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5年会”文字实录（五）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会长晋保平主持相关会议。
晋保平:
根据论坛的安排我们进入第六个主题。首先请魏后凯教授，他的报告题目是新常态下的城乡统筹，大家欢迎。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乡协同发展课题组魏后凯
魏后凯:
各位院士、各位专家大家好。本来在这之前提交了一个将近两万字的报告，新常态下中国城乡一体化格局及推进战略，这是一个很大的战略，今天只能谈一些思路和观点。
第一，谈一下什么叫新常态。现在中国已经进入到依靠创新驱动的全面转型的新的发展阶段，从发展水平来看，去年人均GDP是超过7500美元，应该说是稳步迈入了中等偏下收入经济行列。从工业化发展阶段来，我们现在是经济进入了工业发展后期阶段。城镇化阶段来看，我们去年的城镇化率为54.8%，已经稳定进入城镇化中期快速推进的减速阶段，中期的是30%-70%，我们现在是快速推进的减速阶段。所以未来中国的城镇化，主要是提高城镇化的质量。新常态也就是意味着发展的转型，也就意味着发展阶段的转变，当然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的阶段。但是我个人认为，这种新常态有四个特点，增速减缓、结构优化、动力多元、质量提升。
这样一种新常态下，中国城乡一体化未来是什么格局，有哪些趋势？我们也研究城乡一体化，感觉到城乡一体化本身也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新常态这样一种阶段，我们认为可能会取消四大格局，一是城镇化增速下降，市民化意愿下降，二是城乡差距进入持续缩小的时期，三是城乡要素流动将从单向流动转向双向互动，四是政策可能会从现在的城市偏向转入农村偏向的政策。
展开来说，一是城镇化的发展意愿都会下降，从城镇发展意愿来看，城镇化率超过50%的拐点，城镇化推进的速度已经在减缓，已经出现减速趋势，从全国来看，“十一五”每年提高1.39个百分点，“十二五”前四年下降到1.12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下降幅度更大，“十一五”是平均提高1.58个百分点，但是“十二五”前四年平均下降0.98个百分点，我们就认为推进速度下降、全面提升质量将是未来中国城镇化的新常态。我们做了一个测算，采取了三种方法，最后采取综合的方法，就是2030，我们的城镇化速度将下降到0.8左右，这样我们城镇化速度的本来是0.8-1.0个百分点，几年以前我们就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同时根据我们的研究，中国的城镇化率的天花板在哪？85%，很难突破85%。我们认为到2050年，中国的城镇化可能就完了，城乡人口结构，城乡空间结构差不多就稳定了，虽然到这个时候，中国的农业人口可能会下降到10%以下。但是我们农村的人口可能会保持在15%，甚至15%以上。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意愿，中央发布《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市民化的意愿在不断地下降，这是2014年调查的结果，只有30%-50%左右，也就是说过去农民想进城，政策是阻止不让农民进城，现在中央鼓励农民进城，农民不愿意进城了，所以在里面实际上是农民看到了希望，中央赋予农民更多的权利，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在不断提高，农民机会选择多了，观念也在发生变化等等，市民化意愿在下降。
要素从单向流动转向双向互动。大家都知道，由于二元的体制，加上城市偏向的政策，工业偏向和城市偏向，所以城乡要素的流动，建国以后长期以来都是单向的，农村的人口、资源、资金都是不断向城市集聚。城市人口比重向农村迁移，城市公共资源向农村延伸，城市人才、城市的资本向农村流动处于一种很低的水平，这是单向的流动，这跟欧美不一样。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发展推进，现在中国尤其是原来的发达地区已经具备了双向城乡一体化的条件，城乡的要素双向流动将成为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常态，从发展趋势来看，我们觉得未来我们从乡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的速度，刚才讲了将趋于减缓，包括流动人口下一步，这些年的速度，每年的规模也在下降。城市的资本继续和农场下乡的进程将进一步加快。难点在哪？一个在我们深化农村产业制度改革的前提下，我们未来是不是允许城市的居民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到农村去，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要改革的体制政策需要突破的一个难点
从城市偏向转向农村偏向政策。从各国经验来看，大量研究表明，随着经济发展都是从城乡偏向政策转向农村偏向政策，这就是一般性的规律，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想一想，虽然中央的文件早就提出了这么一种政策，但是从机会均等，均衡配置的角度来看，公共政策仍然是一种城市偏向的政策，所以下一步我们可能要打破这个城市偏向的做法，实施农村偏向的政策，将更多的公共资源投向广大的农村，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包括我们的公共服务，包括公共投资，你看村是1的话，我们的乡是2，镇是3.8，我们的县级市10.7，城市是16.1，也就是说我们城市人均的投入是村庄的16.1倍。
第二，新常态下推进城乡一体化面临的挑战。新常态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提供一些好的机遇，也会提供一些挑战。一是农民增收和市民化的难度加大，增收的难度加大可以看的很清楚，农民收入很多的是工资性收入，有一部分是转移性的收入。但是随着城镇化、市民化的加快，变成市民以后，农民未来的增收可能是依靠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但是财产性收入只有2.1%，但是从农民的经营性收入来看，随着要素成本的下降，农村价格天花板的效应，所以农产品讲价的空间越来越有限。市民化难度加大，市民化的规模很大，市民化的程度很低，根据我们的测算只有40%左右，成本比较高，我们的测算平均13万块钱，所以这个难度很大。我们现在进入了新常态，经济的减速将使就业压力的加大，并对农民工就业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是农村病综合治理刻不容缓，你想想我们城镇化的推进，大量的青壮年到了城市来以后，农村人口老龄化，村庄空心化，人去房空，形成“空心村”，有些地方农村房屋闲置达到40%，农村劳动力的质量在不断的退化，很多地区的农业现在成为“老人农业”，再一个就是“三留守”的问题，现在的数据是农村将近5千万的留守老人，5千万的留守妇女，还有6102.55万留守儿童，再一个就是农村的环境污染问题。我们做了计算可以看出来，乡村60岁以上的老人，老龄化是60岁以上的是17.1，比城市12.8要高4.3个百分点，65岁以上也是这样。
三是资源配置亟待实现城乡均衡。现在中央加大了对农村的投入，但是现在农村公共投资远远低于城市，差距很大，农村只有城市的39%，农村社会救助的农村转移支付只能城市的8.9%，十分之一不到，虽然文件上写的是向农村倾斜，实际上现在政策还是城市偏向的政策，所以新常态下，公共资源要继续坚持向农村倾斜，依靠增量调整，促进存量相对均衡。
四是城乡二元体制急需加快并轨。现在二元的体制依然根深蒂固，包括土地管理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双轨城乡二元的制度，所以要实现城乡各项体制，全面的并轨。跟城乡二元分治为城乡并轨同治，同时解决区域间转移接续问题，这个任务很艰巨。
第三，新常态下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总体战略，在新常态下，推进城乡一体化需要采取系统集成的一揽子方案，我们想全面深化城乡改革，我们是想四项制度、两大体系，四项制度就是要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制度，城乡统一的土地管理制度，城乡统一的就业管理制度，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因为这个报告对每一个制度怎么改都有一个总体的设计。再有就是两大体系，公共服务体系，社会治理体系。
关于户籍制度的改革，我们现在的办法就是一种治标，治本就是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治本和治标要同时相结合，分三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是说到2025年，我们要把农民工全部纳入进来，解决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常住人口全覆盖，第二个是到2025年把农村的人口纳入进来，第三步到2030年在全国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乡镇人口全覆盖。
基本社会保障方面，实行城乡并轨与全国统筹。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晋保平:
下面请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江亿先生发言，他的题目是“城市还要再盖多少房子”。
中国工程院院士 清华大学教授江亿
江亿:
各位专家，我想今天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讨论一下到底我们城市城镇化，城市还得盖多少房子，好像盖房子是城镇化的标志似的，这里有点数据，这是我们国家最近十几年每年的竣工情况，各类建筑。（图）底下是农村住宅，上面是城镇住宅，再上面就是非住宅建筑，当然不包括厂房。
（图）这是现在的存量，1996年，城里是100多平米的建筑总量，现在全国连城市带农村加起来快到540几亿，这是我们这些年的发展状况，按照不完全统计，到2013年底，城里居住建筑208亿平方米，非居住的公建跟商建100亿，农村238亿，这是已建成加起来是545亿，但是这个时候，外边施工现场开工还没有收工的房子，还有120亿平米，这也是有关部门统计出来，所以考虑在拆什么，到明年年底这些房子差不多了，大概到明年年底城市加农村竣工面积能用的是650亿平米。这是目前的建筑拥有量。
这么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至少就导致对各种建材、钢铁、水泥等等的旺盛需求，而这些建材又都是工业、制造业里边的高能耗产业，所以导致能源消耗总量和碳排放总量的持续上升。当然，这也是造成这几年GDP增长的主要构成成份。同时，这样的建设，反过来促进了房价的持续增长，现在这十年是最好的投资渠道跟资产保值的渠道。可是房价这么持续上涨的结果，导致大量的土地、房屋资源的闲置和浪费。社会资金大量涌入楼市，就使得创新产业和中小产业融资困难，这是对企业来说。另一边把所有的钱吸引到楼市上，严重压制了居民的日常消费，从而抑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还限制该好好发展的消费品生产，消费品市场受到的抑制。
下面就这几个方面说细点。
（图）这是我们国家近十年盖房子的材料导致能源消耗的变化，去年总的能耗是40亿吨标煤，但是盖房子直接材料是4.8亿吨标煤，占到总的能耗比例是14%，占到中国碳排放总量的18%。这个比例在发达国家都是一位数以下，所以无论盖房子占的能源消耗总量还是导致碳排放总量，都这么高。
现在说节能减排得调整产业结构，产业结构调不了，为什么？这些高能耗的产业并不是唐山或者河北省就想炼钢，是那有一个巨大的市场需求，因为我们国家这类钢铁、水泥各种建材基本上进出口平衡，是为了满足国内市场需要导致这么大的产业，而国内建设速度，盖房子速度不缓下来，工业产业结构调整这个事根本就不成立，不可实现。当然，盖房子对GDP有巨大的贡献，2013年，城里的竣工面积20亿平米，按照这样算下来，因为最终这个东西卖出去的整个都是GDP，所以对我们国家GDP总量接近25%的贡献。这12万亿里大概一半是走的建材业跟盖房子这行，一半是土地增值，这个土地增值的数据比有些统计部门的要高，一般是4万亿，4万多点，但是这都是直接的，还有间接的、隐形的，加起来是这样的数。可是这样的土地升值导致的GDP到底对国家经济发展有什么样的贡献，我就不读了，好像是一个虚的东西。
楼价持续上涨，这是中国商品房近十几年的持续上涨状况，现在平均不到6千块钱。（图）这是海淀区的数据，海淀区当时2008年降了一下经济紧张，接着4万亿投资进去了，可能是2008-2009涨这么快，现在持续上涨，现在5万多一平米，是这种状况。而这里头为什么推动房价上涨，不是刚性需求，而是由于住房成为投资渠道，这样一来，大量的房子闲置，按照有关部门统计，一些民间统计，几乎现在中国城市里有5千万套住宅空着，不是没卖出去，是卖出去的房子没人住，5千万一户住三人，1.5亿人口，这是四分之一的人口。盖房子不是解决住的需要，是解决投资需要。同时一些企业超面积的办公用房，一个厂长占一座楼，那是他的办公室，就俩秘书就一个楼，因为房子搁的不用也升值，所以并不觉得这是很大的成本，拿它来保值，接着使劲盖广场、中心，仔细一算不挣钱，盖完房子收不回钱来，因为现在电商，不用买东西了，但是它盖那些东西讲的是将来升值，升值就挣钱了，也把这个事都看在升值上了，可是另一方面，大量的鬼城越来越多，甚至一个区域空着，而且开发商惜售，要不就弄着地不盖，等着涨价，导致土地浪费、房屋浪费、大量的资源浪费。
这十几年，房子成了最好的投资渠道，从2008-2013年算，平均收益率15%。收益率是房子。股市也不行，国债不行，就是买房子最赚钱，必然买房子，准挣钱，但是这样的话，在发达国家仔细看，楼市一定是接近股市或者不如股市，也不如国债，没有说搞楼市能发这么多财的。本来该进入创新企业、中小企业的社会资金全进到房地产了，温州原来经济发展多快，那是在九十年代、八十年代，后来变成一堆炒房团，就不再搞产业了，都倒腾房子去了，中小企业或者是创新全搁在那了。而老百姓这些年持续上涨，但是钱没花在市场上，都被房子给拴住了，或者用来攒首付，或者用来还房贷，严重的影响了教育文化和其他服务产业的发展。
还有一个调查报告说，中国有40%以上的城市居民有两套以上的住房，然后有三分之一的居民把房产当成一种投资手段，这都不是正常的事，为什么？我们中国建成现代化，全国到底需要什么？需要的是创新能力以提高国力，需要高质量的消费水平以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需要高水平教育、文化医疗以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当满足基本要求以后，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更多的房子并不能提高国力，并不能提高生活水平，并不能提高民族福祉，能提高的就是能源增加消耗，环境增加影响。
我们到底需要多少房屋？再看世界上主要国家的人均住宅的情况。美国高的不得了，因为是大车大房文化，因为那是以他特殊的占有自己的自然优势，自然资源环境，并且当时美国发展的时候正是二战之后，他可以拼命占全世界的资源。而中国的发展从内从外，从土地、从能源、从环境，这个内环境、外条件都不是当年的事了。可是现在我们的人均住宅、城镇住宅面积已经接近30平米，在亚洲跟日本、新加坡、韩国比，跟咱们自己的台湾比，都已经差不太多的数量级。因此建筑总量应该已经满足居民要求了，再说好些人没房子就是因为那房价在那，要把房价推高再盖多少也白搭，所以不能解决无房无户问题。然后说城镇化，城镇化是每年2千万农民进城，也只不过是需要6亿平米的房子就够了。未来的上限应该有一个总量，就是城镇的居住建筑不应该超过4百亿平米，这将来10亿人口的话，就是人均40平米，40平米是什么概念？（图）欧洲、英国、法国都在这个线以下了。再看公共建筑也是一样的，我就不展开了，这是中国的公共建筑，公共建筑未来应该控制在200亿平米的数就差不多了。
现在中央提出要把生态文明融入到城镇化，这件事再谈节能减排、再谈资源节约化城市，可能把房子控制住是最大的事，到底建成什么样的现代化？大房大车的土豪模式靠几倍于世界人均资源的代价来支持现代化，这是美国发展的模式，中国不可能实现。怎么办？只能坚持生态文明在有限的资源环境中，跟资源环境容量协调发展，得反对土豪文化，有钱提倡精品生活，提倡文化建设，提倡人的素质建设，如果亚洲国家人均建筑规模都是40平米，中国怎么也不应该比这个高。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美国人均资源消费是世界人均资源消费的5-7倍，OECD国家人均资源消费是全球人均资源消费的3倍以上，我们的人口是世界上六分之一，我们只能在世界人均资源消费水平上实现我们的现代化，实现我们的中国梦，不可能像OECD那样，更不可能像美国那样，而人均住房拥有量只是一个指示剂，指示你这个国家的人均资源消费量是不少，但是不是全部人均消费量，但是是很好的标志，我们到底往哪走很重要。
房子盖多了有多少危害？占用土地资源，生产建材导致高能耗和高碳排放，金融黑洞吸干了社会的财富，这是盖的过程。而建成之后大量控制房子引发社会问题，运行能耗跟建筑总量成正比，同时交通问题等等。
我们国家人口达到15亿时，重量不能超过800亿，城市居住400亿，商店200亿，农村200亿，慢慢的实行软着陆才行，照这个速度，现在800亿贴顶，真的到顶上去了，所以必须拖下来。为什么房子盖这么快？是为了维持扛着GDP不降，是地方政府财政需要，土地财政，难道是为了维持钢铁、建材持续发展，还是开发商在那使劲推动呢？靠房屋建设拉动持续值是不可持续，只是虚假的、暂时的表面缓解维持7%或者怎么样，积攒越久，矛盾越大，问题越大。所以绝不能再跑大力扶植房地产业靠他拉动GDP，将来越拉越麻烦。怎么办？实行物业税，每年交0.5%或者1%的钱作为物业税交上去，然后再拿一部分返回，按照人头返回给常住居民，按照文化、教育医疗的实际费用返还这种建筑，一部分进入基层，开始作为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把土地财政转成物业税财政，这个事就实行可持续发展，就良性循环了。同时房价也能抑制住了。抑制房价上涨，抑制房地产商开工量，使得社会需求自然稳定到真实的需求值，使全社会珍惜房屋空间，减少浪费、减少奢侈，使得真正没房子的人得到适度的补贴，缓解贫富差，使各级政府从土地财政转向经营社区，得到的财政收入可持续。拿着钱去改善环境、改善社区环境、改善城市环境，成本远远低于效益，效益非常大。
晋保平:
第三位发言的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谢立中教授，他的题目是“未来中国城镇化率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水平”。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谢立中
谢立中:
各位下午好，我要给大家汇报的题目，看上去跟今天城乡协同发展不是特别契合紧密，我看到我们城乡协同发展的题目以后，脑子里面产生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协同发展？按照有一些专家，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些专家发表的论文，个别的预测我们国家在未来若干年里城市化率达到90%几，和美国一样。中国城镇化率达到90%几，还剩下的百分之几的人在农村里面，那些人肯定是农村族、贵族。中国城镇化率能够达到什么程度是我们要讨论协同发展的前沿，对于这个问题我很感兴趣。每个专家研究的结果非常不同，所以我自己去看一看，用一个很笨的办法，就是根据非农劳动力的需求预测一下我们国家未来若干年里城市到底能够容纳多少人，刚才有位教授讲我们国家城镇化率的天花板到底是多少。魏教授预计了天花板是85%，我的研究有一点不同，我是初步的研究，不是最终的结论，我想在这里汇报一下。
大家都知道，影响一个地区的城镇化率的主要因素，有两个，在可以维持所需农村必要劳动力条件下，该地区能够并且愿意居住到城镇的剩余人口总量。二是在可以持续维持城镇人口既定生活水平的条件下面，城镇区域能够容纳的总人口数量。影响农村剩余人口数量的因素有很多。总人口减去农业可以容纳的数量，并减去不愿意在农村居住的人口数量，可以得到可以去农村并且愿意去通过居住的剩余人口数量，影响城镇人口的数量也有很多，有产业技术，还有土地的承受量、水资源以及基础能力建设。首先我们看一看，未来若干年里面我们向城市供应的，就是所谓的可以居住到城镇去的剩余人口的总量大概是多少，首先是看人口总量的预测，这个数字也很多，我把它综合了一下，大概有这样一个数据，在未来若干年里，中国人口总量在13.9亿到14.7亿之间。
农业可以容纳的人口数量，总人口减去农业可以容纳的人口数量，差不多是可以向城市供应数量，刘世锦课题组考虑的因素比较全面一点，他们考虑了这个技术进步的因素，对2012到2022年我们国家农村必要劳动力的数量进行了计算，得出2011年中国必要劳动力是1.567亿，以后随着技术进步，每年可以递减283万农业劳动力，按照这个数据可以推算出未来若干年里面我们国家农业的必要劳动力是从1.3123亿逐步降到2050年就只要不到5千万农业劳动力就可以了。当然这是农业变劳动力。
加上抚养的人口，国家发改委有一个文献，测算了我们国家2020-2050年的抚养比。这个抚养比是城乡没分的，我们假定农村和城乡一样，按照这个城乡，农村里面可以容纳的人口就是从1.85亿逐渐降到2050年0.74亿，就是不到1亿人口。我没有考虑意愿，假如他们都愿意去，总人口减掉1.85再到0.74，可以居住到城镇的适宜人口总量，假如他们都愿意去，最多有这么多人愿意去。2020年适宜的人口可以去城市里居住的人口是12-13亿，到2050是3亿到将近13.96亿，大概是这么一个数字。
总人口减去农村里面必要的农业劳动力以后，可以向城镇供应，这里忽略了很多因素，农村还有非农产业。现在来看非农产业可以容纳的人口数量，先假定非农产业都是在城市里，等一下再把它扣掉。假定城市可以容纳的人口数量受很多因素约束，土地承受力、水资源等其他资源的承受力，还有市政基础的建设能力，假定所有这些因素对个城镇化水平的约束为零，因为我要讨论天花板，我们国家未来城镇化率主要受城镇产业发展的影响，下面主要以非农产业能够吸纳的农村劳动力数量对城镇化率的影响为依据来去考虑。同样，非农产业，非农业劳动力乘以抚养比。
预测方法比较简单，一说就明白。首先预测我们国家未来若干年非农业部门，就是第二和第三产业两大部门生产总值的增长状况，预测未来若干年里面这两大产业部门劳动生产力的状况，根据这两个方面的数据，来预测这两个部门对劳动力需求的状况，再用预测到的两大部门劳动力的需求状况乘以他们的人均家庭抚养比，就得到了非农业人口的数量。
怎么预测？《中国统计年鉴》上有1978年到2013年这35年我们中国GDP，还有第二、第三产业产值以及就业的一些数据，这是GDP的数据，第二产业产值和第三产业产值以及比重，二产劳动力、三产劳动力，用这个数字来计算出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各个年度的劳动生产率，以及三产的劳动生产率。用上面这些数据可以计算出1978年到2013年之间我们国家年均GDP怎样率是9.77%，第二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5.79%，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是年均增长6.23%，现在假定在未来若干年里，我国GDP将以7%，现在很多人都说7%的速度年均增长率增长。第二、第三产业部分劳动生产力以上述35年间年均增长速度来增长，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按照我下面的表里所列定的一些比重发生变化，并且参照刚才讲的国家发改委所公布的未来若干年里，人口抚养比变化的预测数据来去计算，做这些假定以后来计算，就得到这个表格。这是2020、2030、2040、2050产值的预测值，按照7%的增长率来计算。
第二产业的比重、第三产业的比重，2020年假定是40%、50%，2030年假定为35%和55%，2040年假定为30%、60%，2050年30%、60%。这个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计算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两大部门的每个年份上的产值的总量，再根据假定的两个部门的年均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状况，计算出各个相关年份上面的两个部门的人的劳动生产率。这样进一步可以计算出这两大部门第二产业的所需要的各个年份所需要的劳动力，第三产业所需要的劳动力。把它们汇总，就得到了这些年份所需要的非农业劳动力的总和，乘以他们的抚养比就得到了各个不同年份上非农业人口的可以养活的人口的数量。2020年，非农业人口可以养活的数量是7.5亿多，2030年8.6亿多，2040年是10.2亿多，2050年11.2亿多。刚才我们假定的是非农人口都住在城里面，实际上不是这样，根据现有的60年的情况，非农业人口居住在城市的比大概是80%左右，假定80%的非农人口都住在城镇里，就得到了城镇可居住人口分别2020是6亿人口，2030是将近7亿，2040年是8亿，2050年是9亿，按照刚才前面总人口的预测来除一下，就得到了2020年我们国家的城镇化率按照我的这个产业劳动生产力的计算，是42%-43.5%，2030年是47%-48.2%，2040年56.4%-57%，2050年是61.4%-65.4%。
大家可能会很奇怪，我们国家2013年就已经53-54%了，咱么倒退去了？你计算出2020年我们导致城镇化率要退掉40个百分点，原因很简单，按照假设，是GDP的增长从2010-2020是7%，但是劳动生产率还是35年的年均增长率，假设劳动生产率始终不变，这就意味着到2020年我们现在城市里只能住6亿人口，按照抚养的比，我们现有已经进城常住的城市人口可能就容不下，就要退回去。假如按照前面的预测。
由此引发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刚才讲到农村里农业的需求人口，非农人口是这个数字，城镇里80%的人可以住在城里面的话，这一栏的数字。农村里非农业居民是这么多，假设非农人口20%，住在农村里面的是这样的数字。再加上前面预测的农业劳动力，农业劳动力和抚养比是这个数字。用预测总人口减去总和最后剩余这么多，这些人是城里第二、第三产业也容纳不了，农业也不需要，2020年将会有4.5-4.99亿人口没有工作，2030年4.18-4.58亿人找不到工作，2040年大概3亿左右找不到工作，2050年大概2亿左右找不到工作。一二三产业都不需要他，这些人怎么办，放到哪里去，放到农村还是城镇，这些问题感到非常困惑。
这个问题就影响到到底怎么样一体化，是把这些人完全放进来自由流动，还是按照现有的政策把它先放在农村里面，给他一块宅基地，虽然富不起来，但是饿不死，还是让他进来全部一体化，变成城市的平民或者农村的平民，这些问题没有研究过。按照我刚才的预测，可以看到影响上述预测结果的主要因素，刚才那些预测仅仅是一些假定情况下的预测，不是定论。我们可以看到影响上述预测结果的主要因素，一是GDP的增长速度，假定7%，其他因素不变，GDP的增长速度如果提高，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会增加，城市化率也可以相应提高。第二个因素是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其他因素不变，非农产业第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降低，不要真的那么快，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会增加，城镇化率也可以提高。人口的增长速度也是一个因素，其他因素不变，人口增长因素降低甚至负增长也可以。抚养比提高，居住在城市和农村的人口也可以增加，还可以有一个降低，这是一些因素可以供我们考虑。
这是我目前做出的一些结论。谢谢。
晋保平:
请今天论坛最后一位发言人，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副所长武廷海教授做报告，大家欢迎。
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副所长武廷海
武廷海:
尊敬的大会主席、尊敬的各位专家下午好，非常高兴给大家汇报一下“中国城乡规划传统与城乡规划发展”未来的看法。
百人论坛章程开篇有一段很精彩的话，这段话我不读了，我自己体会是非常有穿透力的，是具有时代感的想法。如果把中国城市化进程打开来看的话，现在刚好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上，基本上从80年代到2014年，35年左右，我们城镇化从20%到了50%左右，升了30个百分点，实际上我们完成的城市化进程的一个起飞和一个快速加速阶段，可以预期的，尽管60%还是80%不知道，联合国出了一个接近76%的数据，我觉得这大概是靠谱的。如果按照这个判断，未来35年还会在二分之一的人口来有一半将要进城。我想说明的是，这个进城其实到时候农村流动人口加强，可能是双向的，跟美国一样，流动性肯定会加强，不像现在这么滞留在乡村，所以我自己认为这个总量，人居空间的总量比城市加乡村的要多一点，富余一点，多20%，多百分之多少是有一个控制，这样看来，有两个35年，再加上前面30年，实际上是100年，七十年的时间完成了城市化从起飞快速成长到成熟，这跟美国相差不了多少，我认为不是特别的例外的。接下来看到中国，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分水岭，我们前瞻后顾，我觉得有理由，应该来更加自觉的思考我们城市化的未来，如果中国经济的发展，或者国力的强大，或者我们复兴的话，我们真的要思考，中国的城市化模式给人类带来什么东西，包括城乡建设。
前年工程院做了一个报告，他讲了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后来在新型城镇化里面没有这样的词，但是有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然后又有一个新型城镇化，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直接连上，他当时说是在5千年文化积淀和传承，把握是非常准确的，中国应该在这方面作贡献。二是新要在传统城镇化进程中形成，有一些文明高度的思考，要形成智慧。这个也包括对我们城乡统筹提供一些启发，这个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怎么样来发掘中国规划的传统，汲取中国古代的经验和智慧，可以提供给我们参考，后半段35年能不能有一点自信。
科协做学科史的项目，我做古代部分，所以也做了初步的成果，我想介绍一下古代我所了解的一些片段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想法。规划很早就产生了，有人居就有规划，有房子就要思考这个问题。但规划出一个公共的工程，由政府来抓的，可以找到大禹治水，（图）他手里拿的东西那叫纍，就是挖地用的，当时也很先进的，这样来看，它是一个平水土的过程，但是我们根据文献的记载判断，实际上是空间规划和土地利用的过程，实际上是国家层面上的一个国土规划。在《史记》里面有这样的记载，大家看左准绳、右规矩，就拿一个定量的东西，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遥感或者GPS这样的东西，做完这个工作，他来平水土，他做完了还要分九洲，下面做国土规划，最后通过空间的工作实现了治国。
空间的治理对国家的治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强调大禹人品很好，自己住的房子不好，但是要给农村的水田、道路、河渠做的很好，这是非常好的传统。从起源来看，中国就是产生于水土治理，是建立在自然基础上人文的创造，是为治国定基础的。跟西方现在解决城市病是两码事，一个治国、一个治病，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二是夏商周，西周的时候周公非常了不起，第四年建侯卫，他用了血缘关系的办法，把亲戚分到每个地方去，实际上是占据点，战略性分工实现了大规模的控制，这非常了不起。到第五年他建了营成周，实际上是为未来的首都做了一个备选地，或者是东周的首都。第六年制礼乐，这个非常了不起，中国的规划是有礼乐思考的，要讲究文质彬彬。举一个例子，我们经常说的《考工记》，《考工记》里面讲非常的工整，《考工记》对明堂、王宫、不同等级的城墙、道路都有规范的，我们这个建不是像章搞五车道就五车道，六车道就六车道，它很讲究的。值得注意的是，匠人这里面，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规划师，除了匠人营国以外，还有匠人为沟洫，为沟洫是对广阔的区域空间，是国土层面的，除了国都城市以外，实际上乡这一块有一套讲究的说法，实际上是城乡一体考虑的。我自己觉得这个匠除了“营国”与“为沟洫”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刚才大禹治水里面有那句话，是有礼乐的含义，孔子说“大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我跟那个大禹比差的太远了，中国人一开始这个圣人就有这个要求，要把乡村搞好，要把公共的东西做好。
第三个是西周以后，到了西周挺好，东周就开始春秋战国情况就控制不住了，大家就百家争鸣，但是百家争鸣有一点是肯定的，肯定不是瞎说的，不是为了搞GDP挣点钱，是把君主说动了，实际上是一个乌托邦，治国的方案，如果周公这个东西是规范的理论，这是一个批判性的理论，是空对空的，采纳了就能干，现在批的方案，他做那个工作，这是司马迁引用他爸爸的话，他说“务为治”，“务为治”就是说所有的人做的事殊途同归，都是为了治理好这个国家。再这里面，我只挑两个，第一个就是老子的学生文子引用老子的话，他说古代的圣王，天地人，眼观天下，俯察地理，中间考人文，中间人文有很长的一段，他说成家、成国、成官很重要，把官做好，要做国家，怎么来统治他们？用官文来统治。下面有一句话，这就是规划。“列地而州之”，这就相当于郡县。“分国而治之”然后还要进行教育，除了物质空间的，还有文化空间的。这个想法到了后来，成为了中国很重要的基础，到了西汉的时候，淮南王在扬州，“裂地而州之，分职而治之，铸城而居之”。这三段话作为一个“治之纲纪”，就是相当于现在治国的一个大纲一样，这三段话其实是一个总结，可以看的更清楚。
“裂地而州之”，是《周礼》里的，我说我们花了很大的功夫，《周礼》里面有一套现代规划体系，《周礼》相当于现在组织部干的工作，分了六个大的部委，天、地、春、夏、秋、冬，这些官都留在这，可是东宫没了，东宫是现在我们的建设部，现在没了，我们也不知道，后来把《考工记》塞进去，但是是两回事。现在有五个官在这儿，我们有办法，这五个官开篇全是这样的话，肯定是当时很有名的人讲的。总结出来的，他说“唯王建国”想让圣王来建国怎么办？“设官分职，以民为极”，同样的要分官、分职来治理老百姓，但是我们注意的是，前面有两句话，那两句话是空间性的，是规划，是关于空间的规划。是以治地为基础，通过空间进行行政管理。根据官员的排列，把官员抽出来一个个的看，弄完以后发现，“辨方正位”包括两部分，不是现在的辨方向，那个方向南方、北方是区域，“正位”是这个区域在国家的地位，或者说这个官员在国家的地位，它有一套办法，那一套办法相当于国土部用的办法，土地资源调查、评估，然后进行土地布局、土地利用，还有土地整治，它还有土地政治，我PPT上没写。“体国经野”是城乡干的事，做的为沟洫，大家看到就是刚才的为沟洫，“体国经野”的经野，后面营城就是营国，这套工作国土规划加城乡规划，是一体的，哪有分开成两个部的，是穿插着关联，可以在这个部里干活，但是后面都是治国。谁在干，我都查了人，每个人干什么都有，这不是我瞎说的。总的来看，当时的空间规划一是技术工具，二是政治的工具。我们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不是单纯的技术，如果三个合一完全是技术的问题，根本就不用讨论，干嘛要中央来说，根本的是政治问题。
“铸城而居之”，这段是晁错给汉文帝上书，当地胡人要下来，我们守不住，怎么办？他用了一个办法就是，搞人居环境建设，搞一个好的县城，还要做沟洫，一样要做，做完了把房子做好了以后，里面还要搞社会建设，这个工作他从“相地到土地细分一直到社区建设”，一个完整的回环，非常了不起，中间那句话就是安居乐业，做的非常好。这个工作实际上不是都城建设了，所有的新城都会这样建设，已经成熟了，制度上已经成熟了，这个东西跟西方为了治城市病，搞田园城市可以相媲美，早好多年了。西方提出的理念已经触及到我们的本质，中国城市规划是在农业国，空间不是瞎建的，是基于社会理想，对一块土地进行合理的分割和空间的配置，不是完全功能性和技术性的。
最后一段话是关于财的那一段，这一段很简单，我们看《汉书·食货志》，他讲中国古代的城，里面有经济，但是经济重复于城，这个城的作用是国王要把老百姓安置在哪里，不是发展经济，经济还是老百姓，为了国家治理。财者，聚人守位，这个位就是“辩方正位”的位，下面做的是“圣王域民之法”，“筑城郭”干什么？“制庐井”干什么？“开市肆”干什么？是为了老百姓生活用的，不是为了搞剩余价值的，完全是两码事。
古代对“圣王”的定位要求非常高，“圣王域民”的办法就是安居乐业，我就不展开了。我认为一个基本的结论，古代的规划是以治道为依归。
历史地看，我们的规划产生于治水、制礼乐这样一个制度建设，投入为治这样一个思想基础，到西汉、秦汉基本成型了。中国规划富同于治国，以治道为依归，实现了一个通知的工具。从治道来看，中国城乡规划包括两个东西，一个是对象，城乡，空间性的，是器，目标是要器于整道，如果不能治国，这个东西就是做的再好没有用，是有高标准。规划是一个技术，技术要入道，如果光做技术，也不会讨论了。
有三点启发，一是回归治国导向，广义上来讲，规划要上升到国家治理的高度，是你的工具，规划是治理能力的表现，回归治国的导向就是要回到政府的规划，不是部门的规划，现在多规合一是部门规划不合一，是部门的问题，不在于规划的问题。
狭义的讲是规划的工具，工具本身可以实现，多规能不能合一，合出来的一是什么东西，肯定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战略问题，是治国的高度。第二个是复兴城乡规划整体营建的规划传统，中国古代城乡规划建基于以农为本的传统文明，本质上是通过对土地的合理利用与空间形塑，建立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体现天下大通和安居乐业，西方走向城市中心化的道路，但是也在考虑的问题，环境营造的问题。
最后一点就不讲了，城市规划是两个传统，中国古代大的体系是一个空间治理的传统，是治国的传统，影响了古代的中国，但是现在工业文明以后，受到了西方现在治理城市病的影响，包括我们做京津冀，治理北京的城市病，就是近代若干年来受到西方影响或者片面的执行这种规划的结果，是城市发展模式的结果。今天我们要回过来重新反思。两个东西，看传统还是看中国的未来。不是说古代的就好，但是如果把西方好的和中国好的为我所用，我觉得这对世界也是贡献，这是我的一些简单想法。
晋保平:
按照论坛的安排，专家的发言到现在就结束了，在这个单元里，四位专家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野就如何理解新常态下城乡统筹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我们就用六七分钟的时间，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话，请教的问题和重要的观点都可以再谈一谈。
方创琳:
利用这点时间谈一点想法，主要是听了刚才我们这个阶段的各位教授的精彩发言以后，有两个想法。一个想法是关于中国城镇化的率到底是多高的问题，天花板我感觉不敢定的太高，有一个教授定的是85%，有一个教授定的又太低，这个东西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讲，要把城镇化定到那么高的时候，就意味着把10亿号人赶到城里面去，赶到城里面去就来来两个重要的风险甚至灾难。一个重要的风险就是把这么多的人赶到城里以后，中国的城市将会带来很大的灾难，因为中国的城市各种基础设施和承载能力目前已经承载不了了，要把更多的人赶在城市里可能更承载不了。从国家安全角度来讲，把这么多人赶到城里是不安全的。
另外一个角度，把这么多的人赶到城里面去，我觉得是不可取的，反过来讲，这么多人赶到城里面以后，中国广大的农村谁来守护？中国的粮食安全谁来保障？如果中国是一个小国的话，这个问题可以不讨论，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达到90%都问题，但恰恰中国是一个大国，实际上最大的国家，粮食的生存关系，不管在城镇化到任何时候，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只能靠自己来保障，不能靠别人来保障，所以我们还是要把国家的粮食安全放在国家城镇化安全的更高的层面考虑，基于这种考虑，中国城镇化的水平到了70%以上，左前后我估计就是达到了天花板，再高的话，中国的城市病、农村病会越来越严重。
第二，今天上午和下午都听到了各位老师的精彩发言，讲到城镇化模式的问题，因为我是学地理的，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多少个村子，每一个村子城镇化和每一个镇的城镇化路径、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千万座村，千万座城，它的城镇化的路径有千万多个，有多个，所以相互之间不能复制，只能参考。
这里我想提一点想法，中国的城镇是不是可以走一种渐进城镇化的道路，就是大家认可，目前从自然村到行政村，这样一个过程，我们也认为是一个从农村到城镇化的过程，而不是把自然村或者行政村的人一下到镇里、市里的过程才是城镇化的过程，目前农村新社区的建设，只要把各种公共服务设施到位了，网络通了以后，虽然是农村的人口，但是农村的生活条件和各种公共服务条件改善了，改善了以后也算是一个城镇化的过程，不一定把这些人非得赶到城里，拿到城镇户口才是镇农民、市农民，这是渐进的城镇化的过程，就是由自然村到行政村的过程，我也认为是一个城镇化的过程，由行政村到镇、到乡的过程也是一个城镇化的过程，再由乡、镇到大城市里面，这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要分步推进，不能一步推进。
杨保军:
听了几个报告非常受启发，有几点启发，魏教授谈的观点想法我赞成，但是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比如当我们把偏向转向农村以后，就建议大量的投资、工夫跟上去。一般来讲，一般持续的行为，投入和产出是对起来的，如何有效地让这些农村的大量公共服务、各种投资、分散的投资形成一个循环，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第二，目前的城市化不管后来预测是70%、60%、80%，总之中国还没有定性，还处在流动当中，而且如果说未来是城市跟城市之间还会流动，现阶段主要是乡和城之间的流动，在人员还在变化的情况下，多少公共服务设施要投到农村去，现实农村人口是在收缩的，不管我们有什么意愿，农村人口的收缩是世界性的问题，日本投的更多，但是到日本去看一看，他们的农村人口还是在减少的，欧洲也是在减少的，大城市的很多问题，但是大城市的魅力，吸引力我们恐怕要看清了，在什么阶段投，投哪一些，怎么分步投也是要看清，也是我们困惑的。
江亿院士的报告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也的确存在这个深刻的现象，但是我有一点建议，我们建了那么多东西，把建的统计起来，这个数字是对的，但是为了更准确，还要注意一点，还拆掉了很多。有的地方还不是拆一次，像浙江农村有的已经拆八次了，所以如果已经算进去了，那就是比较好了。我当时听了以后有点担心这个。谢教授的研究我觉得这个方法、思路很有启发，但稍显静态了一点。如果你按照原来的生产率，包括二产、三产不变的来推，我怕是一个数据游戏，因为城市里还有一块，它有创新。
武廷海的报告非常好，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启发，我觉得应该再深入的研究下去，把我们和西方不同的起源说明白在哪里，另外在我们原来的基础上怎么样借鉴和吸收一些西方的规律性的东西。听了以后的几点体会，但是不一定对。
李迅:
听了一天的会，特别大家对城镇化的愿景做分析，做一个假设，有没有可能有这么一个假设。当中国工业化进入到中后期，或者说进入到一个以服务经济社会为主，第三产业为主的时候。二是当农业现代化基本完成，城市化进入到相对稳定状态，这个相对稳定状态有可能在65%以上或者70%基本就进入状态，也有可能是魏教授所说的85%。然后市民化的过程是不是基本完成，农民工这个名词成为一个历史现象，那个时候的城乡关系最后结论，是不是到他们的差别很细致入微了，或者甚至成为一种，就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乡村让城市人更向往这样一种境界，那样一种要素流动非常流畅的状态，是不是可以讨论。
我只有这一点体会。
魏后凯:
我最近发的好几篇文章都是批判城市偏向，我讲的是农村公共资源的投资，不是讲总量。我讲的是85%是天花板，不是顶点。天花板和顶点是两个概念。再说城市的偏向和农村的偏向，我说的很清楚，是按农村的公共资源，现在我们农村的公共资源是低于城市的，在农村享受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只有城市的三分之一，只有城市的40%，这就是一种歧视，这是从农村的角度来看，我讲的不是总量。总量可能是城市人越来越多了。我就补充一点。
冯长春:
城镇化和城乡协调发展，尤其是像我们国家地域差别非常大，刚才方教授说的我也很同意，有时候我们衡量，要看地区的差异，不能用一个数据代表全国，有的平均数据掩盖了很多实际的问题，我想这是要考虑差异性，尤其是在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而且各种自然条件，环境和经济基础都不一样。另外，我觉得目标当然要有，但是有时候往往我们定的目标要不太高，要不就低了，就像以前城市规划，老控制人口规模，最后突破了，限制了好多东西。在计划经济又要达到一个很高的速度，结果定的很高的时候，又没有实现了，我觉得有时候搞规划或者搞战略，说的白一点有多少钱办多少事，那才能达到目标。时空的变化是动态的，定的太死不行，太高太低也不行，应该有一个范围可能更好一些。
以前我看国外搞规划，是根据财力和能投入多少，能够实现多少，我觉得这比较现实，也能够达到目标，过去我们有时候定的目标太高，太空了，这是要研究的一个。
听了各位专家最关键的是实现模式和路径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各种模式怎么去实现，往往我们提的好多东西都非常好，最后实现不了，就是机制模式不行，我觉得应该研究这个，针对这个去制定政策，可能能实现。
晋保平:
下面我们进行闭幕式，主要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党组成员赵宪庚同志发言。大家欢迎。
中国工程院院士 党组成员赵宪庚致辞并发表会议共识。
赵宪庚: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同志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共同支持下，经过中国城市百人论坛领导和全体成员数月来的共同努力，以及全体与会人员整整一天的紧张工作，百人论坛2015年会已经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
首先我代表会议主办方向为中国城市百人论坛发展以及2015年会成功举办付出诸多努力的机构和人士表示最诚挚的谢意！“中国城市百人论坛”筹备和成立一年多来，徐匡迪主席、吴良镛院士、牛文元先生以及论坛各位领导、论坛召集人、论坛全体成员给予了悉心关注。联合国负责城市事务的最高官员华安·克洛斯先生专门出席本次并发表演讲，体现了联合国人居署对本次论坛的高度重视，外交部、住建部等有关部门为会议召开提供了许多帮助。出席会议的各位专家在会议上发表了精彩的演讲，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等机构为本次年会的举办做了大量细致艰苦的工作。概言之，本次年会的成功举办是各方精心准备、共同努力的结果。
“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5年会“主题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协同发展“是迫切需要研究的现实课题，中国城镇化和城市发展面临诸多亟待研究解决的严峻挑战。其中如何在城镇化进程中处理好城乡关系，保持城乡协同发展，实现城乡互利双赢，不仅是当前亟待完成的重大现实任务，也是实现新型城镇化这一理想目标的重要途径，还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理想目标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保障。
今天会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各位领导专家围绕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协同发展的战略与规划，体制与机制，资源与环境，经济与社会，环境与工程等多个主题进行了充分研讨，众多学者在讨论环节进行了学术争论和思想交流，会议立足于中国城镇化发展的视角，也体现了全球化趋势下的国际视野，达成了许多共识。会后，秘书处将整理今天的研讨成果，形成政策建议上报，还将形成理论成果出版发表。
中国工程院作为主办方之一，对推进中国城市百人论坛的健康持续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科学院将会继续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一道，通力合作、密切配合、共同携手，通过中国城市百人论坛这个学术平台为中国城镇化和城市发展贡献力量。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我们2016年会再见！谢谢大家！
晋保平:
今天经过大家一天的努力，圆满的完成各项任务，我们会圆满结束，结束之前说两句话。一是这次论坛是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大概是去年的年初开始筹备，由一家办变成三家办，这个论坛对我们今后推进新型城镇化中有很好的作用，也希望各位专家、各位学者进一步关心论坛，希望越办越好。二是对主办单位工作人员表示感谢，今天论坛还是很成功的，尽管时间比较长，对学术还是有推进。
首先想感谢倪鹏飞教授，秘书处一段时间以来为这次论坛的筹备，包括选题在筹备过程当中的各种工作，他们做了大量的系统工作，他们的工作也是这次论坛能够办成功的基础。二是感谢出席这次论坛的专家、学者，这里特别要感谢93岁高龄的吴良镛先生，从早晨不到八点一直到现在和我们研究、探讨，不仅自己作了重要的发言，我们还是得感谢吴老先生为我们城市建设工作做的卓越贡献，感谢吴老先生多年来为城市理论发展给予的关注和支持，也祝贺吴老永远健康长寿！
最后还想感谢中国工程院，最后在工程院这个地方，包括各位领导在筹备过程当中，从会议室的准备、车辆的安排、就餐环境做了非常精心的准备，这也是这次会议能够非常成功的基础，所以一定要感谢。这次2015年的年会就顺利结束了！谢谢大家！
散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