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6年会速记稿（1）
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6年会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传承与生态保护
时间：2016年10月15日上午9:00--12:05
地点：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国际会议中心四层第八会议室
主持人丁仲礼：“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6年年会现在开始。现在我介绍与会的嘉宾：
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院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伟光教授
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院士
原建设部部长汪光焘教授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教授
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清华大学吴良镛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钱易教授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江亿教授
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
还有来自研究院所、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我是中国科学院大学丁仲礼，请允许我代表中国科学院大学欢迎大家的到来！
“中国城市百人论坛”由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共同主办，本次论坛的主题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传承与生态保护”。今天上午的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现在开始第一阶段议程。
首先，有请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名誉校长白春礼致辞！
白春礼：尊敬的白春礼院长、吴老、各位专家，现在这里是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很多朋友第一次到这里来，我首先代表中国科学院关于“2016年中国城市百人论坛”在雁栖湖园区举办，也借此机会感谢专家学者长期以来对中国科学院的各项工作给予的支持。
这个地方原来是中国科学院的管理干部学院，也是科学院的绿化基地，我们把管理干部学院合并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科学院大学前身是1978年国务院批准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主要是为科学院各研究所培养研究生的，三年前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三年前也开始招收少量的本科生，一年只招收330个，今年招多一点，398个，三年总共也就1000多人，以研究生为主，目前这所学校的研究生4.5万人，主要分布在各个所，课在这儿集中上，到研究所和导师做实验。
这次是城市的百人论坛，城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中国城镇化的发展也是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解决“三农”问题，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抓手，这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城市百人论坛”聚焦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大问题，集中国内相关领域最优秀的专家学者积极开展跨学科的学术研讨，为国家城镇化发展重大决策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咨询，已成为国内一个非常有影响的学术交流平台。组委会在匡迪主席的领导下多次开会，每年为城市百人论坛的主题和具体操作提出了非常好的指导意见。
中国科学院作为一个国家科研机构，我们也积极地发挥科学院的综合优势，围绕新型城镇化的重大科技问题加强科研布局，组织实施重大攻关项目等，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当中一支比较重要的科技力量。2006年，科学院在厦门成立了一个城市环境研究所，这也是目前国内唯一一个从事城市环境研究的国际研究机构，科学院也组织相关研究所在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城市承载环境检测与风险管理，城市生态空间管控，城乡污染治理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工作，取得了一批比较重要的进展和成果，为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提供了科技支撑和系统解决方案，同时也为国家重大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除了中科院大学，中科院还有科研机构有100多个研究所，遍布全国各地；科学院学部有中国科学院院士770多名，院士在国家也是一个最高的咨询机构，院士群体发挥作用也为城镇化建设提供一些合理化的、基于课题方面的建议和意见。
随着城镇化不断发展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镇居民对健康、绿色协调的生活环境需求也越来越多，对保护城市传统特色文化，丰富城市内涵，提升城市发展质量，建设美丽城市诉求也是越来越强烈。新型城镇化进程当中对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成为我国转型发展时期面临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能否解决好这个问题是衡量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标准。
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既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和发展的重要手段，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正确处理好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关键是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和引领作用，科学客观地认识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克服发展当中存在的难题。创新城镇化发展的模式和路径，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
这次论坛是抓住“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这样一个重要的主题，为各位专家学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促进思想交流、促进创新合作、促进学术交流的平台，希望通过这次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和思想碰撞，集中各位专家的智慧，为我国城镇化建设提出一些更具战略性和前瞻性的建设意见和建议。
希望在这次论坛学术成果基础上，围绕我国城镇化建设的重大问题，进一步组织开展多学科，跨领域的学术研究，希望人才更加开放，能够吸引国内外更多专家学者参与，使论坛成为在我国城镇化建设过程当中具有创新作用和引领的重要平台。
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白院长，下面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教授致辞！
王伟光：尊敬的各位学者，各位同事，新闻界的朋友们，美丽的金秋时节，一年一度的“中国城市百人论坛年会”又隆重举行了。在雁栖湖畔的中国科学院大学研讨新型城镇化和城市化发展的重要议题，相信诸位一定能感觉倍感清新和舒适。
“中国城市百人论坛”是在中国城镇化和城市发展进入新阶段，为促进城镇化和城市健康发展，为党中央、国务院及其政府相关部门急需解决城市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咨询的背景下，于2014年8月23日，由一批德高望重的学者和领导发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的。在徐匡迪主席的关心与三院领导支持下，2015年10月，“中国城市百人论坛”发展成为三院共同举办的城市领域的智库型高端论坛。
论坛成立两年多，在诸位共同努力下，成功举办了一系列学术会议，约请论坛成员，国内外著名学者和官员深入研讨人的城镇化，城市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城市可持续财政，记住乡愁，城镇化与住房，城市群发展等重要问题，论坛还专门召开座谈会，组织成员学习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学术类和决策类成果，初步发挥了论坛服务决策的作用。
与此同时，在论坛召集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诸位的共同努力下，论坛还建立了三院共同主办的组织保障体系和服务协调机制，规范了论坛的主要工作内容，即每年六个会，一个学术年会，四个季度学术研讨会和一个工作研习会。论坛还进一步明确其为开放性的学术交流平台的功能定位，约定了相关规则与纪律。“中国城市百人论坛”成立及举办所有的会议，与会成员发表的权威精彩观点经过媒体报道在国内外广为传播，深受全社会的关注，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论坛也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不少的知名学者和杰出人士表达了通过各种形式参与中国城市百人论坛的愿望。
本次论坛决定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传承与生态保护”作为主题加以研讨，我认为不仅必要而且十分紧迫。
第一，文化与生态属于不可移动的软硬资源要素，是任何国家民族国家发展为延续的根基，城镇化正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但传统城镇化正在威胁着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生态环境。因此，我们必须要在积极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保护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优美的生态环境。
第二，传统城镇化模式不仅必须改变，在未来城市化的中国我们不能完全保留所有的农业社会，所有文化元素和所有生态场景，因此，有必要研究符合未来发展趋势的理想文化和生态体系，要研究传承与保护地，或者扬弃怎样的历史文化，要研究和保护修复怎样的生态环境。
第三，传承历史文化和保护生态环境是一项关系民族命运的重大历史使命，但也面临着很多挑战。从思想认识高度引起重视，十分重要，但还不够，必须探索和构建相关的体制机制，让全社会成员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积极投入到这项事业中来，文化传承和生态保护才能成功。希望本次会议诸位能就这些以及其他更广阔的问题进行研讨，并取得丰硕的成果。
“中国城市百人论坛”之所以能够按照既定的目标顺利发展，本次年会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成功举办，要感谢论坛的召集人和三院领导的支持，感谢出席今天会议的论坛成员，特约嘉宾和新闻媒体朋友们，特别感谢中国科学院大学所属的资源与环境学院为承办本次大会所做出的不懈努力。请大家鼓掌对大家表示感谢！
这里还要衷心感谢和缅怀中国科学院的牛文元教授，牛文元教授是“中国城市百人论坛”最初倡议者，他对论坛的成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前几天不幸去世了。
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中国城镇化和城市发展有赖于中国青年学者的努力，中国城市百人论坛发展也有赖于青年学者的参与，特别是欢迎学术界的青年精英出席本次中国城市百人论坛，希望青年学者为中国城市化和城市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为论坛具体的管理单位，中国社科院将继续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一道共同举办好中国城市百人论坛，一如既往地为论坛及其成员做好各项服务工作。
谢谢诸位！
主持人丁仲礼：谢谢王院长，下面有请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院士致辞！
周济：各位学者，各位专家，同志们，我在这里首先代表中国工程院向论坛的成功主办表示祝贺，向中国科学院大学精心地承办这次大会表示感谢！匡迪主席要我向大家表示祝贺，向大会表示祝愿。徐匡迪院士对中国城市百人论坛非常关注，对论坛的发展和召开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今天因为有其他事情没有出息，他要我转达对大家的问候，同时对论坛今年年会的召开表示良好的祝愿，我认为匡迪主席对这次论坛付出了很大心血，我们在这里也向他表示感谢！
中国正在进行着人类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城市是个复杂的系统，涉及到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多个领域，面对复杂问题和严峻挑战，促进城镇化和城市健康发展需要多个专家携手贡献妙计良策。“中国城市百人论坛”自成立以来，紧紧围绕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大问题，邀请国内权威知名专家举行论坛和研讨会，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这次年会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传承与生态保护”作为主题进行研讨具有重要的意义，利用百人论坛这个平台由多学科的专家共同从不同的侧面对这个重大问题发表真知灼见，互相启发，互相学习，采用多学科专家会是非常有价值的尝试，我从出席这次会议的发言嘉宾题目中注意到，对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角度从多个角度进行探讨，相信会起到非常丰硕的交流成果。
中国工程院作为中国工程科技界国家高端智库，许多工程方面的研究都围绕着城镇化进一步地开展，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们不仅一直以来十分重视中国城镇进程中的文化传承和生态保护工作，并且在工作研究和实践当中也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今天的论坛为工程领域的科研工作者提供了汇报相关研究成果和分享跨学科专家研究成果的机会，我们一定好好珍惜。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城镇化为中国带来的巨大的机遇和严峻挑战，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必须利用我们的知识携手把握机遇，共同面对挑战，从一个历史文化璀璨、资源环境优美的古老国家迈向更加美丽、更加富强、更加文明的现代国家，中国工程院愿意继续和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办好这个多学科学者沟通交流的平台，为中国城镇化和城市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谢谢！
主持人丁仲礼：谢谢周院长，下面有请论坛秘书长倪鹏飞作论坛工作的汇报，并宣布拟增补论坛成员名单。
倪鹏飞：各位领导，各位同时，我代表秘书处对未来一年的工作和计划给大家做个简要汇报。分三点：
一、过去的工作汇报
过去一年在徐主席召集面谈工作委员会和三院领导召集下，百人论坛应该说完成了预定的各项任务。具体来说，我们开了五个会。
第一，2015年10月的年会，很多的成员都出席了，应该说非常高端，联合国秘书长、人居署署长也是世界上城市领域最高的官员莅临会议。会议形成了很多的成果，媒体也做了大量的报道。
第二，三个分论坛。2016年1月份，中央城市会议刚开过，我们百人论坛和光明日报理论部举办了学习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座谈会，当时我感觉大家报名非常踊跃，发言非常积极，论坛参加人数都是自发报名的，应该说超过了这次年会热烈程度，当时整版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据说中央有关领导看到非常重视。
2016年春天的财政可持续会议，这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国内的顶级财政领域专家和国际最顶级的专家都到了，因为目前在城市化过程中，我们很多问题归结起来都是财政的问题，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在9月份由中国城市规划院和中国城市百人论坛召开了一个“记住乡愁，文化古镇与美丽乡村”的研讨会，规模不大，但与会专家讲的非常非常精彩。所以，在那个会上我们邀请了一些专家到这个会场发言，同时我们还知道会场的一些院士，也邀请作为成员加入我们中国城市百人论坛。
第三，我们在7月份如期召开了三院院长的联席会，研究了今年的年会和会议相关情况。
第四，把举办会议的情况进行了结集，大家可以看到里面闪光的观点。我们在去年这个会议基础上，有意宣传了论坛成员和论坛本身，通过主流媒体，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以及网站对成员进行了介绍，对论坛的会议进行了介绍，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我记得其中有一个会，新华社发的通稿，那段时间内的点击率将近100万，反映出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
第五，筹备了今年的年会，这里要特别感谢中国科学院大学给予的全力支持。筹备年会过程中，我们提出了要增加青年论坛这样的内容。
二、未来工作的设想
我们要完成规定动作，开好六个会：
一是明年要开好年会。可能要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了，根据这几次的经验，我们认为至少在主题上，年会的主题和分论坛的主题可能要区别，要更综合一些，使得每个学者都有发言、阐述自己观点的机会，主题确认要再综合。我们把时间再压缩一下，争取半天能完成，这也是借鉴了其他会议。以前我们想借鉴中国发展论坛的模式，现在看我们的年会目标是规模小、层次高、影响大，和发展论坛还不太一样，有点像中国经济学家50人论坛。所以，要向那个方向来做。
二是院长协调会。我们这个会议、我们这个论坛之所以能如期完成目标，离不开三院领导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也可以说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们尽管非常繁忙，但都如期出席论坛的三院院长协调会，我们希望未来继续把这个协调会办好。
三是四个专题，汪部长提出来，今年开完会之后，冬天结合他的论坛有一个会。中国工程院要搞个智慧城市专题论坛，人民大学要搞个市民化的论坛。还有汪部长和其他几个地方希望做海绵城市的研讨。总的来说，专题会是成员来举办，是非常精彩的，大家积极性也都非常高。
四是希望会议制度化，在三院院长协调会上都强调了，特别是希望院长联席会议固定下来，把年会论坛打造成有知名度的品牌，把专题会议办成成员内部的研讨平台，大家真正畅所欲言。
三、论坛成果的形式
在前面的基础上，比如成果会、会议结果在媒体报道上发表做到了，我们希望能把成员中大家好的建议通过要报的形式报送到中央和国务院决策有关部门，这也是我们未来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四、论坛新成员的推荐
原来说的，虽然是百人论坛，开始时是60人起步的，希望每年增加一些，增加的资格，推荐的办法，选举的办法以及增加的数量在上次三院院长联席会议都做了一些讨论。同时，有一些章程规定，所以把它细化一下，这里就不展开了，都有细化的具体办法。
根据论坛推荐新成员的办法，我们今年秘书处按照章程的规定在论坛成员推荐的基础上，经过与被推荐人的沟通，今年提了增补的五个人的候选名单。
一是崔凯院士，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设计院的名誉院长。这是在上次“记住乡愁”会上，当时邀请他发表演讲非常精彩，给他提出这样的建议，他也非常乐意做这个事情，表示如果通过，他可以积极致力于这个论坛的工作。
二是同济大学的吴志强副校长，对做城市规划很有见解，是上海世博会总设计师，和他联系过程中，他也非常愿意参加这个论坛，尽管他在国外，也如期地把有关材料发到我们秘书处。
三是中山大学的梁琦教授，梁教授在空间经济学领域是顶尖的学者，在国内顶尖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等发表了署名文章，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四是国家发改委国土与国地所的所长史玉龙，一是考虑到他有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和很大的影响力。此外，作为政府官员，肖金成所长退了以后，他来接替涉及国家发改委涉及整体城市和区域整体的工作。
五是中国城市规划院的副院长王凯教授，也是我们了解过程中看到他比较年轻，成果还是比较卓著的，对这个论坛也有很大的兴趣，也表示将来要进一步参与支持这个论坛的工作。
我的介绍就到这里。
主持人丁仲礼：再次感谢三位领导的亲切致辞和秘书处的工作汇报，第一阶段会议议程就到此结束，下面请清华大学毛其智教授主持下一阶段的会议。
主持人毛其智：在座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来宾以及百人论坛的成员，下面进入论坛今天的主题，论坛的主题分为两部分，上午叫“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传承”，上午一共有5位发言人，而且希望能省出时间供其他成员来讨论，发言是这次论坛的成果之一，时间短、任务重。
下面第一位发言的是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所长吴良镛先生，他发言的题目是“人居科学与乡村治理的探索”。
吴良镛：中共十八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习近平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为新形势下的乡村治理提出了新的目标。在面临巨大挑战的同时，乡村治理也有广阔天地可供作为。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本身也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未来中国城乡社会发展进程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今年10月17日-20日即将召开的“人居三”会议要通过《基多宣言》，它的主题就是“为所有人的人居环境”。在座的也有要去参加这个会，人居环境关乎每个人的权利，创建美好的乡村人居环境也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目标之一。
回顾历史，在中国古代数千年的农业文明的发展历程中，经过世代的营造、积淀，逐渐形成了城市、乡村和谐共生的区域空间整体，构成了今天城乡发展的基础，其历史经验也是值得今人挖掘的宝藏。
数年来，我所领导的团队在编撰《中国人居史》的研究中，挖掘、展现出历史上诸多典型城乡人居环境特色。
与此同时，在以古鉴今，“落地生根”，逐步、有序地开展了相应的人居建设实践，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果。
在这些年里，随着清华人事制度改革，我的博士后各自到了世界各地去做一些调研。举个例子，湖南永州地区。永州地区在湘南，人居建设蕴含着丰富细腻的环境设计思想。在《中国人居史》的研究过程中，我们成员专赴永州去调研，循着士人贬官在山水环境中探索规划设计线索，并挖掘出了整个永州地区人居环境营造的历史过程和更丰富的内涵。
（图）左边是潇湘水交汇，右边是零陵文庙。零陵，在过去唐朝柳宗元贬官时贬到了那里，他也到了很多地方定居去了，所以我们中学时读过柳宗元的“永州八记”，这八记的内容可能我们还是熟悉的，《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谭记》，一个个风景点被发现，根据那个条件去建设，它的条件好比有泉水，有溪水。所以，柳宗元有《愚溪诗序》，文字写的非常美。
2013年，我们在永州开始举全市之力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随着当地保护工作的开展和新问题的产生，我们将继续探讨历史上山水城市建设在当地延续与发展的特色。
这是都江堰，我们另外的同志研究都江堰，都江堰灌区是传统生态文明实践的典范，其实践过程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是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人居环境建设多方面的体现。成都平原以都江堰为基础，通过综合的建设形成基本经济区，以发达的水网联系、整合、掌控地域自然资源，以人工流域孕育城乡、抵御灾害，均水、田，发展为精耕农业。
这个事情，我还记得在大学时有一位学者叫冀曹鼎（音），基本经济区就是他提出来的，现在很多人都可以在这里得到发展。人生活在其中，与自然连在一起，每个人都被调动到维护自然系统的日常劳作中，官民协调，上下一体，形成了依存于人工流域并服务于人工流域整个社会治理模式。这是我们历史上留下来的一些地图和记录。
人居环境又以郡邑为局，山水为道，诗文为子，整体地域综合为一奕，体现着山水人居的诗意，从物质构建到精神体验都表现着人居与山水的有机秩序，体现着广大和谐的天地境界。所以，过去有叫“天地为庐”的说法，天地就是我们的房子。
第三个例子是贵州地区。
贵州地区是我们欠发达地区的典型代表，同时又极富自然风光与民族风情。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了，我从云南前线，就是缅甸与云南周边，经过重庆，经过贵州，有一个地方叫安顺，路过的时候车子抛了锚，经过的乡村和民居与少数民族载歌载舞，非常羡慕他们能在美丽的乡村生活。
上世纪80、90年代，我又有机会到贵州，到了黄果树大瀑布以及附近的势头寨地区，该地区可以说是“结合自然山水田园形成的美丽图画”，同时我们还看到当地生产蜡染等独具特色的民族和地方文化。所以，今年2014年，我们和贵州省住房与城市建设厅签订了合作，就乡村人居环境治理进行了试点协议，两个试点的村庄就在安顺市黄果树大瀑布的周围。可以说，我们对于贵州的思考，研究与实践持续了很长时间，也感觉到这个课题还是很有价值的。
在合作试点工作的两年多时间来，我们思考试点村庄发展最根本的出发点还是要从生活出发，使大家诗意地栖居在山水田园之间，原有的农耕生活结合当地的自然山水，形成具有朴素生态文明智慧和民族地域特色的村落与民居。
在今年，在那里开了一次国际会议，俞正声同志还去主持了。这里的村庄人已经外流了，有的房子都空了，当时就在石头寨区，我们认为可以改造利用几组已经“空心”的民居，在那里尽可能地提高居住生活的舒适水平，营造富有特色的、怡人的村寨景观。完善村寨功能，搞好特色餐饮、住宿和传统手工艺制作，例如在村寨里的蜡染，蜡染在附近有小区，蜡染完了在小区里可以休息。这种蜡染还可以与时装设计相结合，游客到来之后，游玩过程中还能体验到特色的民族手工。所以，目标是使原来富于特色，使受到严峻挑战的乡村逐步恢复活力，焕发生机。
以上所举的几个例子，都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融风景的营造、文化的积淀、地区开发为一炉，是人居环境的整体经营。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文明古国，数千年来，中国社会建立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为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乡村建设，区域发展的物质和精神遗产。
面对当代中国人居环境的现实问题和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时代潮流，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优秀的中华文化传统，并以现实问题为导向，不断汲取各方智慧，不断吸纳包容，不断走向新的创造。
谢谢！
主持人毛其智：谢谢吴先生的发言！我下面有请原建设部部长，国家欧亚科学院（北京）秘书长汪光焘教授给大家做报告，题目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型城镇化”。有请！
汪光焘：谢谢有机会给各位做报告。今天的题目是我请了社科院有关所和我10月份要开的团队帮我一起准备的。我的题目是“供给侧改革与新型城镇化”。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型城镇化规划目标
新型城镇化与供给侧改革是什么关系？中央讲叫结构性改革是根本提高生产力的发展思想，新型城镇化也必须用这个思想来研究。我们正在研究经济发展，防止出现中等收入陷阱，城镇化会议上讲的，我们讲的推进供给侧改革就是城镇化目标，一定要总结积累前人的指导思想。
我们城镇化已经进入以都市圈为主要形态的阶段。城镇化讲人？现在人在哪里？城市里土地给人，县城土地给人，农村里土地给人，以及当前全国人口状况要掌握。再回顾当年中央说的问题存在不存在。我认为当前城镇化要解决农民工为主要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地位，这个地位要看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我们和人社部谈了，劳动保障部说，现在农村壮年劳动力基本不再往外走了，这是个基本势态，而这种基本势态，8000万的农民工现在改成5000万，还有5000万在江浙一带比较发达地区，其他1.5亿在各省市流动。
这时候，我们要看看，原来我们搞的规划最突出的矛盾还不是大广场、宽马路，而是新城新区、开发区和工业园区过多过大，而且土地收入，要钱，这是城镇化里的老问题。
新经济的格局，中央提了这么一堆我看基本没有改变。在这个基础上，再研究一下管理，人口过度集聚，而且外来人口集聚区人居环境较差，这是城市的贫富差距大，与此同时还出现交通围堵，垃圾围城的问题。
在这个基础上讲到自然保护，我谈谈生态以及生态修复的问题。到底这个关系是不是可以建立思想联系？很坦率地说，有关搞规划的人，我还没有看到认真分析到底什么是供给侧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补”和我没有关系啊。我觉得它的综合性很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是城镇化研究的要素，这个要素怎么看？刚才要去多少？1-1.5亿，煤炭是“5亿”改造升级。我们研究去库存时发现，不是落后产能过剩，深化的先进产能也要减，这就带来我们对河北省的特点分析，对它一二产业的分析。这应该是我们直接联系研究的。
更主要的研究，去库存是去住房，去住房的目标是什么？是不是要把房子卖掉，为什么一季度钢铁涨了一倍以上？是因为我们去库存是把房子卖掉为目的，而不是按中央要求的更多创造就业机会，政府要消化房子是要把农村人口转移市民化解决。
二、落实“新型城镇化规划”目标近期主要思考与任务
第一，城市定位。
似乎很简单，每个城市都定过位，现在要看所谓的城市定位和国家总体能源资源情况配置合适不合适，如果合适就定下去，中央讲了东部地区城镇群资源约束，其他地方还有空间，这个空间是不是盲目的。骨干中心城市在提高产业水平，劳动力素质要提高。其他地方怎么办？这些劳动力向哪里去？这是国家新型城镇化的改造图，我们要研究城市的竞争力，关键是研究资源和生态环境相协调的竞争力，如果不重新思考城市这个问题，问题会更加突出。
第二，劳动力走向。
这次我们估计去产能就1000万左右劳动力下岗，45%以上是农民工，在这时候他到哪里去呢？他要吃饭，他要工作。我们也分享了劳动力市场就业的核心问题是有没有素质，去产能的劳动力，公民素质能不能适应，现在要不要补交易短板，要不要补交易短板，劳动力素质不足以承担新的工作。
第三，改善用地结构。
这次供给侧改革以后关闭了产业与城市规划，与发改委批的新区规划，土地大量过剩是国家已经看到的，现在是扩张性发展。还是要研究整个土地再利用的问题，再利用不是简单的修复利用，也包括现在已经铺开摊子以后的土地利用问题，这就是我们规划要研究的重大问题。
我认为，当前结构性改革有三个问题，原来的定位要不要反思；要不要把劳动力趋势研究清楚，人的城镇化；要不要把所谓的空间布局，所谓的空间土地利用重新反思。这就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对“三去一降一补”直接关联的三个最关键的要素。
三、城乡规划工作的重点。
我认为，城乡规划工作要有五个转变。
第一，要反思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我讲城市规划工作，我们的指导思想对了吗？我认为，关键确实是要把保护自然生态系统放在突出位置，微山湖五个功能区都达标排放，水达到3-5级。真正叫达标排放，环境技术有没有？总书记讲金山银山，生态第一，那么这个生态是当地的生态还是你对社会的生态，这是规划最需要考虑的问题，多讲自己。
第二，“三去一降一补”要求结合城市生态修复要不要做拼补，检讨人口、检讨形态、检讨生态、土地利用以及交通状况，包括TOD，我最近也有一个交通课题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这时候，我认为，要重新把城市生态系统理念放到城镇化系统里去研究，才是当前最关键的事，也就是说城市生态系统是由人工干扰自然生态系统形成的，以人为核心，对外部的强烈依赖性，密集的人流、物流、能流、信息流、资金流是当前的特点。
我们认为，今后应该有五大生态系统要在城市规划里建立，而这五大生态系统现在在城市规划里缺失。
城市规划就是占用自然生态，占有土地，只关注自己研究的范围，对别人不补贴。这是上游地区对下游地区的影响没有补贴，从来没有考虑周边环境的评价问题，而是自己环境的评价问题。所以，我认为规划是人的愿望，一定区域范围内，占用或者输出，占用是土地，输入自然资源，不管是哪里，自己要对自然生态系统有认识，改变自然生态系统。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研究了。特别是环境污染、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不是一回事，环境污染是你造成的，你不得解决吗？谁污染谁治理，生态保护是个总体利益的关系，是区域外的关系。长江水的污染，你找哪个主体，应该找各个源头的主体。城市治理里又是公众、社会与政府相衔接的体系，如果不进行城市治理，就是自己想获得什么别人付出什么。这就有差异。这是北京污染图，中科院帮我测的，测这个图多少年了。这是南京的图，区域输送，区域影响是极大的，并非一般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概念，研究自己的问题，你们查查2001年12月份14号大区的雾霾和今天出现雾霾的分布有什么区别？
这里我特别要讲讲雁栖湖，雁栖湖这个地区的发展，我和我的团队做了环境绩效评估，将来学校的建设发展布局我们都做过要求，包括量化要求。这是水桶理论，这是环境修复。这是主导，当时主导是风，不是其他的风，是人工风动的，现在把它打开了，我认为恢复了水动力，这就是环境修复。同时，水系我们一直评到上游和下游，这个地区是北京贝隆水源地，而且有地下水库。也就是说，城市修复到底是什么？要从一个大范围去看小范围，由小范围去看大范围，这才叫城市生态系统修复与保护。
与此同时，我讲了几个关系，人聚集，工作、剧组、休憩的区域，建立生态系统同时也是破坏自然生态。破坏与建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是三个对城乡规划工作的意见。下面我讲五个对规划编制工作的建议。
1、要把生态文明理念落实到城市规划全过程，这是我们现在规划工作的缺失。这个基础上，我们讲土地性质的改变是根本的因素，同时，生态污染最严重的是水污染。总书记的“海绵城市”不能理解为工程，是个理念，是自然存积，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
能源供给结构和资源利用效率直接关系到大气质量的基础因素，能源结构要利用好当地的太阳能和地热能，如果不用这个，是我们能源结构改变最大的失误，自己不用自己的，要用外来输入的。同时，我觉得现在的城市设计仅仅搞形态是不合适的，城市设计是下阶面（音）、地面影响生存健康的发展，国外叫城市气象图，最早做的比较好的斯图加特，北京1998年就已经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废弃物的处理是对区域外，不是对自己，你的垃圾放到别人那里，让别人去收，甚至影响别人的水。固体废弃物的四位方式除了减量化以外，更主要的是把垃圾处理作为自己的责任。
5、具体工作。新区与老区的整合，现在的土地利用大有潜力。批准的规划书里，讲穿了，现在的规划拉开的摊子，现在中央已经不在意扩张性发展的时候怎么发展？去库存要研究二三线城市为主体，要表明农民到县城购房的权利增大，最后进城安居就业。
要研究新农村问题的核心问题，农村的污染比城市严重，因为它面污染、设施污染不足，特别是特色小城镇不要认为是形态，而是总书记讲的特色城市，7+1的产业定位，符合信息化这个设备的新型城镇。城市居民行为主题形态的交通系统，中心城市距离从3小时以上现在做到1小时或者1小时半的发展，由此带来的结果为小城镇发展创造了好的条件。怎么研究，像乌镇由一个产业带动一个小城镇发展，是当前发展十分重要的问题。
这是我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小城镇发展的两个建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历史性机遇，要实现健康可持续的城镇化发展；要充分认识当前规划迫在眉睫的改革问题，而改革不是规划编制的改革，从指导思想到工作都要改革。
谢谢！
主持人毛其智：谢谢汪先生的发言，下面有请中国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给我们讲的题目是“城市与文化传承”。
余秋雨：感谢论坛对我的邀请，我今天能够见到那么多早就知道的院长、院士，有那么多的专家，我非常高兴，对我们的城乡进一步建设，进一步推进更乐观了。我的题目是“文化传承”，我后来看议程表里有很多朋友都会谈到这个问题，我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来说说大家可能暂时还关心不到的问题，反正这是一个百花齐放的论坛。
我们在讲文化传承时，更注重当地民居的保护，当地古代生态的恢复，可能想到往往是这些东西，但我想起了16年前在法国巴黎塞纳河边上和法国的一位艺术家有过一次愉快的辩论，香港凤凰卫视还转播了我与这个艺术家的辩论，这位艺术家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化，他研究中国古代的哲学，而且研究得相当有水准。但他跟我讲，余先生，我实在不敢恭维你们的美学观点，实在不敢恭维你们建筑的外部形态和内部形态。这我就很吃惊的，你研究中国哲学，但对中国美学抱着否定态度是怎么回事？我后来明白了，他所说的中国建筑是指欧洲的唐人街，这我们都知道中国城、唐人街，他不喜欢外部装修，内部装修就是他经常去中国和欧洲的中国饭馆，他说那么艳丽的色彩，他说全世界的美学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一种过于艳丽的，刺激人视网膜的色彩是一种低俗的样子，但我无论到你们的城市，甚至于台北、香港看到的你们认为的传统建筑往往是这样的，而且你们的舞龙狮按美学标准都不符合规格，太难看了。所以，你们每次传扬你们的传统建筑时，我当时那么热爱中国文化的人都心里很难过。他当时还讲过，我到过你们的大使馆，外面建筑和里面挂的画都不对，确实是都不对，我们都知道。
我当时跟他阐述了一下，你虽然了解中国的哲学史，但对中国的建筑史不太了解，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美丽的东西，也有很多不太美丽的东西，也有很多很不美丽的东西。这牵扯到一个什么东西呢？我们在涉及到文化传承时马上要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坐标，就是审美坐标。过去我们有一个目标，比如要解决住房问题，后面慢慢要解决的是传承问题，传承是坐标，然后还需要解决审美作用，我们不能一个阶段否定另一个阶段，一步步来，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让前一阶段感到非常遗憾，做错了。这不对，如果功能做错了可以带来宜居中国，如果传承坐标可以带来传统中国，如果审美坐标可以做到“美丽中国”，大家记住了，这是我们国家提出的一个非常感动人的口号“美丽中国”，而且这个口号带有归纳性，它对于宜居、文化、传承有归纳性，和美有关。孔子评价人的最高标准是尽善尽美，我们现在忙忙碌碌往往对美学标准忘记了，这我需要讲一讲。
为什么很多外国人的心目当中，这位法国艺术家跟我讲，中国人比中国城可爱，我还站起来和他握手，因为我说很感谢你对中国人的表扬，但中国城真的不是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全部，我甚至建议他看看唐代建筑，到日本的奈良、台湾的东海大学看看，哪里有一些唐代非常好的建筑，如果看民居应该到徽派建筑去看看等等，这是一个讲述。这是一场争论由此产生的一些想法。
我前不久到了很多城市，欧洲法国、西班牙以及我非常喜欢的捷克。去了以后有一个整体的感觉，我们在讲美的时候，在城市和乡村的建设上，整体的审美水平确实不高，而且现在还有很好的名义制造着丑，包括以文化的名义制造着丑的也很多，很多地方恢复了所谓文化符号，恢复是恢复了，但整个印象是丑的，不好看的，你不愿意进入，至少不愿意居住的地方。这就是个大问题了。
大家想，我们国家审美水平不高大家都很担忧，蔡元培先生曾经提出以美育来代替宗教，这是大的，挺沉重的课题。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审美教育没做好，如果审美教育要做好的话，很多在座的都是大学里出来，我们都知道怎么做。大学的老师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老师都不太懂美，老师能学会一些自然科学知识或一些科学知识，他对美没有感觉，可能讲一些空的道理有，他自己没有美的体验。所以，你说学校里没教好美学是错怪学校了，学校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那么学校在哪里呢？真正的学校就是我们密集的公共空间，这是审美的重要学校。昨天晚上我在给中国书法院院长管峻先生讲这个话，我说你们书法最重要的实现形态不是书法展览，也不是书法集，而是在公共空间里的书法。因为绝大多数的孩子以为这就是中国的书法，如果他们适应了这个很丑的书法他们的书法课就完成了，但这个课是负面的课。我觉得你们书法家应该承担一个责任，挨个城市清理书法，可以分一个等级，这很容易做。不可以做的，不可容忍的赶紧去掉，这是书法放到城市空间里的各个实现方式，而这个实现方式就是教育方式。
我不喜欢哪个人的音乐会可以不听他的音乐会，不喜欢哪个人的画可以不看他的画展，但建筑是以强制的方式强迫你审美，它逃不掉，它日日夜夜在那儿就变成了一个人、一个民族共同的课堂，如果你适应了它就非常糟糕。所以一些不好的建筑实际上非常糟糕。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去国外旅游呢？除了购物之外，其实中国山水中国已经够好了，很多是看美丽的城市和建筑，很多城市建筑比我们好得多。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一定会想到一个问题，都会承认公共空间是审美课堂，这个地方弄得好了，大家来过以后都懂了，但这个公共空间，审美课堂怎么打造的，品位又高，又有吸引力，又有传播力，怎么做到呢？
我觉得意大利佛罗伦萨形成的过程对我们是个很好的启发，首先要请大的艺术家，建筑学大师，美术大师们。当时佛罗伦萨是美第奇家族，有钱有闲，非常喜欢艺术，甚至养了米开朗基罗这样的人。老百姓出于对贵族、权力的崇拜就去学美第奇家族各种各样的形态了，结果佛罗伦萨就被大艺术家打造出来了，然后传到罗马、俄罗斯，再传到意大利和德国、俄国。整个文化形态形成了，所以我们文化传承和生态保护上要打造出一个大师级的典范来。
很多人觉得我们的审美是自由的，为什么典范非常重要？这是因为公共空间，你没有权力强迫人家接受丑。我有时候到中国农村路边，特别是我很难过的是我的家乡浙江，路边有好多民房边上都是埃菲尔铁塔，开始是一个现在已经五个了，而且一开始是没有光的埃菲尔铁塔，现在是亮铮铮的埃菲尔铁塔，钱是够多的，但是怎么能够让他们感觉到这是丑的。但他们觉得我自由，我自己出钱造房子呀。不，这是公共空间。比利时有个法律，对公共审美空间上如果有问题是要判刑的。所以，我作为文化人非常强调公共空间的审美。
我记得朱镕基总理有个说法，我们可以让很多建筑学家设计很多农民的房子，正面、背面，各种封面，几百张，农民有选择权，但没有设计权，非常重要的是审美空间是公共的。现在不是农民设计，是包工头设计，变成了我所说的“民粹美学”，这里用蓝玻璃，那里用绿玻璃，这个用塔。就传播开来了，用建筑学家的水平设计出来，你们有选择权，没有设计权。如果大家觉得单调了，你可以让设计家团队重新增加或重新更换，这都可以的。问题是，这需要高层专业的引领，而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过于放任。
我认为，公共空间是一场乡村和城市建设的审美课堂，公共空间必须有高层次的专业团队来引领。
现在能做什么呢？我提两个小小的建议。由专业团队做最后裁决，但网评参与，一座城市一座城市来评它最丑的城市，最丑的街道，不可容忍的城市和不可容忍的街道，当然，同样要选美，选最好的城市、最好的街道。我去沈阳看到鲁迅美术设计的街道被市民喜欢，上海陈逸飞设计的也很可以，艺术家的介入在这个问题上真的很重要，就是要评最丑的，不可容忍的，就像书法家一样，不能容忍的字一定要去掉，不能容忍的丑陋一定要去掉。这要做到很容易，一是要拆掉，一是改掉。大家投入这个课以后，课堂就讲活了，全民进行审美教育多好？这没有任何坏处。
对农村，我们一定要有大师们对民间建筑传染开来，以前包工头的传染，以前是负面传染，现在要正面传染。看到奥地利农村建筑美得难以想象，从奥地利山区走一走。我们一定要构建这个东西，能够让真正的城市和乡村新型推进过程以美作为归结，我相信由美在前面引领，文化才能持续，文化才能长久。
谢谢大家！
主持人毛其智：谢谢余先生，余先生的时间掌握得很好。下面请故宫博物院的单霁翔院长，他给我们带来的题目是“工匠精神的传承与弘扬”。
单霁翔：各位老师和学者都从战略的角度高屋建瓴地阐述了观点，余秋雨老师也从哲学、艺术的观点阐释了城市文化的传承。我想从具体的、正在实施的工程谈一点体会和建议，就是“故宫博物院工匠精神的传承与弘扬”。
故宫博物院再过四年，紫禁城就600年生日了，充满故事的地方，也是深厚文化的积淀。51年前它成为了博物馆，一直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但是它面临的最重要的是两项文物的保护，一是世界最大规模的古建筑群，一是世界最丰富的中国文物藏品的集合。古建筑群的保护，我的前任郑欣淼院长上任三个月以后启动的，为时18年。郑院长在故宫博物院当了10年院长，我认为是故宫博物院发展最好的时期，做了很多事情。
当时有一件事儿，我作为国家文物局局长，14年前我找汪部长，认为文物土建工程和一般的土建工程不一样，应该有特殊的勘察、设计、施工、监工的系统，他特例同意了，一直保持着我们的系统。（图）这是第一个修的武英殿修缮前的情况，现在修缮以后是我们的书画馆。这是当年的慈宁宫，嘉靖皇帝给他母亲建的皇太后的寝宫，当时是这样的，现在修缮好了。总之，有序的修缮，不断地开放。
但到了三年前，“五一”前看刚刚修的太和殿现在在干嘛呢？看到人们在维修，把三年瓦上脱落的泥重新清理，清理了几十个麻袋。为什么这么做呢？我了解，面临的是三个问题。
第一，所有的工程都要招投标，这种招投标体制就使得投标时非常漂亮的一个标书，中标以后马上交给包工队，包工队以最小的代价招给农民工，于是农民工就上了太和殿。这个情况非常严重。
第二，政府采购，所有的材料货比三家，比的是价格，要买最便宜的材料。过去是手工的，手工的造价太贵，肯定中不了标，于是就造机器的，平面对平面，所以泥流出来了。
第三，执行率。头一年11月拨了款，第二年8月检查你执行下去没有，10月检查再执行不下去收回了，屁滚尿流地修文物。
这三项致命，故宫博物院于是在2010年，被迫把我们传承了上百年的工程队解散了，工程施工单位，因为招投标自己不能应标，就没有工作了。我绕过来一看，原来计划是每一年修一个大殿，当时我们就决定停止了，修一个坏一个，修一个都不如原来。跟着就是名代的中和殿，然后是保和殿停止了。
我认为，文物保护工程应该是传承传统文化，是一个传承技术继续延续的工程，我们停了两年以后，有一个机会，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会上给了我8分钟的发言，我就谈了这个问题，我谈这个问题时，俞正声主席不断在插话，难道你们的施工队也解散了吗？难道你们的材料也要招投标吗？难道你们的老工匠也要到点退休吗？问了很多问题，后来他说你给国务院写个报告。我说您是常委，我给您写报告行吗？他说可以，他写了一个报告转给国务院，国务院高度重视，然后文化部、财政部和人社部等单位研究，最后俞正声主席批示很坚决，故宫的事儿就要特事特办。
于是我们就开始了“研究性保护项目”，不再招投标，不再政府采购，执行率也放宽一些。比如养心殿，10个皇帝、8个皇帝住在里面，充满了故事的空间。单每年就有500万人参观，很多地方都是不得不维修了。停了几年以后，像这些场景观众都看不到，因为观众进不去。基础设施，管控只能在窗外看。这次我们维修不是按照一年修完、一年半修完。我们先用两年的时间搞研究，学术委员会审查了上报的36个科研课题通过了33项，200多名研究人员可以研究养心殿，从物质的，非物质的，空间的，开放以后应该怎么做。一份份报告出来以后，进行详细的勘察，详细的测绘然后才开始动手修，现在还没有开始动手修，才开始动手修。这样进行课题的评审。这样变成了在科研课题研究指导下的研究性保护项目，使它的工程今天可以开始。
从一开始就研究它的开放性，原来只开放到30%，现在可以开放90%，甚至南边的御膳房都能够开放。
这样的工程，比如乾隆花园，乾隆花园是故宫博物院里最密集的院落，亭台楼阁假山林立，按过去的修法我们不敢修，现在一进半院落我们花了七年时间，订了详细的计划，采用中外专家学者跨学科领域的研究，每一道工序都要详细地记录，公开出版修缮的报告；每一个文物都要用原材料、原技术、原形式进行修。从墙上摘下的牌匾、银联、格栅、贴落都要准确地测绘修复以后一毫不差地要回到原来的位置。比如倦勤斋就是极具挑战的，倦勤斋上面这幅吊顶，把通景画落下的时候，发现它裱的那层地藏（音）当时取材于安徽的山里，于是我们专家到安徽的山里寻找这种植物，将用这种植物作纸浆的传承人找到，经过上百次的实验然后做成了成品和原来比对品质一样，才敢于把它重新裱在这幅画里。当然，这幅画现在他们做了很多的工作，但为的是200年、300年以后再修倦勤斋时就知道当年使用了什么样的技术、材料和工艺。这就是为未来保护的今天。一般没有修过古建筑的，招投标的包工队绝对不干这种事情的。
今天我们又修好了符望阁，再过三年，我们能够保证信息传承的情况下能对外开放。
再比如大高玄殿这次采取研究性保护项目以后，我们从部队占用了60年的大高玄殿收回了，拆除了60平米的违章建筑和临时建筑，现在开始进行修缮。但这次采取的办法就是多学科融合，更多的研究机构、研究单位能参与进来，开始进行地面的考古，并且开始进行屋面的考古，建筑商的考古，把考古学从明代到现在整个生命历程每一个痕迹、每一个线索、每一个办法清晰记录，然后修缮时确定要保留哪些信息，要覆盖哪些信息。这样进行了望板的分布，各个不同时期动过什么样的。比如建筑材料也进行的分析，每块瓦当时它的铭文来自于哪个工匠，取材于什么样的材料，这样清晰地先给出版报告以后才开始进行修复工作。
我们的老师傅们超过60岁，不是干部身份就不能返聘，这次人社部故宫的事儿特事特办，他们开始三年拜师三年技术工人，没有经过培训的不允许进入故宫工程里。我们培训建材基地，比如苏州御窑培养建材基地，这都是特事特办。
再加上养心殿修缮时间不长，一年半我们就开始把养心殿的内容走到社会上，到首都博物馆办养心殿特展，明年到香港，人们可以继续去看到垂帘听政的场景。
文物建筑的保护工程，我认为不仅故宫应该特事特办，全国修古代建筑都应该特事特办，按照古代建筑修缮的规律，能够真正尊重它的特殊特色，能够把工程更多技术含量地修好。
《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片子在年轻人里流传甚广，今年报考我们雇工的，我们招60名，有1.5万人报名，都想到故宫修文物。我们有很多默默无闻的传承人，这是单士元先生的女公子单嘉玖研究员，修书画的；比如铜器的、木器的、漆器的、明清家具的，挂屏的、象牙的、罗甸的、缂丝的、钟表等。就这些他们开始为社会所重视，他们的传承精神为社会所弘扬。
我们就开始推广一个理念——“故宫文物医院”，过去拿一件青铜器去修，到那儿直接照修缮的传承人，他上手就开始修，现在不是这样。比如我们人要得了病，一定要先挂号，把以前的病历取出来，你的血压，你的心跳，你的病史要详细地记录；然后再诊断你的身体状况，这次得了什么病，然后再分给医生。过去一件青铜器上来就上手是不行的。现在一件青铜器进来先建病历，对于它的历史时代，这次什么病，有什么有害性，本身的建筑金属是多少，有一份详细的体检和体检报告以后，然后给最适合修它的人，然后开始上手。修的人要进行每天的工作记录，每天做了什么，采取什么样的材料，什么样的工艺，什么样的技术，他的这套东西修完了，这件青铜器出院以后，这份病历一直伴随它的生命历程，200年、500年以后，这份报告要公开出版。
现在我们建了故宫文物医院，361米长，经批准复建的一排房子，两个月以后我们就开院了，我们的文保科技人员购置了大量的，最适合故宫文物修复的结构分析的、纤维的、无损探伤的和材料分析这些仪器，包括CT机购置了，多学科进行研究。
故宫文物藏品修复经上百年传承，几代人的传承，技术是最好的。比如我们修复的符望阁，有一面大墙，墙上曾经有一幅画，70年前堆落下来了，现在我们开始修复符望阁，用了三个月时间才拼对好，用了更长的时间才修复好，起死回生了。
这是2500年前出土的青铜器，出土时碎了200多片，我们给修复好了，可以研究和展示了；紫檀家具修复好了，唐三彩修复好了，瓷器修复好了、漆器修复好了。这样就对我们的藏品加大了科研保护的力度，能够经过修缮保持它健康稳定的状态。现在180万件文物藏品，我们200人开始进行科学的修复，比如5.3万幅绘画，7.5万件书法，2.8万件碑帖，10万件青铜器，3.2万件玉石器，36.7万件瓷器，18万件织绣；上万件的外国文物，其中2200架西洋钟表，18世纪的；4.2万件宗教文物；最重要的是3.3万件铭刻，有文字的文物更重要。这些都应该按照科学的规律来修，这样才能举办更多的展览。
比如我们文渊阁陈列的展览，专题的展览，书画展、陶瓷馆、陶瓷馆、珍宝馆。去年我们开放了很多区域，有世界最大的展厅不断地展出新的展品。慈宁宫修好了，现在作为雕塑馆。东华门过去是库房，现在修好了作为我们的古建筑馆，宝蕴楼修好了作为我们院士陈列馆。端门修好作为数字陈列馆，使故宫文化不断传播。故宫成立了故宫研究院，使老先生们不再退休，有专业级高级职称的教授、副教授350名不退休进入研究单位。所以，90多岁，80多岁，70多岁都从家里回来了。
我们成立了研究所，故宫学院，培养年轻的员工，以及全国各地成立了博士后工作站，现在已经有20多位博士后进站了。所以，我建议文物修复不再是部门的、行业的、专业的、系统的工作，应该是跨学科的，多学科融合的科技保护的一项事业，而不是封闭的事业。
我汇报完了，谢谢！
主持人毛其智：谢谢单院长的报告。下面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卜宪群所长做报告，他的题目是中国历史上的生态文化传承。
卜宪群：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大家好！很荣幸论坛给我一个机会来谈这个问题，我对新型城镇化问题一点研究都没有，刚才组委会让我来谈谈中国文化方面的内容，我想了一下，就谈谈生态文化的传承吧。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一脉相承，它表现在很多领域里，同样它也表现在生态文化方面。
一、生态保护思想。
1、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这样一种“天人合一”思想。
这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哲学思想。根据记载，在三黄时期，包犧氏（伏羲）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包犧氏他王天下，就是治理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这是从自然当中吸取经验。这种思想也体现在《道德经》、《庄子》等等一系列古代先进思想文献当中，它体现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著名的，能够强调知天命的荀子思想当中，过去荀子提出过“人定胜天”的思想，即使在荀子思想当中也有顺应自然方面的内容，《荀子·天论》当中提到了要“正其天冠，备其天养，顺其天政”这样的思想。儒家思想都有很多这方面的内容。
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将天地人视为一个整体，认为人类利用自然应当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规律，探究自然规律，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
2、万物共生思想。
在古代很多先秦时期的典籍里提到，他们强调“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张载讲：“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物、自然与我的同胞是一样的。道家也主张万物共生。庄子主张“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于我为一”，天地与万物共生的关系。庄子描绘了一个非常理想的现实。说：“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是非常非常美丽动人的画面。
3、“以时禁发”的生态保护思想。
就是按照时间季节来开采，而不能乱砍滥伐，这在管子、孟子、荀子当中都提到了，特别是孟荀把“以时禁发”提升到“王道”的层面，不是一般的自然保护，你作为王道，保护生态是你的使命。
《礼记·月令》里有详细的记载，什么时间不能够伐木，什么时间不能够捉鸟，什么时候不能伐大树，不能打猎等等。
4、维护生态平衡、持续可利用资源的思想。
《史记·殷本纪》记载了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商代第一代国君商汤出门时看到有一张网四面都围起来了，负责围网的人说：天下四方面斗争要进入到我的网里面来，商汤说，你这样的话所有的动物都完了，他说去其三面只保留一面，欲左、欲右都可以，只有不听我的话才可以进到我这个网里。当然，商汤讲这个话是形容一种政治统治的理念，但也可见当时对生态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思想。孔子“钓而不纲”，钓鱼不用网来捕鱼，“戈不射宿”，不打那些正在休息的鸟。《吕氏春秋·义尝》：“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你把水都弄干了，鱼当然都给你逮完了，但是你明年还能逮到鱼吗？没有了。像这样的思想很多。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主张戒杀的思想，对保护自然生态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生态管理机构。
1、先秦：
我们的祖先关于生态保护的思想不仅仅限于思想层面，还体现在生态管理和生态法律的制订，比如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虞衡这样的机构，《尚书·舜典》里提到谁给我推荐一个人管理草木鸟兽，大家说好，说谁合适呢？有人说伯益这个人很合适，舜就说你来做我的环境部长吧。这是中国最早的环境部部长伯益。先秦时期有很多关于生态保护的官职，比如山虞就是官山的，林衡就是管林木的，川衡就是管山衡的。
2、秦汉：少府与水衡都尉。
秦汉以后建立了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国家，在九卿之一的少府下面有设置了管理山林川职的官，少府管理皇室，因为中国从秦汉开始，皇室的财政和中央的财政是分开的，管理皇室财政的少府下面就有相应的生态的官。
3、魏晋隋唐明清叫虞草、虞都、虞衡，都是在六部下面有相关管理生态的官职。
三、生态保护的法令与措施。
古人关于生态的思想不仅仅停留在思想层面，停留在书上，它是转化为实际的政策和法令的。据《逸周书·大聚解》记载，大于时有所谓“禹之禁”：旦闻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这我们最早的生态保护法令。
相传周文王曾颁布《伐崇令》：“毋杀人，毋坏室，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
秦汉法律当中过去我们不是很清楚，现在从秦汉出土的简牍当中发现了大量有关生态保护的法律。我们在湖北荆州所发现的秦简《秦律十八种里》里就有《田律》，其中“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隄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麛卵鷇，毋毒鱼鳖”，只有那些不幸死了人才可以砍伐树木去做棺材。可见我们古人是非常具有人性化的。
张家山汉简，这是前初的一个法律，《二年律令·田律》中可以看到，汉初是完全继承了秦代的法律，关于山林川泽的保护与秦代几乎是一样的。这是我们发现的汉代的法律律令，这是当时的实物。在西汉时还出现了《四时月令五十条》，这是我们在敦煌悬泉发现的文书，上面规定什么季节不能做什么样的事情。这是悬泉简，还有居延简当中都有相关的规定，居延新简是东汉初年（建武四年）的，这是甲渠塞尉所转发的一段皇帝的诏书，“毋得伐树木有无四时言，谨案部吏毋伐树木者敢言之”，如果有谁乱伐树木要随时报告。这是东汉初年的简牍上关于生态保护的法律。
在唐朝《唐律疏议》当中也有很多生态保护的思想。在历史上还有帝王的陵墓及其周围的材木一般也是禁止的。同时，历代统治者还大力主张老百姓、社会要中止树木，汉文帝就鼓励要劝民种树，汉景帝“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前秦时期的王莽整齐风俗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让大家种树。
四、评论。
古人很早就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资源持续利用，提出了保护生态的思想，也在官职设置、法令颁布方面都做了很多的工作。但从历史上来看，由于人口增长对土地的过度开发，统治者大兴土木以及战乱等方面的原因，保护生态思想、职官和法令作用实际有是有一定的限制。我们不能把古代的生态保护想象的那么美好。有几方面的原因。
1、人口增长和土地开垦。
历史上秦代末年的人口大概1000万左右，西汉平帝最高是6000万左右，到宋代大概1亿，康熙以后“永不加赋”后人口快速增长，乾隆时人口超过3亿，道光时超过4亿。所以，人口必须要想办法解决生存的问题，历史上大量开垦土地，增加农田，开垦山林，围湖造田，像曹魏孙吴在江淮地区的屯田，唐代黄河中下游地区很多林地都开辟为农田；明代也大量开垦；清代是无土不垦。这样的开垦很显然造成了植被的破坏，水土流失和生态的失衡，这一点我们古人也早就认识到了，西汉时期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贡禹说“斩罚林木亡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由此也。”如果砍伐树木没有节制的话，水旱灾害未必不是从这个地方来的。这个认识今天来讲是完全对的。
我国历史上生态文明的内容虽然丰富，但古人不可能从根本上认识到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科学辨证关系。还是比较散漫的，特别是一些剥削阶级非科学决策化的因素导致历史上局部地区生态的恶化加剧。秦汉以前，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是比较好的，但到东汉后期，随着人口增长，土地开发，水利灌溉的需求，东南局部环境出现了“人居沮泽之际，水陆失宜，放牧绝种，树木立枯”这样的生态严重破坏的倾向，特别是唐宋时期东南地区围湖造田，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清代大思想家顾炎武说“较其所得，反不及于前人”，就是围湖造田所获得的还不如以前。
2、移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今天内蒙古的乌兰布和沙漠北部，就是汉代的疏放郡（音）垦区，这些地区本来不适合移民去开垦，但由于统治阶级的某种需要破坏了当地的环境，今天我们去看当时村落的遗址还可以看到，但都已经被埋在流沙下了。景色很漂亮，但却是很荒凉。黄河本来叫做“河”，但在《汉书》里已经出现“黄河”这样的字样，原因是西汉以来的移民实边政策，东汉初年有一个人王景治理黄河非常有名，导致黄河多少年没有改道。是王景个人的原因吗？现在史学家认为不是他个人有能力，而是当时游牧民族内迁的很多，导致草原的植被保护比较好。还有统治者的穷奢极欲，那就是大造宫室，破坏环境。秦始皇造阿旁宫，唐代杜牧说“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南朝有个太守说我当太守要做到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麞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民庶尽”，我们可以想想这样的人当官生态环境可想而知。
3、战争的破坏。
从《孙子兵法》里就可以看到，十万之师需要大量的木材，这都需要向自然索取的。《墨子》当中也讲了，打仗时里程多远草木要砍掉、烧掉，历史上有火攻的办法，火攻是好，敌人是可以赶走，但大量的山林也被烧毁了。
人口自然增长，土地的过度开垦，统治阶级穷奢极欲，这些都会对自然生态造成很大的破坏。但我想我们历史上这些优秀的生态文化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来说，进行城镇化建设仍然有它的积极意义。我想今天的政府官员，社会大众对历史上生态文化传承多了解一些，多认识一些，多宣传一些，我想是有益于在今天新兴城镇化建设当中发挥我们老祖宗他们的聪明才智，不要认为我们今天的人都比祖宗高明，可能未必。
谢谢！
主持人毛其智：谢谢卜所长的精彩报告。下面进入下面一轮发言。下面就请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李松来做报告！他发言的题目是“乡土社会公共性传统的生态保护价值”。
李松：感谢组织者有这么一个学习和交流的机会，我想给自己规定一个任务。第一，能不能提供一种新的视角；第二，节约点时间。乡土社会公共性，我听前面的发言很有启发，我想我们会谈技术体系、城市或关于物质文化的会比较多。我这个发言想更多设计人、人在发展环境当中的状态。
“天人合一”落实到乡土社会，人们实际生活当中或者保留乡村生活当中是个什么状态？中国农村对自然都是很尊敬，很敬畏的，通过各种仪式和各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自然的一种敬畏之心。这不仅见于传统，生活当中还是这么实践，逢年过节还是按这样的理念在做事，像汉族地区的。如果要敬的话，天地肯定摆在最前面，天地君亲师，天地在最前面。（图）藏族的插箭节，是关于神山；海洋的开洋节是关于水。他从山上获取了他的生存资源，从水获取了他的生存资源，他对山从来都怀有非常尊敬的一种心态，而且在日常生活中要不断地落实，周而复始要贯穿这种观念。
这是捕捞收获以后会感谢大海。汉族的戏曲很发达，一开始演的戏一定是酬神戏，一定是谢天地人神的，而不是娱乐的。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公共文化服务，它实际是一个教义体系。这是壮族的蚂拐节，其实就是青蛙，一个动物和自然的关系，作为他们崇拜的图腾，有专门的节日来落实。而同时，我们在环境概念当中，看到一个祭祀的宫殿和神树之间它们构成的文化空间是对整个社区不但是从隐喻上还是从生活实践当中是有制约的，它不像我们想象的从建筑的角度上，把这个建筑做好了就行，神祉非常重要，关于所有人日常观念的形成它构成了完整的体系，不光是看到一个建筑就结束了。所以，这边是建筑，这边是神树。
关于鬼的约束与惩罚。很多都是关于自然的哈尼梯田，这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实际它的用水制度尽管有很多研究，但我认为它也应该是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水口，老百姓管这个叫水称，一个木头上刻多大的槽，放大的水，像个称一样能控制各种各样的流量，一个技术体系，关键它是一个道德的伦理体系，人怎么运用这个，在社区里是被严格规定的。我见过最小的水口一把土就盖住了。老百姓说山有多高，水有多高，整个梯田体系怎么和自然生态和谐它还有一套技术约束。这个技术到现在还在使用。
这是塔吉克波斯文明，我们现在提倡丝绸之路。他们关于神山信仰价值体系，他们信伊斯兰教，但还有关于他们与自然的关系和自己特殊的。这是他们的“引水节”，实际是雪山上的水下来了，大家怎么分，怎么用，应该怎么开这个渠。一年一次，因此，核心价值，我认为，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等各种关系的相互制约和互动中不断完善的习俗，在日常生活中不断使用，可以以文化的方式维护，用各种文化方式维护这种体系，构成乡土社会的一种生存智慧，这和自然密切相关。历经长期的社会实践，构成多样性的一种文化景观，我觉得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创造性源泉。
我个人认为，在当下整个社会大的动作当中是被矮化了。如果我们看到一个村落集核心的公共利益，通过艺术、组织、节日、礼仪、协作方式、建筑、很多生产技术以及它的信仰，综合凝聚这种公共性比现在的城市要好得多。现在主要的城市病是个人化倾向严重。主要的生态问题解决不了是自顾自，地区顾地区，个人顾个人，团体顾团体，城市顾城市，形成不了一个共识。所以，东京议定书也不好签。但在我们一个村落，这种智慧已经高度发达，而且现在还在用。他们作用于自然，总体应该构成一个文化景观。
这是非常综合的，有非常复杂的文化之网，它编制了整个能维系生态、未来可以维系生态的至少这样一种可能。这方面我希望在整个新的城镇化过程当中予以高度的重视。
社会生活实践是文化的载体，这很好理解。我想说的是实质上生态保护也是一种生活实践，文化保护实际我认为就是个文化命题，融入社会生活当中才有可能真正做到生态保护，有个好的文化生态和好的自然生态是密切相关的。乡村文化价值在历史上就一直在约束各种各样的竞争，不能是无序的，不能是没有底线的。所以，关于水，关于公共性资源在传统乡土社会里都有大量的约定，和刚才我们的“王道”是高度一致的，天人合一，它落实到生活中变成习俗了，不讲那么多大道理，但实际在落实。
这种资源在现实生活当中，在各个多样性的文化当中蕴藏量非常得丰富。现在社会怎么发现，怎么去做？包括它的所有权制度。我注意到昨天在座诸位有很多搞经济学的，我个人一直在思考，中国传统社会里有很多东西属于你，但又不能你全部掌握，不是简单的公有和私有这两件事儿就解决的。有它自己公共性的经济概念在里面。很多东西不可分割，关于水权，关于山林，关于大的生态资源实际都有这种传统知识。因此，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发现解决问题的钥匙，也就是我们能够在同代当中找到解决后现代的方法。我认为这是一个路径。所以，提供这样一个视角，谢谢大家！
主持人毛其智：谢谢李松主任的发言，下面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原常务副主任张晓明先生，他演讲的题目是“新一轮城镇化与文化传承”，有请！
张晓明：非常高兴也很忐忑能参加这样一个极高水准的论坛，我想对于中国城市化与文化传承这个题目，我还没有一个很深入完整的研究，只能说有一些体会，我想就这些体会和大家谈一下。谈三个方面：
第一，城镇化的基本阶段。
第二，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特征。
第三，建设后福特式型城市的可能性。
一、城镇化的基本阶段。
从有关研究成果看，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城市化经历三个基本阶段：前工业化、工业化和后工业化。考古学界一般以城市化作为文明的起点，表现为集市、宫殿和祭祀场所等等，一直到工业革命的城市出现，大规模工业体系彻底改变了城市的面貌，使得城市越来越变为没有地域性特征的，所谓非地点性的人类聚集地。现代工业的标准化外貌，就是千城一面取代了以前个性化、地域性的城市风貌。后工业化阶段的来临，使得城市重新发现了自己的历史和文脉，在空心化的主城区，在被废弃的工业厂房里创意阶层成为城市再生的推动者。创意城市开始在全球风起云涌。
二、工业化和后工业化城市的基本特征的区分。
我想借用国际上经济地理学的一个基本概念，福特式城市和后福特式城市。阿连斯科特（音译）认为，当代整个城市化进程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文化与经济发展领域之间的显著融合，这一论证的思路是这样的。首先，他认为地点毫无争议的是独特的文化习俗和传统的宝库，城市就是这种具有文化容器性质的地点。但传统工业是福特式工业，是标准化生产和大规模复制。城市因此推动的千城一面，现在发展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产品的文化形式和文化意义正在成为生产策略的关键性要素，而这些文化形式和意义来源于特定的地点。这个地方也可能是城市，也可能是某个乡村地区。
城市的文化复兴于是开始了，所以以工业化和后工业化区分的城市可以将其定义为以生产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以及相应的非地点性的福特式城市到地点性的后福特式城市。
做了这个基本区分之后，我们还想做进一步的特征描述。我们叫“后福特型城市的基本特点”，我们把它归结为“三品”：品质、品位和品牌。
去年我们和《光明日报》一同在做海南文化发展规划时提出来的一个观点。我们认为，后福特式型城市或者具有地点性特征的城市是以这“三品”为特征，或者认识一个城市的基本逻辑框架。所谓品质可以理解为质量，也就是国际化的水准；所谓品位可以理解为趣味，我们日常生活所谓的玩味等等，就是地域文化特点；所谓的品牌就是指在地域性文化特点中产生出来的差异化识别系统。在知识产权意义上具有的一种唯一性。
这三品的关系，一个后工业城市必须具有国际化的水准，必须具备交通、水、电、气、通讯等现代城市的基础设施，这样的城市生活才是有品质的。
其次，这个城市还必须具有自己地域性文化传统，就是所谓的文脉，使得居民有认同感和自豪感，获得精致和高雅，形成特定的精神气质，这样就有了品味，这就是有味道的城市。
最后，这个城市还必须有独特的文化识别系统，也可能是一种产品和服务，也有可能是一个节日，甚至有可能是一个文化名人等等。
这样这个城市就有了区别于其他任何城市的品牌，然后就可以传播。我们认为，这三品构成了后工业时代城市围绕人发展而形成的整体特征，品质是普遍性的，品位是特殊性的，而品牌是特别性的。这是我们对城市做的一个基本区分的观点。
三、关于建设后福特式型城市可能性的问题。
关于福特式型城市最关键的问题是，它没有认识两项基本的资产，在大规模工业化时期，城市有两项资产是被忽略了的——自然资产和人文资产。所谓自然资产或自然资本基本元素是由可更新和不可更新的资源组成的，支持和维护土地、空气、水、庞大的遗产基因库的生态系统被看成具有生物多样性。对于自然资本的分析模式也可以用于对文化资本的分析，文化资本是一个文化多样性的生态系统，其基本元素的构成可以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某一个社会或社会群体所具有的一整套独特的精神、物质、智力和情感特征。除了艺术和文学之外，它还包括生活方式、聚居方式、价值体系、传统和信仰。
很显然，城市就是这种多样化文化生态系统的文化容器，城市就是一个容器。传统工业化仅仅在经济价值上对自然资产加以片面利用，所以遗留了大量环境问题。传统的工业化也只是在经济价值上对人加以片面利用，因此，文化资产对于人的居所城市的意义几乎完全是被忽视了。
现在我们面临的难题是什么？我觉得难题就是如何确定和如何评估城市的文化资产，随着现代经济生活中商品被越来越多地赋予象征性价值，文化生产也越来越商品化，地区和国家的政策部门越来越让人将眼光投向了自然和文化资产，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关于自然资源资产的认识显然比对于文化资源资产的认识要成熟。
正如我们所知，目前已经形成了建筑工程管理具有一票否决的环评制度，但尽管多次呼吁，到现在还没有听说过对城市开发管理有过一种文凭制度。如果我们的自然管理制度还很不完善导致了大量的环境问题，那么对于城市建设、景区开发等事项上的文化环境的评估管理更是漏洞百出。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我们认为，评估的困难可能是一个重要问题，也就是说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文化性质的产品和服务时就会发现文化产品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而且具有文化价值，一个艺术家创造出一个产品，必须通过一个双重的市场才能完成这个价值形成。一个是决定其经济价格的商品有形市场，一个是决定其文化价格的思想的无形市场。两个市场紧密联系，相互支撑，经济价值决定于消费者对文化价值的解释与认可，因为你没有人认可没有人买，经济价值也实现不了。而文化价值又必须通过经济价值加以实现。
目前的情况是，经济价值的评估评价方法可以借助或借用经济学领域发展比较充分的评估方法，但是文化价值是复杂的、多元的、不稳定的，而且用国际上注明学者的话讲，叫缺乏一个共同的记帐单位，难以评估，城市文化资产中的审美价值，精神价值，社会价值，历史价值，形象价值，真实价值与地点价值等是城市文化发展的核心价值。但到目前为止还缺乏系统化的测量方法，这使得城市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的评估在很大程度上是有缺陷的。
我们现在已经基本完成了文化资源工作的普查工作，但文化资源的评估还完全没有开始，这使得我们感到责任重大，城市文化资产评估已经成为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瓶颈。只要这项工作还没有实质性地推进，多年来城市发展规划中那种随意开发文化资源，拍脑袋投资旅游项目，从而导致建设性破坏的状况就无法遏制。
我们想，在目前城市发展中，既然提出了发展方向是走向以文化为主线的，围绕人全面发展的新兴城镇化的话，我们就应该解决目前城市文化发展中对资源评估的技术上的难题。
最后结论。
城镇化与文化传承问题需要解决技术手段，加强合理化建构，而不是停留在一般论证，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由三大院组成的这样一个论坛可以说把文化的文化和技术手段文化结合在一起来考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以及非常有前景的产品。
谢谢大家！
主持人毛其智：谢谢张主任。今天上午最后一位发言嘉宾是来自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的周大鸣教授，他的题目是“文化传承——从乡村到都市”，有请！
周大鸣：谢谢大会的邀请有机会在这里作一个讲话。我的题目有点大，其实我想讲个很小的东西。前一阵微信上有一个场面大家炒作得很厉害，广东有一个杨箕村摆了1500桌，有1.5万人左右来参加吃饭，500人左右为这个饭局来服务。实际这样一种习俗在过去乡村里，尤其在广东乡村里非常普遍，非常流行的，只要有大型仪式就有这样大规模的宴席场面的出现。我想为什么过去乡村习以为常的场面到了城市里会引起全国乃至世界的关注？这就回到我们的话题。
从农村向城市转变过程里我们面临文化的危机。过去城市是建立在以地域文化为基础上的城市，每个城市地域文化特色是非常明显的，尽管千城一面，每个城市文化特色还是存在的。随着现在移民时代的到来，原有以地域为基础的人群在城市里人口不占主要，以地域为特征的城市文化能不能继续传承下去？
越来越多的小城市或者乡镇成为城市，这样的村落成为城市景观以后有两个部分，它能不能在城市化、都市化的城市里把乡村文化保存下来，这就决定了一个大的都市能不能有它的文化特色。乡村有传统文化物质建筑的这一套东西，比如祠堂、庙宇和土地，随着城市吞并的村落，这些东西怎么办？广州猎德村是个城中村，大家把各个祠堂建造在一起，所以你现在去猎德在高楼大厦旁边有一排祠堂，是原有村落这一部分人还可以找到自己的村落。
我在福建莆田，他们把每个村的村庙搬到了一个山上。原有村里面一部分人还得到这个山上去拜他们村里的庙，这是一种保存的方式。但物质的东西可能还可以通过搬迁保存下来，但非物质文化遗产上，你在一个城市里能不能流传下来，成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尤其本来在一个区域性的乡村文化的东西成为大城市移民文化中大家认同的文化。这是很重要，也很严肃的话题。
我在几个论坛里也提出过一个观点，以俗见养，怎么样把乡村，我们认为俗文化的东西能变成城里人当中精英文化的东西，作为一个城市文化传承下去？成为我们一种新的移民文化，能够整合城市人群认同的一种东西。我提出这个话题是我今天的主要观点，也摆出来了，也算给大家抛砖引玉，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主持人毛其智：谢谢周教授！今天上午9位发言的先生可能都不够尽兴，但基本观点都表达出来了。我们是百人论坛，希望与会成员踊跃发言，如果每个人能用3分钟左右时间进一步加强这个主题，新兴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传承，能再发表一些自己的高见，我想对今天上午的论坛会有更好的推动。现在大家有什么要发言的？
吴唯佳：关于乡村人居环境建设中面临的新的难点。我稍微宣传一下吴院士讲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做的石头寨的工作。吴院士讲的石头寨的情况，它在黄果树瀑布的门口，农民的收入主要靠黄果树停车场的收费，每周七天每个农民去获得钱维持他生存，正好夏天游人喜欢在那儿烧烤，缺点是有地的家能做烧烤，没地的家做不了烧烤。因此，农民种了很多树和房子。这是村庄，使得农民开始往北上河边走，原来的村不要。二是浪塘，是汉族明朝时屯堡村寨，目前面临着破坏。特别是在贵州红枫湖上游面临河流保护的难题。
我们做的工作，一是石头寨的事儿，看怎么样把农民废弃的村庄收回来，动员他回去；难点是和旅游发展有关；二是浪塘村的情况，目前毁坏的比较厉害。
总得工作来看，我们的想法很好，但把农民动员到城镇化以及人居乡村治理过程中面临很大的难题，农民的利益诉求和我们想做的工作之间存在着差距。石头寨的情况，布依族的经济已经基本不存在了，而乡村组织基本涣散，村委会改了很多次都没法统一，为了做好这个工作，他们市里花了很大的力气，动员了安顺市组织部长，加上7个副县长，清华大学教授，看能不能找到一个新的模式，农民主要在上面做旅游，原来村寨在这个上面。经过我们的工作，目前的情况是基本和原来的户主签订了合同，把房子盖完，旅游做起来之后，农民能看到实际的利益，希望能把这个项目做成。
原来这个村庄基本是废气的，农民去下面做农家乐。这是池塘和堂屋，我们设法把原来的村庄遗址保护起来，原来村庄里有很多的树，被砍掉了，我们想办法把树保护起来，把一些构建进行修复。然后结合旅游需求把原来不适合旅游做的房子功能进行改变。通过这么一段时间的努力，房子已经建得差不多了。过程中有很多农民利益的纠葛，我们来说不希望政府掏钱给农民盖房子，农民还不愿意，也产生了很多的官司。目前农民基本同意合作，最后采取BOT的模式把房子交给农民。
我们的感受来看，把农民动员到乡村发展中间来还是有许多工作要做，不光是理念的问题，地方政府、乡村组织和经济上的措施推动。以我们的经验来看，重点难度在于动员乡村居民参与到人居建设过程中，现在这个项目还好，因为做得差不多了，农民看得见，所以很多人、资源参与到这里面来，希望将来把石头寨从河边的状况搬到山头来。
这是浪塘村，因为经济大改变，农民基本都到浙江去了，这是红枫湖上游，为了城镇化，在河边建立新农村，困难的是形势有点不好，环境不好，水的处理。我们做了一些工作，把原来的村庄改造了，对环境做了一些美化，建了广场。针对水的情况，研究了半天，因为我们清华有个生态污水处理池，结合了清华大学水处理的想法，他们很高兴，所以村头做了污水处理管线。这个情况有一个好的效益，正好有个云南知青，现在在上海当知青主席，开张的时候很轰动，他网上看了看这个东西，前年在曲阜国际论坛座谈会上给总书记汇报了一下，得到了习总书记的肯定和表扬。说明江苏在现代化进程中有一些技术的应用，得到了当地老百姓和社会的反应。
这个工作有很大的效益，农民都回来了，旅游都很好，都从江浙回来了。
总的来说，
1、中国农村最重要的是关注农村农民的特点。
2、采取很多技术帮扶和扶持来合理整治建设人居环境的发展。
主持人毛其智：吴唯佳老师实际是今天上午第10位发言人，下面还是请大家自由发言。
李晓江：对这个话题没有太多的思考，刚才休息时，吴老师说他翻译了几本书，美国城市规划教科书，美国城市规划教科书的基础是社区研究和社区治理。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前几年一直在思考这个城市的社会自然。我理解文化的传承、文化的弘扬很大程度是基于你基层的治理模式。如果农村有完备的社会网络、社会精英，商业治理机制，它就会像刚才有的专家讲的，他的村庄建设里就会有合理的乡规民约，而且这种乡规民约不仅仅是社会问题，而且是传承优秀历史文化和优秀传统，把村民集中在一块儿是治理的结果。城市的文化也是这样，城市要创造一种好的文化必须要有一种家园意识，没有家园意识城市一定是碎片化的。
有了家园意识，有了商业社区的治理模式，可能我们的建设行为才会改变，我下午要讨论一个话题，中国30年快速发展，其实我们的发展被政府的意志和开发商的利益垄断，这中间有个重大的缺失，就是公众的集体对抗和自卫。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一定是政府和开发商的利益导向。我们的社区已经没了，已经被破坏得惨不忍睹，但新的秩序没有建立起来，新的治理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讲传承只能是独自模仿，很表象化的，它不可能是一种真正地由前面像余秋雨先生讲的，有精英的参与。没有那么多资金怎么请来大艺术家，其实社会精英在起作用。完整的社会治理体系，尤其基层的治理体系，我认为是文化传承最根本的内在机制和动力，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只能是表象化所谓的传承或简单的拷贝。
江亿：这么多人在谈乡村，因为好歹有一些人在那儿住着。城市里现在居住一半的人，城市的文化传承靠什么？原来居住地在那儿，单位是我的依托，我在清华大学上班和住，反正赖在那儿，是个团体。现在住房改革之后，工作单位和居住点完全分离，社区建设又很弱很弱，人就觉得没有归属感了，我还住在在清华那个地方，但外面买房子的没了，这样基本传承文化的根没了。到底这个城市什么样，我不知道，所以我请教一下。
钱易：首先要感谢上午的各位发言人，我觉得收获非常得丰富，尤其是自己不擅长的各个方面，听了以后觉得受益匪浅。我稍微讲点感想，对于一位历史学家卜宪群讲到了很多材料，我也在学习，今天听着非常高兴。中国人应该感到自豪，在很早的时候我们的老祖先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正确的认识。我曾经和外国人接触时试着把我们古代有一些人的言论跟外国人解释，外国人非常感动，他说中国人真聪明，几前年就提出这个问题，预料到我们面临的困境，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我笑了，我说完全预料到不可能，可惜的是搞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落后了，西方没有这样优秀的文化传统，所以就破坏生态，破坏自然，结果造成这么一个烂摊子。我自己也在胡想，假如中国人是当时引领工业革命的，说不定我们的“天人合一”论帮工业革命之路走对，不要走得那么偏，不像西方的以人为中心，人主宰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研究，宣传，让中国人具有这样的意识，把与自然和谐相处作为自己道德的基准。
以前孔子讲过一句话“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你一定要和自然和谐相处才能称得上大人，如果像工业革命中做的那些事儿，战天斗地，最后破坏环境，做的那些事儿，你就称不上大人，你就是小人。中国人骂小人那是非常严重的话，比骂你傻瓜笨蛋都要厉害，如果现在的中国人都有和孔子一样的道德观念，我不要做小人，一定要做大人，那一定要和自然、天地和其德，那就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普及这个教育。
当然，我们也不要骄傲，可以作为中国人非常自豪。我们也要接受西方一些先进理念，西方虽然没有“天人合一”论的传统，但西方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搞生态工业、生态城市、生态工业园区等等，他在这方面积累了很多先进的技术，包括理念、法制等等。所以，我们既要继承我们的光荣传统，也要向西方进行学习。
倪鹏飞：我对这个问题也非常关注，我在平时研究时也在思考，我们究竟要传承什么样的文化，毕竟我们要通过城镇化进入现代化，现代化和传统的城市、农村应该有很大区别的。我们能把所有的文化都保护了，都传承了一是不可能，二是也难以进入现代化了。所以要弄清楚传承哪些东西。
我们不管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只要是社会可能都有一些共同的原则，共同的文化准则，比如刚才大家提到的们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在古代、现代可能都有这个问题，这样的要把它保存下来。我们文化中也有精神上精华性的东西，糟粕性的东西，乡村的所谓民风民俗在开放的现代社会是不是还要保留？如果我们不保留这个东西怎么办？是不是采取保存的态度，或者把它作为类似记忆来做，因为一是弘扬，二是记忆，关于物质的文化也是的，如果我们说都保留了，那就没法开发了，没法进入现代化了，但我们也要把历史好的东西记忆下来，我们是不是也要有选择地来做这项工作。这里面最主要的是，我们应该筛选出哪些应该弘扬，或者记忆，祖先有这么一段东西，我们要把它记下来，不一定要继承，是不是可以有这样的对等。
周大鸣：我用几句话回应一下刚才江院士提出的中国居民怎么样生活的，中国古代城市早期，唐以前基本普通居民住在城市里，宋以后才可能有，近代城市的星期，中国城市居民基本把中国农村生活居住方式搬到了城市，比如武汉、上海早期的居民进入到城市都是按同乡的方式来居住，最早也是同乡会，行会都是在同乡会以后才起源的，它是在乡村社会熟人社会建立城市社区的，这和以前不太一样的地方。
解放以后就是单位制，更像一个家庭，因为现在商住楼的方式改变了这种格局，它的变化是这样的。因为是熟人社会，它的各种关系就不一样，我们从熟人社会在向陌生人社会在进行转变了。
李迅：我是觉得在城镇化过程中有两种文化需要我们注意，一是农村文化，就是刚才大家说的传统农村，它是一种熟人文化或传统文化，大家提到的村规民约；二是祠堂宗氏，有的在凋敝，有的在失落，有的在改造；三是城市文化，城市文化是现代文化，又是生人文化。城市文化里又有一些外来文化，比如大家提到的贵州农村里开了很多酒吧，我曾经去调查，说你们这些开酒吧的人怎么学习酒吧的？他说他在浙江打工期间观察宁波、余姚那些人怎么开酒吧的。打工的农民回家乡以后在村子里开酒吧街，农民也要喝酒喝茶，这挺有意思的，这是外来文化。
过去西方城镇化里的教堂社区，中国比较缺失。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确实在城镇化过程中要注意。现在有这样一种趋势，就是城市在占领，对农村来说在传播文化，农村不能很好地传承。
文化需要扬弃，刚才王伟光院长提到，好的文化应该传承，差的应该放弃。文化可以传承，可以发扬光大，网络对文化影响非常大，那是现代文化。还有人和自然传统的哲学理念在现代文化当中怎么体现。我们家小区有废旧电池收集箱，我们对电池废旧处理还很困难，没法解决，不能随便扔，我估计学校老师有办法，所以在学校里弄了一个。我们现在农村出现另外一个现象，有几个月搞一次跳蚤市场，现在都在淘宝网、京东网上买了一堆东西，又要扔，大家网络里隔几个月搞几次跳蚤市场，把家里没用的东西拿过来，谁愿意用谁拿走，这是很好的现代文化。我认为有可能今天的现代文化也可能是未来可取的历史文化。
吴唯佳：我回应一下刚才讲的传统和现代文化对立的问题。从我们现在研究来看，世界和中国文化的发展有自身性和地方性的过程。从世界来看，文化的基本理念有相当的一致性，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国家，有些基本理念无所谓现代还是传统。如何实现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传统中间有一些糟粕，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认为是糟粕，在整个文明过程当中不断地摒弃，不存在矛盾。
今天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应该从整个价值观和人类发展进程来说是好的部分，要宣扬，但这种好的文化不见得过去的都是不好的，不是以过去和将来作为价值标准。这是基本规律在后面，可能我们对文化的现代与传统需要做更深刻的研究，这也是将来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当然，我承认在“五四”以来有很多的变化。
冯长春：刚才我听了很多专家发言很受启发，也学习很多，刚才钱老师说的中国传统和文化发扬光大，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理念很重要，但往往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都学的是皮毛，生搬硬套，没有和中国的文化能融合。我记得前些年房地产开发比较热，他们一个项目的名称都是照搬西方，根本没有和我们的文化结合起来。北京市民政局专门让我去讲这些地名，开发商开发一个大楼叫四季广场，根据没有广场，起一个外国的名字就为了吸引眼球，我认为关键还是要学习人家的精华进行融合。
我们要寻找规律，在文化传承保护和修复过程当中，要像医院一样的诊断，像吴老师搞的案例先分析诊断，怎么样去恢复和传承，现在一说什么都保护，应该甄别了以后哪些需要发扬，哪些需要保护，哪些应该摒弃，现在农村的破坏比较多，需要进行好好地保护。要留得住乡愁，原来你在农村的，你进了城了生活好，再回去一看原来的东西都没有了，被破坏了。你就回去看一看几天的时间，要想把这个记忆追回来。但生活在农村的人也想现代化，就像围城一样，在城里的人想出去，在城外的人想进来，我认为也不是一下子都搞运动，要甄别，分析好，在我们发展过程中要有一个重构的过程，重构也要有创新，创新很重要的一点是治理体制和治理机制。农村的人希望变得好一点，希望经济和收入更好，他可能不懂这些技术，我们需要给他设计和规划好，使他才能够发展好。农村从哲学角度来讲应该辩证地发展，什么该留，什么该保护，好的东西应该传承保护，有一些发展过程中也应该有摒弃或创新的。
单霁翔：今天余秋雨老师讲到了文化空间的问题，空间对人的教育作用，刚才冯老师谈到了广场，我记得20多年前在北京晚报写了一个什么叫广场，那时候很多建筑群都叫广场，什么东方广场、罗马广场，过去建国以来建了很多广场都在封闭，比如人民文化宫、农展馆、军事博物馆的广场，老百姓反倒进不去，现在不是广场反而叫广场了。过去很多广场是建给各个城市市政府的，前面弄了一个水池，美术馆、歌剧院，老百姓说的四菜一汤，那都是形式的，真正和居民日常出行和生活规律结合，这种广场城市空间挖掘还是有很大的潜力。
李晓江：今天倪老师抛出极其敏感的一个问题，但我不太同意把新旧对立起来，中国传统文化演变到现在一直有个挺大的误区，某种程度上我们确实应该对文化更加深刻或包容的认识。我们可以通过评估来认定这个是可以传承的，那个可以摒弃的，这也是很难的事情。像北京，共产党进城之前找到梁先生说哪些地方要保护，那时候他的价值观是保护。但共产党自己建城时说这个城墙是不好的东西，封建的东西，我拆了。80年代我们搞胡同时又拆了，凭一个阶段或片段的评价它的优劣我觉得是不可能的，最后造成一定的损毁。我认为不能把传统，老的东西简单与新的东西对立。
通过文化当中另外一点，我们一方面很自豪文化中的东西，另一方面又缺少很必要的文化自信，我发现很多规划学家或保护学家，到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说这个地方没什么变化是批评的。欧洲、美国城市老区、老城市几百年没变没有人批评，不认为没变是错的，我们不能把文化内涵和外在对立起来。英国百年大学还在几百年建筑里没有影响它现代化，这是过于复杂的问题，我也说不清楚，但我认为不要简单地对立，真的不是这么回事。不然，我们用一时的理性去看历史长河性的东西可能会流于过于功利化。现在看来不管好坏可以先留着。
主持人毛其智：在吃饭的时候可以慢慢地讨论，下午还有时间。今天上午的题目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传承”，这个题目显然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现在整个社会发展在进入到经济发展“新常态”，整个社会的发展速度是从快到适度的转变，而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人们的注意力从满足衣食的温饱到走向小康，人们的观念从寻求物质更多地关注精神方面的建设，我们的环境也是在快速转变过程之后可能也会有所沉积，有所冷静地观察思考。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城市和乡村都是一个保存文化的容器，同时起着传播文化和创造文化的任务，我想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传承题目还会反复地提起，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给予更多的关注。
今天上午的议程先告一段落。
（上午会议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