史，更是一幅屹立于千百年的立体美丽画卷。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我们一定要把它们妥善保护好，使中华民族的子孙知道我们是从哪里走出来的，我们不是从上海、不是从北京走出来，我们是从那些村镇走出来的，永远记住这份淡淡的乡愁。
谢谢大家！
李培林:
下面请联合国副秘书长、人居署署长Joan Clos先生作主题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城乡协同发展全球经验与中国建议”。
联合国副秘书长 人居署署长Joan Clos
Joan Clos:
非常感谢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中国工程院院长、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吴教授，我个人是非常熟悉他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我非常高兴能够参加今天的会议，并和大家分享我的一些关于城市化的想法。徐主席发言之后让我来讲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过去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他是非常熟悉中国历史的，可以看到他对中国历史了解非常精深，他的演讲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来自人居署，是联合国的一个机构，40年前建立。人居署也分析了世界城市化的发展，我们每20年都会做一些庆祝的活动，去看一下城市化的发展。
第一个会议1976年温哥华召开，第二次会议在1996年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第三次会议将于2016年召开，将会在厄瓜多尔召开。人居署第三次会议会去看一下城市化在过去20年当中的演化和发展，我们也会预测一下在接下来的20年中城市化发展的状况，我们会做一些预期，这样的工作很具有相关性，过去20年出现了重大文化，这些变化非常重要。这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必须在我们会议上探讨一下，中国的城市化可以作为世界上人口城镇化的案例来讲，在过去30多年中，有4亿多人实现了城市化，而且也使700万穷人脱贫。实际上这样一种成果是任何其他一个国家无法实现的。当然有了这么多巨大的成就也是存在挑战的，我们必须应对这些挑战。对于你们来说，城市化是发展的一个工具，城市化作为城市发展的一个工具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话题。在世界上人们确实认识到城市化可以作为发展工具，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并不把它作为一个工具，而是作为发展的结果。当然有时候有些国家并不把它作为非常好的想要的结果，但是在其他一些国家，人们能够看到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把城市化作为一个发展工具，实际这两种做法是不冲突的，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支持这样的理论，我个人是支持这样理论的。现代城市中的城市化是有能力改变社会的，这样的话社会可以变得更加的具有生产力，更加的高效，在经济生产方面可以变的更加的高效，从这个方面来讲，城市化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工具。
在过去的200年、300年人类的历史当中，我们也实现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是和世界人口的增长同步进行的，也和世界经济的繁荣发展，财富和城市化共同进展的。城市化是一个过程，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人们更加紧凑的聚集在一起，人们之间的距离更短，城市间有更大的密度，可以有2万人的小镇，也可以有10万人的城市，城市可以是小城市、中小城市、大城市，城市规模有多大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城市化中人们以紧凑型的方式生活在一起，要这样生活他们必须学习新的社会技能，必须知道在你的社区中怎么样与人们和平共处，必须要知道一些社会技能来做一些事情，也必须知道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我们跟其他人生活在一起是有一些不便的，比如说不能大喊大叫，不能和邻居产生冲突，不能随便乱扔垃圾，人们集聚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必须遵循特定规则。
城市化过程中还有文化视角，我们必须要更加重视文化视角。城市化使人们生活在一起、聚集在一起，通过这样做会发生很多状况。其中一个状况是我们的生产力会上升，我们更加的高效，我们学习会更加快速。与此同时，我们也会改变我们做事的方法，改变我们的行为。城市化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城市化会改变人的性格，它会影响到我们的性格还有做事的方式，改变我们的行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你知道当数百万人都实现城市化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到城市化对他们行为的改变。过去五十年当中，食品和服务的生产发展非常的迅速，成百上万的人脱贫了。与此同时，这样一种脱贫是和城市化共同发展的。在任何一个社会当中，在实现城市化发展的同时，一定会有城市化。通过城市化可以获得社会技能，一个高生产力的社会需要获得这些社会技能。对于城市化的发展我们非常感兴趣，尤其是二战后到现在的城市化我们非常感兴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世界人口已经达到70亿，将来会达到100亿，现在50%的人都实现了城市化，有70%的人在40年、50年后会实现城市化，这意味着现在城市的人口是35亿，50年后城市人口将翻一番，会达到70亿。这会对整个地球都带来影响，这是一个全球的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中国的城市化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城市化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要做一定的规划要对城市化进行深刻的思考。
大约两周前在纽约，在联合国我们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日程，第一次在发展社区当中，各位专家达成了共识，要把城市化作为发展的工具。实际上在2030年日程中，有17个目标，第11个目标就是和城市化相关的，在发展社区当中，在发展的科学界当中有一个达成共识的关于发展的理论，即发展首先和基础设施结合在一起，其次和能源结合在一起，第三，和地理位置结合在一起，第四，和机制相关。在整个发展社区当中，在整个发展界城市化不是发展的最基本元素，人们把它看作是人类社会新兴的一种状态，没有把城市化作为一个发展的工具。我坚持说这是第一次，发展界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城市化是发展的一个工具。
这可以引出非常多的问题，因为如果城市化是发展的一个工具，我们可以去了解这样一个工具，要促进经济更好的发展需要哪些条件。我们可以看看城市当中的状况，有很多的问题，有空气污染问题、交通堵塞问题、贫民窟问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如果只是关注城市问题是不行的。我们必须知道城市化是发展的一个重要工具，我们必须要去思考什么样的城市化能够成为一个好的促进发展的工具。我必须要说城市化是发展的工具，但是并不是任何一种类型的城市化都能够产生同样的效果。
城市化是一个设计的过程，城市化必须进行设计，通过城市化可以创建城市，城市是人类建成的，徐教授给我们展示了非常优美的历史名城，一些古镇城市都是一些人设计的。城市实际是人类的一种创造。它确实是人类的一种创造，是由人创造、设计的，设计可以是非常好的常规设计也可以是非常糟糕的设计，每一个设计都有它自己的特征。我们知道计算机鼠标的设计非常好，每个人马上就能够学会怎么样运用计算机的鼠标。而城市是人类的一种创造，当我们有大山、有河流，我们有大自然的赠予，我们还有一些名城和古镇，我们喜欢名山名川，我们也非常喜欢这些名城，我们也珍视人类的文化。当我们把城市化作为发展的工具，城市化不仅产生问题，而且还要了解城市化的设计怎么使它成为更好的促进发展的工具，必须对城市化进行很好的设计，来修正设计当中出现的问题，这样可以把它作为更好的促进发展的工具。
我有一个小工具——口哨。这个小工具设计非常好，非常廉价，它的目的非常明确，如果吹它就会响，它的设计和目的是相匹配的，当然必须要知道怎么样吹，如果这样吹，气流从另外一侧出来就不响了，它的设计也是存在很多思考的。我还有另外一个小工具，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口哨，它的设计和刚才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一个金属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口哨。这两个口哨我们可以任选其一，一个是篮球裁判用的，一个是足球裁判用的。它们的设计都非常好，我们一定可以给它们打10分，是完美的设计。
我们评论城市化的设计，这个城市、那个城市的城市化设计我们打多少分，怎么改善城市设计，以便让它实现既定目标。而城市的目标就是福祉、繁荣，还有创造价值，要产生城市当中我们所看到的全部价值。如果一个城市的设计非常好，能够实现城市的目的是非常好的。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怎么样更好地改善设计，以便更好地履行它的使命。城市它是一个设计，它不是天上掉馅饼，自己产生的城市，城市是设计的结果，每个人设计城市的时候，可能设计的非常好，也可能设计的非常糟糕，有很多城市设计根本没有奏效，一团糟。
人类的功能就是要去确保城市设计是好的，城市设计我们有四个原则，第一，法治。城市当中很多人聚集在一起，如果我们生活在20个家庭组成的一个村庄当中，是不需要国家法律的，只要履行当地的村规，比如不偷窃等等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上万人生活在同一个村镇，我们就要有更多的管理，要有相应的管理制度，每个公民都互相尊重。我们所创建的城市是在小空间当中建设非常复杂的事务，有许多物理的事务和许多人的存在。
第一，怎么样做好城市化。全球城市化面临很多共同问题，通常我们要管，但是管又管得太多了，大家政出多头，有一些规则只写在纸上，并没有落实也没有实施，有时候宣传做的不够，这些规则太复杂，没有简单的语言让公民理解。城市是一系列的创造肯定需要管理规则和措施，这些管理规则和措施制定是具有根本作用，否则城市不可能产生价值，一个“善”的城市是有好的治理规则的，被公民所理解的、被实施的规则。如果一些人侵占了公共空间，不遵守这些规则，整个城市作为整体的价值就被减少了。如果居民赞同我们城市的价值观，城市价值就上升了。
第二，良好设计的原则。设计对价值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我们的路修得宽宽的，我们过一个马路恨不得绕一公里，这种城市的设计就不是以人为本的，就不是良好的设计。
第三，要有财务计划。每个城市都要有自己的财务计划，如果要让城市良好的运营，缺钱是行不通的，所以必须有一个非常好的制度确保城市功能能够良好运转，我们必须要有收入，把城市管理好，满足公众居民的需求，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现在也在考虑怎么给城市开源节流，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要素，一定是要有一种财务方面的设计。
第四，人的价值或者以人为本，这可能是城市化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要素，我们的城市化是为市民的城市化。我非常喜欢我们新型城镇化2014-2020年规划，这个文件特别强调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这是非常关键的。它是城镇化的核心，人能够真正地享受城市的生活，获得更高的福祉，城市更繁荣，和自然形成和谐统一的关系，和其他居民形成和谐统一的关系。
我们反复地看到这四个原则形成了一个循环，是螺旋上升的状态。这样城市就改进了，城市是有生命的固体，不是死气沉沉的，城市是社会定义和塑造的。我觉得中国的城镇化可能还是更多沿用了工业化的思路。我认为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在不远的未来我们要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城市的作用更加凸显，因为城市承载的经济活动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后制造业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中更多的经济活动都由城市承载，但是每个经济学的模型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在不远的未来，我们一定要能够设计出一种适应后制造业时代的城市。要创造一种新型的就业机会，这些就业机会肯定是所谓的后制造业经济的就业机会，未来的城市和今天的城市一定是不一样的。就像刚才看到的传统的城镇和今天的城镇是有巨大差异的，我鼓励大家也到基多市参加人居署的大会，我也想听听中国代表怎么为全球人民呈现中国未来以人为本的城市的战略和意义的，或者中国怎么看待后工业化、后制造业城市的，未来我们子孙后代生活城市是未来三四十年后的城市，谢谢！
李培林:
下面请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先生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新常态下城乡规划之管见”。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
吴良镛:
尊敬徐主席，尊敬的Joan Clos先生，我的题目是“新常态下的城市规划之管见”，个人从管中看东西，一定是非常不全面的。
一个是新中国两个历史时期城乡规划的伟大成就。这两个历史时期，第一个就是从新中国开始的历程来讲的话，建国初期，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当时相关的负责人都有一个“联合选厂”，到各个地方去，地方领导也出来介绍地方，我觉得这156个“联合选厂”实际上是带有一个区域规划性质的，一个具有创意的壮举，是在全国的范围内均衡布置生产力，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功经验。当时有一位建筑师叫林志群（音），他后来对区域的研究做了一些研究，可惜后来没有继续下去。
1957年当时针对大跃进时期，由于国家高层决策失误导致了整个行业头脑发热，城市盲目做大等现状，当时邓小平、万里同志从陕西、四川调查归来，提出“标准过高、规模过大、占地过多、求新过急”的“四过”，当时提出来所谓反“四过”，对他进行批判。提出“四过”是很及时的。虽然当时有些或者是不认识、不理解，当时在这个错误的面前能够批判的看待问题、认识问题和改正问题，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举措。当然，多方面问题一经形成，一时也难以改变，所以导致城市规划三年不搞等等。
近日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对城市规划做对了，好像慢慢的对它有些淡忘了，但是一旦你错了，就会引起注意。第一个五年计划，在50年代到60年代，文革以前的，还是很值得探讨的。这就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改革开放成就与转型的迫切性。改革开放之后，正视十年文革教训，全社会都以巨大的勇气和豪情面对未来，彻底的改变了以往封闭的状态，赴国外考察，引入市场经济机制，学术思想也空前活跃。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极大的增长了国力，也产生了不少问题，“最优越”的机制与最尖锐的矛盾”，“成绩显著但问题严峻”，面临人口、土地、环境所付出的代价是有过于反“四过”时期的。我说的时候是针对问题来讲是这么讲，不知道对不对。
2007年，看到一些问题，我在中国科学院全体大会上作了一个报告，就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城乡发展模式转变和需要多学科参与”，后来就提出转型，大家也集中进行了讨论。
二、新常态下的城乡规划
新常态下的城乡规划就是伴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城镇化的工作会议、农村会议等等相继召开，就提出了一些不同以往的发展思路。就城市建设而言，可以说我们正面临改革开放的又一个世界，我只是说就城市规划而言，其他的不敢多说，需要探讨新常态下城市规划之路，即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改革创新之路。
对于当前我们的城市规划，也有下面主要认识。城市城乡关系的格局名称是多个系统的综合集成，涉及到交通、产业、生态环境、农田保护等等，要时间、空间的协调布局，这远非一项城市建设活动所能概括，也不是现行的城乡规划体系所能驾驭的。因此城市规划是国之大器、治之纲纪，其核心是要树立城市战略规划与行动规划，这是在2003年我在广州提出这个问题。
在战略规划和行动规划的指导，对三度空间发展就是城市的总体设计，刚才Clos博士也提到城市设计，当时我们提出总体设计，Master HolisticDesign。第三，目前普遍讨论的“三规合一”，”一张蓝图干到底”体现了对现行体制的反思和对新问题、新方向的探索。现的规划繁文缛礼，最后反映的是多种管理部门重重叠叠、不相协调以及规划机构的空虚无力。深化体制改革种种的深层次问题，有必要在此学术上对当前规划的不当之处加以再深思、再思考。
联合国“人居一”、“人居二”对我国改革开放城市规划的新思潮、新理念的形成是颇多启发。现在联合国“人居三”大会即将于2016年，就是明年召开。围绕此次大会若干关于城市发展、学术讨论相关的文件已经渐次展开。议题包括：城乡联系、城市文化与遗产、城市和空间规划设计、基础设施建设、智慧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等共20多项，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希望规划学人对这些文件予以关注。
三、城乡规划的求解之道
城市规划在新常态下使城乡规划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健全城乡一体化的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让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是农村贫困地区，我们一定要加紧工作，加大投入，努力在统筹城乡关系上取得重大突破。可以说城乡统筹是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而面对中国城乡发展中的复杂的现实问题，我们所探讨的新范式的建立又谈何容易，这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
因为讲到城乡规划，我们要从中国古代城乡一致性与当前的城乡矛盾说起。数千年来，中国社会建立在农村的基础上，农村不仅仅供养城市，而大部分人才都来自农村，本质上城市与乡村并没有真正的文化与制度的差别，经济上也有直接联系，是一元的整体。从秦统一到清末民初，在以郡县制为核心的地方行政制度之下，县成为最基础的治理单元，所谓“郡县治，则天下治”。
我要讲一讲我个人的经历，我高中的时候，就在抗日战争之后流亡的时候，我在四川的合川县，我亲眼所见在抗日战争中合川县怎么一点点长大，就接收了抗日战争当中有些单位，文化单位、军事单位等等，不仅仅是合川一个县，就是战时的重庆市也是。
1951年我从美国归来，参加土改，在江西进贤县工作了半年，当时领导介绍，我们县的工作是什么样的，他有一个行政词“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也就是上上下下的事都要在县这个针眼里面穿过，所以说明这个县为什么几千年来都没有变，或者说起了那么大的作用呢？就是他跟上下的连接。所以现在有时候轻易的把县改市，但是农村的工作就受到了影响。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由于城市地区和乡村之间，沿海和内地之间，由一体而疏离，所以农村经济社会在这当中发展，这个时期仍然有一些城乡统筹的，例如张謇，他在南通办工厂，经营市政，做了很多种的事情，所以有人称这是“中国近代第一城”。而且不仅仅在城市，他还在农村经营纱厂、农田，这可以说是张謇的思想，是“城乡并举”。
费孝通先生，是清华大学的，1956年到清华来，我就听说过他，他后来一直提发展现代化小城镇，复兴农村，虽然没有取得什么成功，但是代表了当时一个重要思潮。改革开放以后，1980年中国城乡建设有巨大成就，但不容忽视在此过程中长期存在重城轻乡的思想，为了发展城市而不惜牺牲农村，为了土地开发简单强调征地，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提高的同时，对乡村发展形成了不可容忍的忽视。三农问题日益严峻，乡村的凋敝令人心焦。正是在这样时代背景下，中央提出城乡统筹的号召，现在来看，成果并不容乐观，基础设施建设、住房集中化等等不是没有学者在研究，讨论的很多，但是农村到底怎样发展，似乎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方向。
要因地制宜采取差别化发展策略。中国幅员广阔，不同地区有很大差别，东部发达地区和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城乡关系就大不相同，因此要因地制宜采取差别化发展战略，建立新型城乡关系。对于特大城市地区，促进生产力要素灵活流动和重组，在区域尺度上对特大城市过分集中的功能进行有机疏解，同时要提高中小城市和城镇人口吸纳和服务功能，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大中小城市均衡发布，有序流动，形成一种城乡协调的城乡统一体。对于欠发达地区，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有序地推进农村地区的城镇化过程，根据各具特色的自然资源、经济基础、文化特色等现实情况进行城镇发展、新农村建设制度创新试点。
例如江苏，江苏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进地区，也是传统乡村较为富裕，城镇工业迅速发展的省份。即使如此，江苏城乡二元结构仍然十分明显，城乡人居环境和基础设施水平差距较大。江苏省委省政府明确对村庄环境开展整治计划，对现状调查以后制定乡村环境建设行动计划，促进面向乡村复兴的村庄环境整治，经过几年的整治，70%实现城乡统筹区域供水，三分之一的县市实现生活垃圾无害处理。
再如贵州，在中国西南云贵高原的一个省份，它的山地与丘陵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的92.5%，有17个少数民族形成各自独具特色的民族聚居文化。目前开展农村人居环境的整治工作也初见成效。
以综合系统的方法应对城乡统筹的复杂性。城乡统筹是极具复杂性的问题，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类要素交缠，如何统筹。研究复杂问题往往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从专门问题入手，不断深化，得到一定结论；一种是综合整体思考问题，得到结论。后者是比较困难的，也是我们所提倡的人居科学一直以来的追求，“三规合一”、“一张蓝图干到底”就是统筹的具体化。在今年9月国务院颁布的生态文明总体改革方案中提出构建以空间整治、空间结构优化为主要内容，全国统一、相互衔接、分级管理的空间规划体系。即整合目前各部分分头编制的各类空间规划，编制统一的空间规划，实现规划全覆盖，空间规划是国家空间发展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开发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这是将各项建设在空间上融为一体的途径，对规划提出更高的要求，即以统筹之道整合各类规划，建立新的城乡空间体系与秩序。
一般理解城市设计为空间规划，早在1984年我曾写一篇文章《城市设计是提高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质量的重要途径》，我刚才也说过，2003年我在前述的战略规划与行动计划中也提到对三度空间开展城市总体设计，当时提出了MasterHolistic Design，当今我国建筑界提倡重视城市设计，从空间规划的角度出发扩充其理念，从邻里、城市、城市群、大都市到整个区域，甚至跨国境，从物质环境扩展到社会空间，所以在联合国人居署“人居三”就是明年要开会的文件初稿来说，它说“城市和空间规划与设计”Urban and Spatial Planning and Design。这在学术领域可以有进一步的发展，把Spatial Planning 换进去，使得空间扩大了，这样Urban Design仅仅减少了学术群等等，不仅减少而且有一个空间的全覆盖，这个理论在这方面还可以再发展。我个人认为将这个理论和中国传统设计理论结合起来，发展地方文化，根据大自然的环境和人文环境，把城市设计过去一般讲的就扩大了这个概念。
最后讲几句话。城乡规划涉及到方方面面，应从多学科交叉中求解，作为建筑学人，从1940年面对战后满目疮痍，立志要学习城市规划专业，终身在教师岗位度过了风风雨雨70年。所以今天我讲的并不是一篇严谨的学术论文，仅仅是对城乡规划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有一点感想，求教于各位！
李培林:
下面请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新型城镇化与城乡协调发展”。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
陈锡文:
今天上午围绕着新型城镇化简单谈三点意见供大家参考。在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至少有三方面问题值得重视。
一是城镇化中的土地问题。这是一个老命题，争论一直很大。实际可以分两方面来看，一是农民土地增收，这个诟病非常多，增收制度范围过宽、补偿过低、过程不规范，对农民利益伤害很大，这件事情中央正在积极研究改革并在试点，我今天就讲城市土地不合理利用对农民负面影响也非常大。当今城市土地的利用中，我个人认为存在突出的三大问题：一是在城市建设用地中工业企业的用地比重过高、价格过低，从而导致了土地市场和机制的扭曲。很多城市中除了基础设施外，大概占地比重最大的就是工业用地。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工业用地的比重也超过30%，更不要说中小城市。在多年运行中，为了推进工业化，也有当时时代背景的要求，各地都采取低地价甚至零地价招商引资吸引工商业企业，导致工业地价非常低，最近公布的全国平均750块一平方，现在全国住宅平均价格是它的7倍，写字楼商贸用地价格是它的9倍，在这种畸形的工业地价体制下很多企业囤地发财，甚至涌出了很多僵尸企业一去就收不回来了，城市政府难以进行二次开发，于是就不得不更多的去征收农民的土地，更多的从农民那里压低价格。工业用地的这种低价，实际上导致了政府对农民补偿不得压低价格，到后来农民不干了，不断地群体性事件，不提高征地价格农民不给地，提高了土地价格，政府又掏不出钱，于是只能提高城市的商贸用地和住宅用地价格。实际上这样的地价和土地利用制度，导致农民和城市居民同时不满，再不改革难以为继。这是一个不合理的地方。
第二个不合理，企业寿命并没有那么长，但是批租给企业用地的周期却长得多。2013年我们国家工商总局公布过一个资料，依据2012年全国企业情况的公布，当时统计的全部企业中，存活期不到5年的59.1%，存活期5-9年的24.9%，84%企业的存活期不到10年，还有接近13%的企业的存活期是10-19年，在中国超过20年存活期的企业只有3.2%，我到上海调查，上海是四级工业园区，应该说企业的效益是最好的，我调查的结果是，上海四级工业园区企业的通常存活期不到9年，但是我们对工业企业批租的土地是40年，于是一定出现企业存活不下去土地怎么样，很多企业据此囤地生财，很多企业对自己经营如何不关注，关注的是地价升值，所以最开始用低地价圈地就是很多企业的动力所在。企业存活期，美国的资料，列入世界500强的美国企业的平均存活期是40-42年，美国一般跨国公司存活期10-12年，美国中小企业的存活期不到7年。所以我们40年的批租期可能引发非常大的矛盾。
第三个突出矛盾，城市建设用地的用途相互机械割裂不能配套使用，造成非常大的浪费。经常有一些地方被称为鬼城、空城、睡城，建了几十万户的住宅但是没有产业支撑，所以住宅只能闲置或者给老百姓造成非常大的生活成本。改革开放以来建设了大批的工业园区，但是鉴于土地利用规划，工业园区只能建于生产性的建设，没有任何生产服务和人民生活的土地，于是企业的成本高，老百姓生活非常不便，生活成本也提高。所以机械的分割使用土地方法，既造成了土地浪费也造成了效益低下。所以在当前经济新常态下，给了我们时机和空间认真研究解决好这三个问题。我考察了一些地方，北京、上海，比如北京海淀东升科技园，这个园区不批批租土地，建设厂房，同时配套一系列生产经营和服务设施，有整个园区的职工食堂、托儿所、体育场所、宾馆酒店，这样企业进去之后成本大大降低，员工生活大方便。上海松江区的新桥工业园区也是采取这样的办法，松江的工业园区企业用地规模比周边的整个松江工业企业平均用地，只相当别人的20%。这都可以认真研究，对于下一步城市建设用地怎么更集约节约，合理定价，才能从根上去解决怎么对农民，少征地，征地给予合理补偿。
二、城镇化过程中大家关注农民怎么转为真正的市民，这个问题实践到现在已经看到，难在公共财政给予城乡居民的公共服务的支付是极不均等的。城乡居民享受的社会服务和保障不均等，造成了一道无形的墙，让农民没有办法进城。长江修了三峡之后，上下游水面有这么大的差距，下游的船怎么到上游？处于很低保障的农民怎么进城，这个不补齐，农民进不了城。谁付钱？农民付不起，当地城市补不起，所以只能是渐进式的。城镇化进程中不仅要注意建设、规划这样一些硬件，同时要关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和城乡居民的基本社会保障的均等化，这个问题不解决进城公民只能被边缘化、只能是二等公民，所以更大力量应该放在“软件”就是基本公共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障建设上。
三、城镇建设过程中乡村怎么办，吴老刚才的讲话非常好，我回忆起五年前上海世博会我去参观，当时筹备的时候曾经提出一个响亮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征求意见的时候我表示一些不同看法，这样是不是不要进城了，城镇化了才能生活更美好。2010年5月1日我去参观，我受到了很大震撼，这么大的展区，一个很小馆是宁波郊区的一个村庄设的馆，这个馆是村办的，口号是“乡村让城市更向往”，当初提这个口号很多人觉得这个村庄口气太大了，不自量，五年多过去了，我们再回顾这个问题，这句话可能没有说错。城乡更有优势可以互补，很难想到最后城市化结果怎么样，中国多大比重人口进城，进城以后怎么样，乡村会不会凋敝。
中央最近提出提倡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在农村形成新的产业链，已经初有成效，大家看到越来越多农村通过发挥自身的自然景观优势、人文历史优势都发展很好。仅仅乡村旅游，去年统计数字，全国到乡村旅游人次达到12亿，超过了全国旅游总人次的30%，给农村带的收入3200亿，带动农民在乡村旅游方面的就业3300万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改变。目前统计来看，全国农村200万家以上的农家乐，包括有些带有家庭旅社的设施，还有10万个以上的特色乡村。未来的农村发展未必见得像过去想像的空心化，人都进城了，我个人认为即使城市化达到70%的比例还有30%的人在农村，至少4亿多人在农村，这和解放初差不多，这么多人在那里生产生活，不建设好讲不过去。
现在我们接触农民、了解农民，当然各地发展很不平均，但是也能感受到确实相当部分农民为自己转不成市民很苦恼，但是也可以看到很多农民已经根本不屑于当市民，他觉得自己那里的生活比城市好。正是这样，结合世界上已有经验，结合自己的实践，城镇化概念本身我们需要做一些反思。城镇化内涵到底是什么？城镇化进程到底用什么指标度量？中国今后的城镇化到底应该怎么走？不能在已有的老路上走下去，所以开这个会非常重要，值得在这里认真地探讨新型城镇化和城乡的协同发展。谢谢大家！
李培林:
我们第一个专题论坛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