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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5年会”文字实录(二)

发布时间:2015-10-28 11:02:53

清华大学教授毛其智主持相关全体会议。



毛其智:

       尊敬的各位来宾、尊敬的各位中国城市百人论坛的成员,女士们、先生们,我们下面这一节的会议开始了。我们这一节的议题是“城乡协同发展的体制与机制”,将有四位嘉宾进行演讲。第一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先生,他演讲的题目是“中国新发展模式下的城镇化六大转型”,欢迎辜胜阻先生。


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

辜胜阻: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我演讲的题目是“中国新发展模式下的城镇化六大转型”。

城镇化转型是从地的发展模式转向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我们传统的城镇化对于三大生产要素:人、地、资本的使用效率非常重要。世界银行的报告当中专门强调,我们过去是低效能如何转向高效能城镇化。从粗放式污染型发展转向绿色城镇化。我们过去的城镇化,政府过度主导城市的发展方式,按照三中全会的理念来讲,要转向市场驱动型的城镇化。从分散外延型的模式转向集中集约特别是城市集群的发展。从滞后型的城镇化,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可能低于预期,这种滞后型的城镇化,如何转向城镇化、信息化、农业化现代化同步发展。农村严重的空心化的局面是典型的四化不同步。

首先第一个是从地的城镇化模式转向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这是两种不同的驱动力,我刚才讲到了,在两种要素上面,土地增长的速度加快,同时忽视了人的服务和保障。我们讲城镇化,应该是三维转换,不仅从农村到城镇的地域转移,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职业转换,还要有从农民到市民身份的转变,但是我们现在世界银行把我们称作是一种不完全的移民,或者叫做半城镇化。所以只完成了一部分。我们只有20%的乡村人口是整家式的迁移。

现在农民工的市民民存在“五大瓶颈”,所以现在有人说户籍改革是城镇化的核心。实际上农民工的市民化决不是一纸户籍,现在有大量年轻的农民工不愿意要城市的户籍,所以有些人不想到城市,不想把户籍改革。

第二是从要素低效能转向高效能的城镇化。我们现在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得益于廉价的土地,特别是工业用地非常廉价。劳动力是廉价的,廉价的要素驱动,所以土地红利带来很多的后遗症,特别是今年我们能够看到土地财政出让金大幅下降,报名我们严重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城镇化不可持续。

第三是从粗放式污染型的发展方式转向绿色城镇化。现在水污染短缺非常严重。

第四是从分散式外延模式专项集中集约型城市集中发展方式,我们20个城市群,土地面积占全国的25%,但经济总量已经占到80%,所以城市群将是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和主平台,也是城镇化的高级形态。过去我们得益于县城的发展、中小城市的发展,未来更多的是要靠城市集群。

第五是从政府主导的发展方式转向市场驱动型的城镇化。我们政府过多的主导城镇化的发展模式,带来了很多的弊端。地方政府过度举债。现在不仅有空城、鬼城还有债城。

第六是从分散外延型的模式转向集中集约特别是城市集群的发展。

民间资本的积极性不高,如何调动民间资本的积极性,重要性的是靠行政办法来推动,会导致政府频繁换届,民间资本的利益得到保障。推进民间资本参与城镇化建设,重要的是要保障民间资本有利,营造好的发展环境。如何看待城镇化过程中的政府和市场两只手。有一次“两会”上,新华社记者问李克强总理,现在社会上对城镇化有不同声音。城镇化是现代化自然而然发展的进程,政府不应该主动为之。我认为政府不能越位,但也不能缺位。政府要做规划制定、制度设计、公共服务、环境保护、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市场促动型的城镇化,政府要发挥它的作用。从滞后型城镇化转向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

       智慧城市首先强调应用为主,然后技术支撑。讲到城市病的时候,通常认为城镇化最重要的地方是避免了发展中国家通常出现的贫民窟问题。发展中国家城镇化很大的问题是农村向城市的平移,导致大量贫民窟的取消。中国的问题也是导致我们对土地的浪费。我们避免印度贫民窟的出现,这是中国城镇化成功的地方。我们的城镇化非常重要的是要是绿色城镇化,要从政府过度主导转向市场驱动型。我们的城镇化要改变和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谢谢大家!


毛其智:

       下面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蔡昉副院长,他演讲的题目是“作为改革红利的新型城镇化“。大家欢迎。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副院长蔡昉

蔡昉:

       大家上午好,最近没有特别系统的关于城镇化的研究,但是我也有一些思考,也观察到了一些数据。我有四个观点:第一,关于城镇化的速度究竟怎样。人口趋势决定了我们城镇化一定会减速,也就是我们通常会看到今后中国的经济增长会以适当的速度继续增长,城镇化还会高速增长。但是城镇化的高速没有基础,不太可能。最近发生了什么样的人口变化。总人口趋势就是如此,从2010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考虑到人口参与率,我们再看经济活动人口,到2017年达到了峰值,在那之后也是负增长,那么更直接和我们城镇化有关系的人口趋势,就是农村的青少年这部分人口,通常我们知道当我们讲农村转移劳动力概念的时候,背后的含义是农村毕业的学生,16岁-19岁,初中毕业到高中毕业以及肄业,这批人是外出打工的主要人群。这部分人,按照我们观察人口的预测数据,尽管过去发生了,但也是预测出来的。我们发现无论是从农村常住人口的角度看,还是从农村具有农业户口的角度看,16-19岁的人口,去年达到了峰值,在那之前慢慢的都在增长,但是今年开始就要负增长了,今后也就是负增长了。既然构成城市主要外出农民工主要群体负增长,所以我们不指望今后外出农民工数量有显著增长。

   我们看到了同样的趋势,2005-2010年期间,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速度4%,这之后明显下降了,去年只有1.3%。今年一季度负,目前只有0.1%,这个意义上说,很难看到今后十年、二十年还会有像过去30年的城镇化速度,可能性不大。现在我们定义的城镇化率是按照常住人口,过去的6个月及以上时间住在哪儿,按照这个定义的人口,在城市就是城市人口,来算出城镇化率。农民工的定义是离开本乡镇(进城)6个月及以上,过去的常住人口定义的城镇率是靠农民工支撑的。在过去10年,农民工对城镇化率的贡献大约四分之一,也就是说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农村青少年人口的负增长,必然导致农民工外出增长速度的显著减缓。相应的也一定会使城镇化速度大大减缓。这是一个观察和观点。

与此相应,城镇化在未来的减速会进一步降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原因是降低中国潜在增长率或者潜在增长能力。主要是通过生产要素的供给和生产率提高速度对经济增长不利因素,降低潜在增长率。我们一般的说城镇化是过去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具体来说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劳动力供给。中国城乡人口转变速度过去非常快,但是城乡人口转变有时差。在2000年前后,我们观察到的人口数据,城乡人口转变速度相差20年。当2010年开始,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变成负增长,人口抚养比不断提高,人口红利消失了。其实至少10年前甚至更长时间,城市已经丧失了它的劳动力供给能力,也就是说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了。过去人口红利靠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村更高的生育率产生的青少年增量,它补充了劳动力市场供给。因此这在过去30多年至少有相当长时间是靠农村劳动力转移保证劳动力供给的,这是它的一个贡献。

  另外一个重要贡献,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靠资本积累驱动的。如果做一个模型,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可以看到资本积累大概占60%-70%,模型不一样,基本都会达到这样的比例。资本和劳动力供给有什么关系。人口抚养比如果一直下降或者比较低,就有更多剩余可以储蓄下来,因此保障了高储蓄率。劳动力的充分供给防止了资本报酬递减现象过早发生,因此资本投资是比较高的,回报率也是比较高的,它支撑着资本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如果劳动力供给不是这么充足,回报率自然下降。中国的劳动力是个存量,假设15岁-65岁这样一个横轴,受教育程度,人力资本从20岁开始一直往下走,年龄越大人力资本存量越低、受教育年限越少,因此人力资本的改善就是靠不断地有新劳动力成长起来,有新成长劳动力进入,无论是城市孩子还是农村孩子,都是改善总体人力资本存量的。因此说大量农民工进城,新进城农民工受教育程度都达到9-10年,这是改善整体劳动力人力资本,如果没有这个新增量,人力资本改善速度也会下降。人力资本的带率变量就是把模型里加上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如果它的改善速度慢于以前,经济增长速度也减慢。

除此之外,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接近一半的因素来自于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因此产生了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这部分随着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减慢,生产率的贡献也会越来越少。所有这些加起来导致了潜在增长能力在下降,要适应潜在增长能力真实的增长率必然下降。所以第二个观点是,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城镇化速度减慢后相应降低了潜在增长能力。

第三个观点,我们有什么办法。新型城镇化还是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如何让它成为经济增长动力。我们说这是新型城镇化,传统的城镇化有很多传统特点,其中一个特点是没有解决农民的户籍问题,用常住人口概念统计出的城镇化,如果打破这个概念就变成了新型城镇化,克强总理讲新型城镇化就是以人为中心,再进一步以人为中心就是以农民工市民化为中心,再具体一步,哪怕不是因为给了你户口,而是实实在在给你提供了平等的待遇,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就像习总书记说让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进得来、住得下、融得进、能就业、可创业,这些基本条件达到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新型城镇化。

我不太懂城市规划,那里也会体现新型城镇化理念,我主要还是从制度角度来谈。如果是这样的城镇化,设想一下,现在有37%的人非农户口,54%的人叫做城市人口,其中10%多没有户籍,假设54%这个指标没有变,但是把37%和54%之间的这百分之十几的农民工消化掉,所有人都有城市户籍享受同样的基本公共服务,我想完全可以达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贡献。具体来说,如果让他们成为市民,可以有更稳定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供给问题可以缓解。

第二,他继续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可以改善资源配置,也是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力的一个重要源泉。第三,1.7亿进城农民工,加上1亿在本乡镇的非农产业农民工,这个庞大人群如果改变了,作为不确定性的临时身份的消费模式,成为市民消费者,那我们的消费贡献、内需贡献就大幅度提高了。改变了他的预期、改变了他的身份,提供了更好的基本公共服务,人力资本培养、接受培训、接受教育然后思考众创问题,就成为城市创新的重要群体。这部分人的年龄是创新的年龄,因此他们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好的创新贡献。这是新型城镇化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最后一点,如何推进新型城镇化?如何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户籍制度推进不是太迅速,没有按照预期进行。户籍制度是个相对来说较少侵害既得利益,而改革红利巨大的领域。为什么还没有实质性的推进?关键在于户籍制度改革,新型城镇化推进,就像谁说的,它是一个公共物品的,是国家范围内的公共物品,因此国家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关键点在于中央政府要买单,要合理买单,因为有巨大的改革红利。户籍制度改革充分成功的说甚至可以提供未来潜在增长率提高1%-2%,这么大不会被每个城市北京市或者廊坊市得到,而是全国范围内得到,它是一个外部因子,中央政府介入是提供这种公共物品恰当的方式。因此通过中央政府的合理买单能够分摊改革成本、分享改革红利,这是户籍制度得以推进的关键。谢谢大家!


毛其智:

       谢谢蔡昉院长的报告,下面一位发言人是国务院研究中心王一鸣副主任,他的题目是“深化改革破除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

王一鸣:

这个板块讨论体制机制问题,我试图梳理一下制约城乡协同发展体制性因素有哪些?现在比较集中的就是户籍、公共服务、住房制度、财税金融制度、财税行政管理制度,这些领域现在都在改,但是改革遇到了挑战。

户籍制度现在在两方面推进,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地区实行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它面临的挑战,有些拿到城镇户口的农村居民,在最低生活保障、保障性住房还有其他公共服务方面,待遇上还是有差别。第二,一般这些城市地方推进一体化是针对当地的农村居民,不包括转移过来的农村居民。第三,特大型城市,广州、上海这些大城市是没有实施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特大型城市现在在实行居住证制度,就是根据你的年限给你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有积分制,但是居住证的门槛很高,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可能比绿卡还高,你要拿到足够的积分是很不容易的。从一些城市,真正通过居住证拿到户口的占比是很少的,什么原因呢?地方政府它要付出巨大的财政成本,他哪来这个钱,一个居民全部要转化为市籍人口可能要十多万,为什么要拿出这么多资金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就是公共品问题,这个需要建立一个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分担机制。

土地制度也在改,城乡土地双轨没有根本的解决,也就是说农村的土地不能自由的进入市场,它必须转化为国有土地,才能进入市场。所以农村的土地拥有者这个集体,或者这个农民,不能享有城乡土地转化以后巨额的增值收益,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这种制度也形成地方对土地收益的高度依赖,土地财政就是这个时期形成的,但是现在也面临挑战了,土地现在出让速度也迅速下来了,也导致了城镇土地利用效率的低下,因为它得来的价格比较低。

另外一个也形成了失地农民缺乏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技能,从前几年来看,还是有相当规模的,每年占用的耕地规模也比较大。耕地普查,数据调整了,原来18亿亩红线,一查都不少,把这个问题自然化解了。

公共服务,进城农民最关切的是子女的教育,他说我这一代也就这样了,下一代能不能平等的接受义务教育?现在应该说在推进,还是面临挑战,这就涉及到公共产品支出。(图)是农民工学校,很难平等,我们说部分“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起跑线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其他的领域,包括就业的保障,包括低保和医疗的保障。

住房制度。农民进来以后很难进入到当地的住房保障里面去,进不去,就要去租住住房,相对于他的实际收入来说成本偏高。现在缺乏将外来农民工纳入保障性住房的制度性安排。

财税金融方面。现在国家也在加大农村的投入,包括新农村建设,各个地方也在加大,但是过去多年的积累,总体上来说财政投入还是向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倾斜的,尽管现在提出新增投入项目向农村倾斜,但是它的这种差距不是短期内可以消除的,而且仅仅靠财政来消除城乡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能不能解决,这也需要要素自由流动,光靠政府很难解决。在金融方面,因为农村的资金回报率比较低,资金流向城市的格局还没有根本的改变。农村有限的资金往往还通过邮政储蓄、农村信用合作社,一定程度上还在流向农村,资源流向还是往城市走的。

等级化的管理制度,中国城市分等级,越高等级的城市,拥有的优质资源越多,这就形成了高等级城市对人口无限的吸引力。比如北京,2600万人了,但是每年还是有很多人想涌进来,什么原因?因为它占有非常多优质资源,最好的大学一定在最高等级城市,最好的医院一定是在最高等级的城市,但是西方的很多国家并不是这样。像美国,普林斯顿排名最高,斯坦福也是在一个7万人口的市,好的医院也不在最高等级的城市,这个是挺有意思的现象。我问很多人美国州的首府在哪。很多人说不出来。比如伊利诺伊州最大的城市是芝加哥,它的州府在哪?很多人说不出来。纽约州的州府在哪儿?它的资源配置和行政中心没有关系。我们的行政中心一定占有最优质的资源。像北京人口外移,如果优质资源继续这么集中,这件事很难办到,谁愿意出去吗?农村比城市更有吸引力,你愿意出去吗?

所以我们说怎么办?现在只能继续探索。第一个户籍制度改革,我觉得需要继续推进铖眍的居住证制度,而且随着财力的增加,要降低门槛,甚至对第二代农民工能不能下决心一次性的,刚才蔡昉说了对经济潜在增长力的提升,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漏洞有这么大的动力,能不能下决心一次性解决第二代农民工的户籍问题。还有户口要不要跟公共服务挂钩,你公共服务是跟户口挂钩还是跟居民的常驻地、居住地挂钩呢?这个我觉得需要去讨论。户口怎么与各项公共服务脱钩。另外户口登记要恢复它本来的意义,就是与居住地相一致的人口信息登记制度。这三个我觉得需要去继续推进。

现在难就难在中国大、中、小城市占有的资源部一样,所以三中全会还是写的很清楚,特大城市要严格控制,在这种情况下特大城市能不能推行户籍和居住证并行的制度,然后逐步打开通道,因为马上放开是不现实的,改善居住证享有的公共服务水平。大中城市大幅度的放宽,小城市全部放开了,放开我觉得刚才有的说了,它的吸引力也是不够的,但是这种过程要尊重农民的意愿。

土地制度,这个争论太大。现在第一个就是征地制度,征地制度怎么样才可以征地,其他的地都通过市场来交易。被征地的农民的社会保障机制怎么来确立,农村土地的确权、登记、颁证现在都在推进。建立统一的交易平台,这个交易平台也要以用途管制为前提,不能原来农业用地现在非农用地了,要严格的用途管制,这种管制怎么做,技术上也需要保障。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个都是需要的。现在最重要的是三块地。一个是承包地流转,现在推进很快,规模化经营,不流转也不行了,因为青壮年都出来了,一定要规模化经营,不然就撂荒了。第二块是经营性建设用地,这块也有一定的复杂性,包括涉及到小产权房的问题。第三块争论最多的就是宅基地,宅基地需要试点,现在文件规定的只能是在农村集体范围内流动,它怎么会需要呢?它都有宅基地。我一直没理解。有的现在说扩大范围,我觉得关键要打通,城乡要素怎么自由流动,城市居民不是向往农村么?有的人愿意去,就要自由流动。农村基础设施改善不能完全靠政府财政,一定要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城市的资本自然就到农村去了,它就会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所以这个宅基地需要继续大胆的探索。

公共服务。我们现在提的叫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怎么操作?怎么均等化。这里面最重要的第一步是农民工子女的就学,这个能不能首先做到,它关系到第二代平等的权利,义务教育能不能首先做到。现在有的城市已经力度比较大了,还包括其他的就不说了。

住房。能不能把农民工也纳进来,把出租屋纳入到保障性的租赁住房体系里面去。

财政。现在很重要的一个是要建立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的分摊机制,你说完全由中央政府来背可能也是不现实的,完全由地方政府来做地方是没有积极性的。你怎么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还有企业包括个人资金的一个成本分摊机制,这个怎么来做。第二个就是现在也提的,也是没有完全落实的,就是财政的转移支付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的数量挂钩。当时提了两个挂钩,还有一个就是新增用地也是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挂钩,这个制度设计应该是有意义的,因为转型支付规模跟你解决农民工本地化、市民化要付出的相应的成本是有关联的,这个体制上是可以继续去做的。

现在城镇要扩大规模,要吸纳更多的转移人口,它怎么解决资金问题,过去主要是融资平台,去年43号文以后,融资平台到商业银行融资的平台被堵住了,怎么去投入建设呢?现在比如说允许发市政债,当然发债也是有限额的,也不是所有地方都能够发债,如果负债率很高也不可能让你去发债。第二个是PPP,PPP现在也受到各种的约束,你比如说自来水厂、地下管等等都可以搞PPP,但是PPP的回报率我调查一般是7%-8%,私有资本进去说融资利率都不止7%-8%,我怎么进去?这就受到约束条件了。这方面怎么来进行制度性创新,这个问题也很突出了。

金融体制。金融体制现在就是未来农村金融多元化的农村金融体系建设,不仅包括商业性的,商业性的没有积极系统。包括村镇银行,农村资金服务社、小额贷款,还有就是农业的保险机构,这个都是未来要发展的。第二个是农村的金融产品一定要创新,因为农民没有抵押物,一定要让它的承包地经营权、林权、房屋产权能够确权抵押,要不然他拿什么做抵押。

城市的行政管理体制。“设市”的标准实在应该调整,现在很多老外问我他们不知道中国的“市”是个什么意思,国外是有一定的居住人口,就是一个城市。但是我们城市,我们有的镇好几十万人,你设“市”和“省”的标准跟人口的数量没有绝对的关联,那么“设市”的标准是什么?机构设置又是根据行政等级挂钩的,就是你是市可以设什么机构,多少公务员配置,你是镇就不行,有的镇很大,几十万人的镇,但发展是公务员配置不行,这个制度上怎么解决,要不然中小城市发展不起来,然后下放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我的一个看法就是中国还是要鼓励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我去年去美国一个城市,他的市长说我是美国第九大城市,人口只有97万。而我们100万以上的城市超过140个,什么原因呢?跟我们体制有关系,我们人口多,我们行政体制高的占有资源多,导致资金向大城市、人口要素都向大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各具特色,欧洲也是各具特色。所以我很向往中小城市、小城镇的发展。

谢谢各位。


毛其智:

       下面一位请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所陆大道先生的报告。他的题目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重大意义的初步解读”。


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

陆大道:

非常感谢论坛的主办方安排这次汇报。我原来提的是“关于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解读”,“解读”对我来说不适合,所以我改成了“理解”。

刚才讲了,这是一个重大决策部署、重大国家战略。京津冀的定位是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世界级城市群,是以一个特大型城市为核心包括周围若干个城市所组成的内部具有垂直的和横向的经济联系、并具有发达的一体化的管理的基础设施系统给以支撑的经济区域。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应该说不能成为世界级城市群。世界级城市群往往是依托一个大的区域形成世界的枢纽,世界进入这个地区的门户,是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增长级,最具有发展活力和竞争力的地区。为什么发展世界级的城市群,因为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世界经济的“地点空间”正在被“流的空间”所代替,过去是地点空间,现在是“流”的空间,世界经济体系的空间结构已经截至在流、连接、网络和节点的逻辑基础上,一个重要的结果就塑造了对世界经济至关重要的门户城市,连接区域和世界经济集聚的节点和控制中心。(图)这是它的背景,这是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结构,大城市作为核心城市,它是大区域的金融中心、交通中心,人才聚集地和进入国际市场最直接的通道。也就是说,是世界的资金流、信息流、物流、技术流、人才流的交汇地,其他的产业对土地要求高的产业,大体量的一些产业都在周围地区和周围的城市,或者一般的制造业在周围的城市,核心城市的功能是要金融、中介、保险、产品设计、包装、财会服务、物流配送、技术服务、信息服务等等。当今全球化、信息化迅速发展的时代,核心城市往往是很多公司区域性总部的首选地,因此大城市群在经济上是命令的中心,控制的中心。在空间结构上是全球城市网络重要的节点。只有这样垂直和横向产业分工和空间结构的大城市群,是当今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经济核心区。以纽约为中心的美国东北部的大城市群,大伦敦周围地区和巴黎周围地区,东京周围地区这样大城市群是世界上最具有竞争力和活力的地区。

因此我们认为,世界性“流”的节点上,以高级服务业为中心的“门户城市”,对于国家,对于世界经济的意义远远比以制造业为主的大城市重要的多。现在世界级城市群中城市增长的动力和财富的源泉是服务业,这新型的城市化,要发展未来的新型城市化,应该说在这种经济基础上,基于信息业务为支柱的服务业,而不是以产品为主要目的的制造业。这样的城市群成为将国家和国际经济联系起来的枢纽。京津冀,这次国家公布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世界级城市群明确的提出来,而且几个地方提到以北京为核心城市。

以北京为核心城市,北京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优化提升首都的核心功能,像这样的提法在概要里有70-80余个。首都本身的发展环境和目标,刚才你们提到,高端化、服务化、集聚化、融合化,大力发展服务经济、绿色经济,加快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不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我理解是这么一个意思。为了这个目标,必须下大力气疏解非首都功能,就像概要里所说的,要进行北京内部的空间结构的调整,用大量的技术来搞一搞以金融为主的重要商贸机构、国际机构的功能,有顺利的发展空间,这是我的理解。首都北京将成为全球性流的重要节点之一。能够承担这样地位和功能城市,在中国只有北京,只有首都北京。京津冀大城市群,也应具备条件感到成为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重要的城市群之一,这是国家利益和国家目标,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标。首都北京正在成为以高端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中心。

他们的总部,大量集中在北京,当然就有庞大的总部经济,国内的央行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还有几十家大型的公司都是几十万亿的资产,基本上都在北京。北京已经成为全球500强企业数量最多的城市,北京已经成为大批国内外特别是国际金融机构、经济机构云集之地。

       2050年,我们很可能这样设想,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一,巨大的制造业和产业发展能力等等。高等服务业在核心城市的高度集聚,可以产生巨大的空间集聚效应,另外这些行业一定要高度集中,因为这些行业控制的范围广,对信息依赖程度大。区位在信息流的借鉴上有准确及时共享的效果,信息依赖程度大,金融企业和高端贸易。另外这些行业的集聚有利于产生管理理念、合作理念竞争的策略,对全球行业判断的能力,这些隐性知识的交流,他们在感到在一起有坚如磐石的安全感,不愿意分开,更不愿意把这样的机构移到盐碱滩上,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些行业之间需要密切合作,这种合作使制造业垂直的和横向的产业链更加密切。我们有几十年甚至半个世纪的,有的城市宿愿要求把北方的经济中心放在他这个城市,我们进行了很多政策和资金的投资,但是也说明这样的定位不符合城市本身的特点,不符合国家的利益,所以我想新的规划概要能够作为我们国家的一个纲领,我也抱着非常美好的期望。另外,北京的金融中心有很多的图片我有不报了,金融布局现在太分散了,每个区都要搞一套,要进行内部空间的重组,北京市要大胆的,但是真正要做,20-50年能够实现就很不错的,中华民族一定要这样做,因为这样做符合科学,金融中心应该高度集中在一起,不要分散,这个功能一定不能分散,把规划一定要做好,有利于隐性知识,对全球的安全感,全球客户对他有安全感,不要分开,分开就有可能造成厄运。谢谢大家!


毛其智:

       谢谢陆先生的报告,也谢谢前四位主题讲演人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