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7春季论坛”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一带一路”是我国政府提出的一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国际合作倡议。倡议的基本目标，就是通过加强沿线地区之间全方位多层面的交流合作，充分发掘各地区发展的潜力，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形成互利共赢的区域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在全球城市时代，国家地区之间的贸易、投资与人员交流，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互鉴，都以城市为载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合作也必然落脚在城市之间。发挥沿线城市在区域合作中的平台作用和区域发展中的载体作用，促进“一带一路”的国家和地区合作交流和共同发展，需要从城市的视角，通过研究与分析沿线地区城市发展与城市间联系状况，深入了解“一带一路”的现状、问题、机遇、挑战、动力与趋势，进而促进“一带一路”共建共赢。
为服务国家战略，发挥论坛为国家相关决策部门献计献策的作用，2017年5月16日下午2点，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7）春季论坛在京举办主题为“城市视角下的‘一带一路’”学术研讨会。会议由中国城市百人论坛、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主办，凤凰财经研究院、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一带一路”百人论坛协办。研讨会由中国城市百人论坛联合秘书长、清华大学教授毛其智主持，中国社科院财经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杜志雄，凤凰财经研究院院长王杉分别致辞，“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中国科学院“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刘卫东、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翟崑、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赵磊等专家学者分别发言，围绕主题展开研讨，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国际战略一处处长吴志峰、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武廷海、副教授龙瀛对与会专家的观点进行了评议。
2017.05.16 百人论坛分论坛： 一带一路研讨会议程（定稿）.doc
附：会议速记稿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来宾，下午好！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7年春季论坛，城市视角下“一带一路”学术研讨会现在开始。
大家知道中国城市百人论坛每年会举行一次年会，是在下个月。每个季度都有一次针对当前发展情况的学术讨论。前天和昨天在北京刚刚举办了“一带一路”高层论坛，习主席发表了重要的四次讲话，还有最后的会议文件。今天我们很高兴各位来宾、媒体齐聚中国社科院，一起来做学术讨论。
下面我先介绍一下与会嘉宾和媒体：
今天出席论坛的有吴良镛先生，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城市百人论坛召集人
杜志雄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刘杉先生，凤凰财经研究院院长
李向阳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战略研究院院长
刘卫东先生，中国科学院“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王文先生，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倪鹏飞先生，中国城市百人论坛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
翟崑先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赵磊先生，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
李国平先生，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城市百人论坛成员
吴志峰先生，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国际战略一处处长
武廷海先生，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中国城市百人论坛成员
龙映先生，清华大学建筑学员副教授
郭宸宇先生，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战略合作处处长助理、博士
此外还有很多来宾不一一介绍了。此次论坛还有凤凰财经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一带一路”百人论坛协办。
出席的媒体包括凤凰财经现场文字直播，人民日报、人民网、新华社、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日报、经济参考报、中国经济网、中国国土资源报、中国社会科学报、凤凰财经、中国经济周刊、中国建设报、中国经济导报、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营报、中国科学报等媒体。我们一并对到会的嘉宾和媒体表示欢迎。
在前天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习主席指出了“一带一路”的建设有五个路，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五个沟通，政策沟通、设施连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把它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所在。在昨天和前天获得了5大类76项270多项具体的成果。
今天我们的“一带一路”学术论坛，我想应该继续高峰论坛的这种思路，我们大家都在自己不同的角度对“一带一路”和城市视角下的“一带一路”进行我们自己的学术探讨。
按照会议的议程安排，我们首先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杜志雄副院长致辞，大家欢迎。
杜志雄：尊敬的院士，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媒体朋友下午好！首先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对大家拨冗来参加今天的城市视角下的“一带一路”论坛向大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正如刚才主持人所说的，“一带一路”是我国政府提出的一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国际合作的倡议。倡议的基本目标就是要通过加强沿线国家全方位多层次的交流合作，充分发掘各国发展的潜力，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加快发展步伐，形成互利共赢的区域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在以共商、共建、共融、共享为理念，在以建设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为目标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落下帷幕之际，我们今天紧接着组织这样一个论坛，从城市的视角对“一带一路”建设进行探讨它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也是我们百人论坛积极响应习总书记和中央号召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投资和人员的交流，科技教育和文化的互建、城市都是一个主要的载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也必然主要的落脚在沿线各个国家的城市之间，因此，摒弃过去歧视与排除的这样一种交流方式，开启平等与包容的合作模式，发挥沿线城市的区域合作与发展当中的平台和载体作用，促进“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发展，我们围绕这样一些问题都需要从城市的视角，通过研究与分析，研究地区城市发展与城市间的联系的状况等等，深入的了解“一带一路”的现状、机遇与挑战，动力与趋势，最终推动“一带一路”共建共赢理念和目标的实现。
可持续是全球城市发展和治理的主题。突出生态文明理念，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有利于增进沿线各个国家政府、企业和公众的相互理解和支持，防范生态环境的风险，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城市共同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地服务、支撑和保障。开放包容，互利合作是“一带一路”所秉承的原则，我们希望今天出席研讨会的各位专家学者，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原则的引领之下，各抒己见，积极研讨，为“一带一路”的发展贡献我们自己的智慧和思考。
我注意到今天有一部分专家和媒体朋友首次到我们财经院，出席我们财经院主办的活动，借此机会我向大家简单的介绍和报告一下我们财经战略研究院的基本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是六年前2011年12月份在中国社科院党组的统一领导下，在原来的社科院财贸所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六年来，我们以国家高端财经智库的功能定位为己任，以学科建设与研究财经领域全局性、综合性现实问题两个方面的工作并重为方针，以学术本位、人才中心为理念，以多学科会诊、跨学科协作为研究特色，秉持这样的一些方针和理念、特色，我们经过全体财经院人这几年来的共同努力，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大批学科建设与智库建设的研究成果，我们的一些成果也得到了中央最高领导人的肯定和批示非常多。总体来看我们的学术影响力和决策影响力都在不断的提升，其中财经院专门从事城市发展与治理问题研究的倪鹏飞团队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和非常突出的贡献。关于我们财经院就给大家做这样一点介绍。
最后，我也衷心祝愿此次论坛能够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杜院长。下面有请凤凰财经研究院刘杉院长致辞。
刘杉：尊敬的吴先生，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来宾下午好。我谨代表凤凰财经研究院给这次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祝贺。
我们这次研讨会应该说召开的时机比较好，北京峰会昨天刚刚结束，我们可以及时地来传达学者的声音，从我们作新闻的角度讲，这也是一个最好的传播时机，因为焦点还聚集在“一带一路”上，希望我们新闻媒体的报道能够把专家的声音传给全球的华人。
习总书记在峰会上提到要实现走好“五个路”，就要做到行稳致远。从我的观察来看，我们要做好这一点，我们从企业的角度应该关注两个重要的风险，也请专家们发表一些看法。
第一，政治安全和环境的评估。在我自己工作过程中，接触过很多企业，而且也和国际关系专家、情报专家多次探讨这个问题。现实环境中很多企业对安全环境的评估做得不够，特别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宗教、文化以及当地的社会环境认识不够，有可能产生投资的安全风险，这是需要我们在制度上予以保证，特别是除了国与国之间的安全协定之外，可能需要我们民间机构提供更多的安全服务，包括后期的安全预案和出现安全问题的实施方案及紧急救援的行动安排。
第二，金融安全。“一带一路”官方评估大概是20万亿美元左右的整体投资，我考虑有三个问题需要我们考虑：一是资金的可持续性，如何融资，如此庞大的这种建设规模，靠谁来融资？虽然有多边机构表示支持，但是在这两天的会议上我们没有听到亚投行究竟发了多少贷款，我自己了解他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非常慎重的。从中国角度讲，我们虽然有庞大的外汇储备，但面临着储备和资金外流的矛盾。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能够提供多少的外汇支持也是一个问题。这就是资金的可持续性。同时还有偿债风险，如果基础设施本身回报周期比较长，能否形成稳定的现金流，应该是企业投资需要考虑的。即便有了现金流，如果当时的投资是美元能否换成外汇。再就有汇率的风险，当时的投资形成以后，如果是以国际主要货币来偿付的话，可能受制于美联储这样的货币政策的影响，可能会带来一定的汇率风险，这都是需要我们企业来考虑的问题。
借次机会会不会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我想应该有这个条件。中国应该借着“一带一路”可以和一些中小国家进行货币的互换，签订相关的协议，能够适当的来推动人民币的融资，用人民币进行结算，如果这样的话大家就有可能形成一个中美目前的贸易模式。也就是中国出口，获得美元，再回流美国，能否在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形成人民币融资和结算的模式，应该是认真评估的问题。如果人民币要走出去，也会出现一个问题，人民币将来会出现不停的逆差，美元体制的形成就是美元能够不断的形成供给，前提是美国贸易不断的出现赤字，这是二战后建立的美元体制的特点。“一带一路”在金融方面中国能否注意安全，借此机会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是非常大的课题，也是现实问题。希望能够听到专家们的真知灼见。
我简单介绍一下凤凰财经研究院。我们是凤凰卫视和凤凰网结合财经资源搞的研究平台，我们是开放式的研究平台，同时也是一个思想传播和跨界交流的平台。希望各位专家将来利用好我们的平台，把你们的思想通过我们传播给全球的华人。中国需要一个完善、丰富、活跃的思想市场，我们希望和专家一起共同做到这一点。
最后祝研讨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刘院长。下面我们开始专家发言。第一位有请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吴良镛教授做发言。
吴良镛：各位同志，各位来宾，让我做这个发言，我是搞建筑学，建筑史，我谈“一带一路”跟人居环境。
1.一位建筑学人与“一带一路”
我在1940年是一位年轻的建筑人，那时候有敦煌的诱惑，那时候在中央大学，当时张大千从敦煌回来了，带了一批敦煌的作品，我到现在还是记忆犹新。常书鸿是一位画家，从法国回来，后来也去敦煌了。吴作人教授是在中央大学当教授，他也去了西北。所以，当时有许多敦煌的讲座，对我当时对敦煌的热爱非常有影响。
六十年代我从西北讲学回来，当时阿卡汉邀请了一批外国学者和中国学者，我和中国建筑学会合起来组织一批各方面的专家，包括建筑方面的专家，沿着丝绸之路考察，那个活动叫做“变化中的农村居住建设”，从北京到西安，在西安附近窑洞的参观，再到河西四郡，再到喀什，这时候我深入了解了这一地区的建筑与城市发展。
1984年我自己带领几位当时的年轻教师到东南沿海地区考察“一带一路”，当时还不叫“一带一路”。泉州正是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当时的调查虽然以建筑禹城市历史为主，但也获得了这个地区整体的认知。
2.“一带一路”的新篇章
“一带一路”是中共中央提出的宏大战略构想，旨在通过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这必然会对中国及欧亚非相关地区的人居环境的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习总书记在2013年提出伟大的“一带一路”计划以及中国为此做出巨大投入，都充分表明中国在为未来着想。当我们在思考下一个威胁将来自何方，思考如何应对宗教极端主义，如何于那些无视国际法的国家谈判，如何与那些常常被我们忽视的民族、文化及宗教建立各种联系的同时，亚洲屋脊上的交流网络正在被悄然编织在一起，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被重新建立起来。
这是英国人彼德·弗兰科潘《丝绸之路》中的一段内容。
3.对未来的展望
“一带一路”论坛，包括习主席的讲话，说明了我们从更宏观的战略来看，我们面临巨大的历史契机，对人居环境的发展而言，带来新路。
在历史上，丝绸之路就不仅仅是一条商业贸易之路，更是东西方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进行相互交流的大动脉。
“一带一路”战略是一个开放包容的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这是非常突出的。
“一带一路”的人居环境发展也必然是一个综合的体系，在学科领域不断发展，在研究内容上不断充实。从经济发展，社会的繁荣走向更为美好的人居环境的创造。
总结起来，这几天的论坛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从空间上而言，“一带一路”是地理上的大轴线、大动脉；从时间上而言，是历史的层层累积，新的创造不是一天两天，而是以百年为期长的历史阶段；在时间、空间的网络中，是人文创造的领域，可以预见，未来将会实现新的辉煌！
我的话说完了。
主持人：谢谢吴先生的发言，您的时间也掌握得非常好。
第二位我们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战略研究院、李向阳院长发言。
李向阳：感谢财经院的邀请，很高兴能参加今天的会议。昨天、前天在中国“一带一路”的盛会，也是过年会。既然像过年一样，过年的时候当然都说好话，过完年了我们说点实实在在的事。所以我讲一个相对具体的问题，一带一路”建设中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在2015年，加快推进“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里，关于这一对关系就明确提出来了。但是在现实中我们看到围绕这一对关系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其中的根源在于对“一带一路”存在一些错误认识，尤其是国内还是国外很多人都把“一带一路”当成对外援助项目或者政府行为。前两天我看到很重要的一家网站介绍俄罗斯卫星网赞扬“一带一路”的文章，他其中提到一句话，如果任何一个国家想修建铁路增加出口，给中国打个电话。我们媒体把它作为一个正面的支持我们“一带一路”的新闻来报道，这样的一个新闻反映出国际社会包括国内存在着严重的等靠要心态，因为他们把“一带一路”理解成政府行为。
一、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里，存在着目标不清晰。哪些应该是政府做的，哪些应该是企业做的？我们在谈“一带一路”对外投资的时候，经常把两者混在一起谈。我们这个地区准备投多少钱，未来多少年怎么投。而政府和企业的投资，显然他们的目标是不一样的。
用一句简单的话，如果政府用义利观表述，追求的是义的话，企业追求的是利，这两者需要结合，但它是两类不同的目标。
与此不同，我们在讨论风险和目标的时候，经常把两者分离开。比如讨论风险，我们更多的是讨论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当然我在这里不是说刘院长谈企业投资风险，而是企业对外投资“一带一路”的风险非常大，政治、经济、安全、宗教等等，但同时我们忽视了政府层面的目标与风险。如果企业赚不到钱是失败的，“一带一路”将失去可持续性，它最终将以失败告终。这个逻辑上是非常清晰的。但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如果企业赚到钱了，那么跟“一带一路”之前的行为一样，那么“一带一路”也失去了应有之意。国外的一些学者很早就提出这个问题了，“一带一路”之前中国与沿途国家就有贸易投资合作，现在“一带一路”之后仍然在合作，这两种合作怎么区别？我们很多经济学家说，我们的增长率快。过去三年中，我们和“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投资增速有多快，但如果仅仅快就是“一带一路”的成功，这件事就简单了，我们和美国人、日本人做生意、做贸易、做投资的业务都挪到“一带一路”上，我们很快就会取得成功。但是，显然不是这样。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平发展进程获得一种国际认同，同时提高中国的软实力，树立中国良好的声誉，这种意义是国家层面的。所以，这两种目标，在“一带一路”中应该是有机结合的，忽略任何一个目标都不能说“一带一路”取得了成功，所以，“一带一路”的成功应该是两种目标的结合。
二、政府在“一带一路”中究竟应该做什么事？我想大致分四点。
1.宣传“一带一路”的理念。“一带一路”至少我们在历史上找不到一个可复制的模板，要把“一带一路”真正为沿途国家为世界所接受，这件事不是容易的事。因为很多的媒体，很多人有一个逻辑，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支持我们，意味着“一带一路”成功。但世界国家的支持只是我们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如果你要把采取对外援助的方式，不考虑收益，撒钱的话，会得到很多国家支持，所以不能简单把支持和成功划等号。所以，真正要宣传“一带一路”的外交理念，可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到现在为止这个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个问题上企业承担不了这种责任，必须政府来做。
2.构建合作机制。“一带一路”和现有无论是多边还是区域合作机制最大的一个区别特征就是合作机制多元化，不仅在不同区域的合作机制不一样，而且在同一区域里也有多元化的机制。比如我们跟东盟，既有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又有中国与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还有总理提出的南盟合作项目，还有下面更低一级的产业园区。所以，我们发现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机制多元，这种多元化合作机制显然不是企业决定的，而是由政府决定的，政府考虑的因素就不是基于经济因素考虑的，经济只是它一个考虑合作机制的亦有因素，这里面需要考虑中国整个的大战略。
3.政府需要考虑“一带一路”融资机构。融资是“一带一路”核心问题，“一带一路”不管做什么，不管做几通，它最终要花钱。这里面政府应该出哪部分钱，这是很大的问题。从现在来看，它既然不是一个对外援助项目，很显然我们不能通过财政手段来支付。政府能做的更多的是开放性，它的来源是财政，但它的运行机制是市场。包括这次峰会提出的中国增资丝路基金，包括口行、开行的增资都是要做这件事。刚才前面的老师也提到亚投行到底在这里面起到什么作用，我看前天金行长提到了，我看他说17亿美元，基本上它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对“一带一路”的投资决策的标准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它是按照独立的金融机构来跟“一带一路”打交道的。现在这样的一个丝路基金，开行口行能否适应在“一带一路”起步阶段，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投资的金融需求，所谓开发式金融和市场化金融之间，到底在一个项目未来的建设中怎样协调，这些问题都是现在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的。因为现在我们做的很多基础设施主要是央企，央企能够在很多情况下从政府获得特殊的融资。
4.政府最难做的一件事，也是政府需要做的事，如何引导企业，让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实现国家战略目标，以企业目标为前提兼顾国家目标，只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一带一路”才能真正意义上取得成功。
坦率地说，到现在为止我们就是来引导企业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这一点上，并没有一套完善的机制。最后，我就谈一下第三个问题，如何实现最后一个目标，即兼顾企业和政府的目标。
三、如何实现最后一个目标，即兼顾企业和政府的目标。
1.针对“一带一路”之前中国企业走出去同时遇到的一些问题，最典型的问题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由于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不到位，使得我们投资越多，反而对我们的反感加剧的这种尴尬的困境。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在国内企业都很难做到，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法规是由东道国决定的，我们作为投资母国，如何和东道国在法律法规机制上进行合作，让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同时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这是一个难题。
2.搭建载体。习主席在去年8.17讲话中谈到义利观的时候，说既要让中国企业获得投资收益，又要照顾到民生，这是经济学的外部性问题，企业通过投资产生正外部性，能够使当地民众获利。所以，这里第二个问题，要实现这种正外部性就要搭建合适的载体。理论上我们提出了包括经济产业园区，但这种载体如何让正外部性有机地发挥出来是第二点需要做的。
3.引导投资方向。开头我们提到过要把中国过剩产能转移出去，最后发现人家不接受，现在我们变成了国际产能合作。现在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口号绿色丝绸之路，很重要的一块是我们要选择适合当地可持续发展，所以如何引导企业符合绿色丝绸之路的理念，进而产生所谓的正外部性。
4.需要引导企业在选择合作伙伴的时候要有一套机制。如果一家单独的中国企业出去风险会非常大，因为经济学原理，你的沉淀成本太大，投入越大，人家向你索取高价的能力越强。如果你和当地东道国企业合资了，这种风险就降低了。同时正外部性也更容易产生。如果你再吸引到第三方企业参与，涉及到中国企业、当地企业、第三方企业在什么样的组合下能够有机地既能保证我们自身利益，又能产生外部性，这又是一个新的议题。
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李院长发言。我们的论坛由凤凰财经做现场文字直播，倪老师也会不断的向大家报告在线的人数。谢谢李院长的发言及很多有建设性的建议。
下面一位发言人是中国科学院“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中心刘卫东主任。
刘卫东：尊敬的吴院士，各位专家，各位媒体界的朋友，非常高兴能够参加城市视角下“一带一路”研讨会。
大家知道昨天和前天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今天我们趁兴而来，继续研讨“一带一路”大道之行。昨天下午赵磊和翟崑在央视解读圆桌峰会的闭幕式，上午我和阮正德（音）先生解读了圆桌峰会开幕式和主席致词，晚上王文在《今日关注》进行了解读。今天我们继续解读“一带一路”。但非常抱歉，时间缘故，我们没有办法准备一个契合今天主题的城市视角下的“一带一路”，所以说的还是老话，希望大家原谅我，确实从城市角度研究“一带一路”是一个新的话题。
刚才吴先生讲了非常好的他过去的经历，展现了过去丝绸之路上的风采。我今天要讲一个老的话题，我一直要讲这样一个话题，“一带一路”要从包容性和全球的角度来理解。刚才李向阳院长讲到了，很多人问我们现在到“一带一路”上去和以前我们的企业到“一带一路”上做事情有什么区别？最大的区别，过去我们的企业是自发地到沿线国家做生意，以赚钱为第一目的，当然赚钱的同时也会造福当地的老百姓和当地政府，这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一带一路”确实是另外一套思路和方式了，习主席提出的新的合作理念和方式。比如我们强调的是政策的沟通，战略的对接，规划的对接，项目的对接，如果大家关注的话，可以看到过去两天峰会里，主席的三次演讲或者致词都提到了这样的话题，对接、对接、对接。
对接是说明了什么意思？讲到政府要在这样的活动里发挥重要的作用。政府为什么要发挥这样的作用？是因为我们沿线国家资源千差万别，无论是自然条件、资源禀赋、人口、宗教、市场、发展水平等等差别都非常大。做生意的方式和条件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只有通过政府前期的对接沟通，才能让我们的企业有所发展，也能够让当地获得好处。也就是习主席经常讲到的，我们“一带一路”建设一定要让沿线国家当地的老百姓得到福祉，让中国经济增长的快车能够惠及当地的老百姓。
从另一方面，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一带一路”的今天已经不再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这是一个最大的变化。过去我们说“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自己提出的事情，中国自己推动要做。但在今天，我们从习主席的讲话里也可以看到，“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倡议，但现在变成世界上很多国家或大多数国家共同的事业，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它并不是我们自己一家人在做，自己一个人去努力。如果大家今天上午注意到了，也可以看到外交部已经公布了这次峰会的成果，确实是非常丰富。过去我们老是讲有4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和我们签了共建“一带一路”的MOU，这次峰会上又增加了20个国家，其中有11个国家和9个国际组织，所以现在我们再说就是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和我们签了共建“一带一路”的MOU。这样的成果很不容易。我们想象一下，一个发展中国家提出了这个倡议，在三年多的时间里获得了世界上这么多国家、国际组织乃至联合国高强度的支持，这绝对是历史性的，我们不敢说后无来者，但绝对前无古人。
从这次峰会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到两个重大的变化。
第一，它确实是由中国倡议变成了全球共识。这一点大家能理解到。这次有110个国家来参加我们的峰会。大家想象一下，联合国一共也才170、180个国家，一多半的世界上的联合国的国家都来参与会议了，我们有29个国家的首脑，多个政府高官，部长级干部接近100多号人，确实不太容易，它变成了全球的共识。大家也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演讲中感受到联合国确实很看重“一带一路”倡议，把“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推动地区和平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和工具。这正是为什么联合国那么多组织都来参与的很重要的原因。
第二，我们从理念到重大行动的变化。前面三年我们还在讨论各种各样的理念和“一带一路”之道，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前面有行动，前面有很多的行动，但这次大家仔细想，习主席在昨天下午圆桌峰会记者会上的致辞可以看到，全部是行动。我们现在想的是怎样把这种理念落到地上变成行动，习主席在演讲最后指出了，参与“一带一路”圆桌会所有国家的首脑一致同意要把蓝图变成行动，要把我们的理念落实到地上成为真正的行动，来推动“一带一路”的建设。
综合这两个方面来看，习主席在开幕式致辞里也提到了一句，“一带一路”就是一种包容性全球化。主席在讲五条路的时候，讲到开放之路的最后一句话提到了，我们要发展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和共赢的经济全球化。这样一个理念，如果我们把“一带一路”看成是经济全球的新版本，我们很多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们很多错误的理解就可以得到避免。这是我一直想倡导的一件事情。
丝路精神
可能大家没有太注意，这次峰会上在习主席的开幕致辞里，习主席在之前的致辞和讲话里多次提到丝路精神，总是讲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但他从来没有专门做过阐述。这次在开幕式致辞中，他花了很长时间阐述了丝绸之路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是他第一次这样阐述。为什么？他就是要避免大家对“一带一路”错误的理解，他重申了“一带一路”建设的理念是通过深刻阐释丝路精神的说法做到这一点的。所以我们应该清楚，中国政府现在提出“一带一路”，使用了丝绸之路这样一个概念，不是我们要回到历史上，我们要重建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当然刚才吴老先生已经展现了过去，但我们不是要回到过去，我们要注意丝路精神。我发现记者朋友们有些时候也有一些错误的说法，说是回到历史上那个东西，不是那样。大家千万要记住，我们用地是丝路精神，建议大家回去认真学习一下总书记这次的阐释。什么是开放包容，什么是互学互鉴，什么是互利共赢，什么是和平合作，这就是“一带一路”之道，道就在这里。
如果我们把它看成中国倡议到全球共识，如何正确理解“一带一路”？其实它就是丝路精神加全球化的过程，加起来就等于包容性全球化。总书记在8.17讲话里，也提到过，“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要用丝路精神推动沿线国家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按照今天的理解，国际合作就是全球的过程，我们经贸的合作、文化的合作就是一个全球的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峰会前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一带一路”非常重要，能够把世界团结起来促进全球化朝着更加公平的方向发展。这次峰会在开幕式上，有很多国家的首脑都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让全球化惠及每一个地区，不要让每一个地区落下。巴基斯坦的总理谢里夫、希腊前总理、联合国秘书长、包括普京和很多的首脑，他们都在讲同一件事情，全球化不要让一个地区落下。谢里夫说得很清楚，“一带一路”能够让处于边缘地区的贫困人民得利，让全球化惠及他们。我这次感受特别深刻，这样一个理念在世界很多国家的首脑里都是非常清楚的。
当然我们能够看到，所有提这些认同的国家，大部分都是目前处于边缘或者被全球化率在边缘的国家。希腊是因为出现问题了，当然一些贫穷的国家是因为没有享受到全球化更多的好处，所以，我通过这次峰会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现在已经形成共识了，原有的全球化不能满足我们让全球各国、各地区人民都富裕繁荣起来的需要。所以，大家充满希望，我们需要新的全球化模式，这个模式是什么？就是新型全球化的过程。概括这一心的全球化过程，就是包容性的问题。
关于经济全球化，大家有不同的理解。媒体上有一些片面的解读。你们要理解经济全球化，要有三个层面，经济扩张本身需要一些动力，资本积累总是需要进行空间扩张和技术的出路，让全世界David Harvey在上个世纪讲到spatial fix（空间出路），半个世纪来由于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让全世界联通起来，我们这些国家享受了非常方便的跨越空间的活动，你去美国13个小时也就飞到了，甚至打折的机票也不是很贵。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
还有一个变化，由于七十年代之后，很多发达国家的企业为了应对经济危机，他们采取的方式从过去的福特主义生产方式转变为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这种方式讲起来很长，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由过去内部垂直一体化生产变成垂直一体的解体，变成外包的大量的发展。世界上大多的企业都是采取外包的方式获得零部件，带来了供应链的延长，供应链分布在世界各个地方，这就通过供应链把世界各地捆绑在一起，所以我们老说世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因为这样的供应链关系把大家融合在一起了。
最后是制度机制，我老是讲资本积累的内在需求是根本动力，技术进步是催化剂，但真正出现全球化这样的事情在于制度因素，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以美国英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纷纷采取了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相信自由贸易、相信市场，相信私有化，如果大家不清楚可以读一读《华盛顿共识》，当时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怎样给前苏联国家、中东欧国家、拉美国家出的药方——就是《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使得有的国家现在还处于经济低迷的状态，没有给他们治好病，还让他们的病继续的延续下去。
这三者放在一起才是经济全球产生的原因和根本动力。有人强调说，现在技术就造成了今天全球的样子，全球化一点都不能动，有人说全球化有应该满足资本扩张的要求，过去三十年就是这样，只是满足资本扩张的需要。那么制度该起什么作用？经济全球确实很好，促进了全球经济增长，但我们也知道经济全球化带来了非常大的社会问题，社会极化现象，今天全球1%的人拥有的财富超过了剩下99%的人所拥有的财富，在发达国家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极化。美国，从2000年到2013年贫困人口增加了一倍，美国工薪阶层在过去二十年中工资几乎没有增长，而华尔街高管和硅谷精英们的工资涨了几百倍，美国现在三分之一的州年轻人失业率30%以上，南欧地区的失业率也是非常高的，更不用说我们还有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没有进入到现代的市场里，被全球化边缘化了。这一切问题如果靠原有的满足资本空间扩张需要的全球化的方式是解决不了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国家的首脑和联合国的秘书长还有国际组织，都呼吁或者都期望“一带一路”能够成为下一个阶段我们全球治理的重要的方式和手段。
经济环球化，不只是自由贸易那么简单，必须要了解制度背景，它是发达国家设计出的一套满足当时他们资本空间扩张需要的制度机制。这一点非常清楚，我们在国际学术界早有认识。从这个角度讲，我曾经一段时间非常着急，我们有些专家和媒体呼吁中国引领经济全球化，原封不动的引领过去的经济全球化，这是对？还是不对？今天我不会给大家answer，你们自己想对不对，其实完全不可接受的。
背景不详细讲了，如果大家不太清楚现在全球是什么样的，经济是怎么组成的，我说一个手机制造的例子你们都清楚了。这张图你们谁都可以找到，但你不知道零部件在哪里生产。比如苹果触摸板是由韩国的LG或日本Japan Display供货生产的，玻璃是由美国康宁公司供货，存储器是由韩国海力士制造，处理器由台基电或韩国三星制造的，蜂窝无线系统是高通专利，中国生产镁合金机壳，然后被组装在一起卖出去。如果以价值计算，苹果手机80%的零部件来自于中国台湾、美国、韩国和中国日本，同时80%的产品卖到全球去了，这是当今世界最典型的写照，世界经济就是这么组成起来的。我们面对这样的经济全球化怎么办？我们是否把它打翻重来呢？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生产方式和技术决定了，我们不能打翻。我们是不是就容忍它按照现在的方式做下去呢？也不是，所以，最根本的看法是政府还要发挥作用，政府一定要发挥作用，要改革全球化的机制，而不是推倒重来。
习主席在演讲中已经反复讲到了，“一带一路”不是要推翻重来，不是要打倒重来，是一样的道理，我们要改革。怎么改？这就是我理解为什么要包容性全球化。
一是国家一定要发挥作用。西方争论了很久，特别是欧洲对于凯恩斯的政策又有很多人在重新讨论。当然我不认同我们会完全回到凯恩斯上去，但这里发现了一个问题，怎样认识政府在经济发展乃至全球化中的作用，这使我想起了去年林毅夫老师和张维迎老师的争论，两个人都没有错，但我还是相信有为的政府要和市场结合起来。包容性就讲了这样一个道理。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峰会，我们强调的是政策沟通、战略对接、规划对接、项目对接，这是非常重要的。
二是要有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发展机会，我们地理学老师这样讲，一个地区的发展在全球网络中是和它的连通性有关，你没有连通性，不能和全球市场连接起来，你的东西卖不出去，你就没有发展机会。中国把互联互通放在第一位是绝对正确的，改变落后地区的发展首先就要改善它的连通性，改善连通性当时靠的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三是包容性体现在我们尊重道路选择的多元性。在过去新自由主义旗帜下的全球化，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华盛顿共识》他们强调世界上有一条最佳发展道路，我们听了太多的最佳发展道路。这条最佳发展道路是他们走过的道路，他们告诉我们发展中国家，你要按照这条路走，就能收入提高成为富裕国家。是不是所有沿着他们道路走的人都实现了富裕呢？如果这样的话，《华盛顿共识》可以让很多国家现在成为发达国家，其实是不是的。每一个国家本身的基础不一样，所以不可能走同样一条道路。这个涉及到当时林毅夫老师和张维迎老师的争论，从横向看所有人都认为中国是一个有为政府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和其他国家相比。从纵向历史发展看，中国恰恰是引入了市场经济，但是这两者的看法都是偏颇的，我们看在一起的话，横向纵向一起看，中国的成功是有为的政府和有机市场结合起来的。
开放包容、三共原则、和而不同这些我就不解释了，这些都是包容性的体现。因为时间缘故，我就讲到这里，我的核心观念是“一带一路”很简单，它就是对现有经济全球化的改造和改革，是包容性全球化，从理念上讲不要让任何一个地区落下的全球化，但我们实事求是讲，如果不让每个地方都落下，在现实中是很难，很难的。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刘卫东主任的发言，下一位有请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王文院长发言。请大家欢迎。
王文：我是非常认真的做了一个和咱们主题相关的PPT，这次非常荣幸能够参与社科院的这个活动。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关于城镇化与“一带一路”和未来中国的策略。这是我们院最近的比较实在的一个研究的主题。刚好五天前在菲律宾马尼拉开了一次会议，也是讲相关的。
倪鹏飞：首先表示一下感谢。我们的会议确实是百人论坛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号召，就这样一个小型的座谈会是中国社科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三院院长联席会议共同决定的。本来想把这次会议作为今年年会，当时白院长特别重视“一带一路”的问题，后来又觉得京津冀协同发展也非常重要，后来调整了把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年会，但又确定把“一带一路”作为今年第一季的专题会，并且确定了时间就在“一带一路”的国家会议期间或稍后。最后感谢卫东他们的大力支持，把研究这个领域的最好的年轻的知名专家请到会场来，特别让人感动的是吴先生，其实吴先生每次的年会和专题会议他几乎都参加，这次他也参加并且还做了精彩的发言，来的很早，提前一小时就到了。还有我们的媒体，也要非常的感谢，凤凰财经克服重重困难，总是给我们做最好的报道。还有在座来了二、三十位主流媒体的青年人，向你们表示感谢。今天是讨论会，我们希望有建设性的发言。同时报道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要多有建设性的发言。
我们有一本书，英文版是中国社科院和联合国人居署合作发布的。中文版主要是我们做的，后来联合国人居署觉得做得很好，一起发布了，接下来我们每年都会发布这一个报告，这次报告的主题是《丝绸之路的城市体系》。我结合最新的思考，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研究。
为什么研究丝绸之路城市网的问题？因为我们做的是城市研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的，都是离不开城市的，但社科院做的城市研究和其他的不一样。它是从城市的角度看国家，从城市的角度看全球。我们的研究总会和宏观，无论是城市还是其他的领域，都会和国家的宏观结合在一起。所以这是我们的研究视角。
落实到这个问题上，最近我们一直在做中国城市体系的研究，我们已经做了好几年。现在我们把视角放到全球城市体系下。全球城市体系实际上是在全球范围内不同性质、规模、类型的城市构成的这样的一个相互关系，如果是空间体系就是不同空间城市间的关系。我们同时发现全球城市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个大家都清楚，在各个方面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我梳理了一下：
一是从单中心向多中心的变化，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从全球，无论是大体系还是小体系都在这样变。
二是从城市体系向城市群变化。
三是从等级原来中心边缘的模式向着网络体系变化，网络节点体系的变化。
四是从实体的城市体系向实体——虚拟城市体系并存的状态，现在尤其是虚拟城市体系变得很重要。
五是空间来看，这些年来全球城市空间体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实际上是我们和国家之间的，由国家构成的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变化所导致的城市体系的变化。
世界城市学者对全球城市体系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研究成果，有一张图。最早大家前两天看到，在广州开会的时候看到，1982年弗雷德曼的城市体系图，中国只有香港在这里面，并且还是处在边缘状态。主要的中心都在欧洲和美国。1982年，我们才刚刚开放，中国内陆城市包括上海在内没有一个进入全球城市体系的行列。这些年过去后，全球城市体系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样的城市体系都在发生变化，是值得我们进行观察和研究的。
在这个时候，这时候我国倡导丝绸之路，因此丝绸之路可以很好地与城市体系结合起来。正像刚才书记致辞中讲到，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所有的贸易往来，地区之间的交流最终都落在城市上，很少落在农村领域，城市是它的载体。丝绸之路的变化要改变这个城市，如果未来丝绸之路顺利发展，肯定要编织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城市体系。丝绸之路不仅会改变丝绸之路沿线城市间的相互关系，因为它的变化还会导致丝绸之路沿线和全球城市体系之间关系的变化。丝绸之路将会改变和重塑全球的城市体系，因此我们研究这样一个问题，预测这样一个问题，研究它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预测未来的发展，也是提出一些政策建议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目前我们把丝绸之路上的国家用黑色标出来了，非丝绸之路的国家和地区也标出来了，我们书的题目是丝绸之路城市网，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无论是人口，经济总量还是其他方面都超过世界的一半以上。现在习总书记说到，丝绸之路不一定是地理概念，是全球性质新型全球化，但是我们在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是想从地理角度，从它的原理的角度来思考它。
分析丝绸之路的网络体系，它由两个维度组成。
一是从这些网络上的城市的地位，或者它的聚集，我们叫做中心性。
二是城市之间的联系度。中心性是聚集，联系度是联系，两者放在一起就形成一个网络。
这个网络未来会怎样发展，为什么会这样，未来会向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有哪些表现和支撑，它的联系和发展从经济角度都是与商品、生产、产业相关，它的支撑无外乎都是硬件条件和软件条件，全世界的城市网，由各个城市组成的相互联系的这张网实际上各种经济联系的一个表现，这种经济联系又是受到各个城市及其相互间的软硬件条件来决定的。
用这样一个分析框架，我们对古代、现代和未来的城市体系有一个梳理。时间关系这里不展开说了，古代丝绸之路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商品要素的流通，它的影响因素、发展关系、它对当地和全球的影响我不展开说了。我还看到了一些有关这方面的地图，我把它摘录下来。这张地图反映出从公元一世纪到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体系是什么样的状态，基本上是没有美洲，基本上是欧亚非这样一种中心的状态。我们看不出来它有多大的区别，但它标出还是有区别的。这是七世纪到九世纪，十一到十三世纪，十三到十四世纪，中间有丝绸之路通的时候，也有没有通的时候，显然可以概括，在整个工业革命之前，世界的中心是在亚洲和欧洲，非洲也有一些。当然城市之间的联系，显然都是在中国强大的时候，东亚地区相对平静的时候。丝绸之路发展比较好的时候，全世界的城市体系应该是联系得比较好的。
但是到后来的情况，大家也很清楚了，工业革命之后荷兰、英国他们一发展起来，那时候的城市体系就有很大的变化，欧洲是中心了，北美发展起来后，特别是一战二战以后，经济重心发生了重大变化，城市体系也发生了变化，那时候就是欧洲和北美是中心了，他们现在有真正意义上城市间的联系，有现代意义上的体系。接着我刚才说的，1982年的时候弗雷德曼这些学者提出世界城市体系时，那个体系是他们为中心的体系，我们这些区域由于是不同的区域都没有进入这个体系。
但是现在有了一定的变化，接着讲现在的体系，它的表现从经济上来说，具体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表述。一是人口，二是经济。
一是经济的聚集。从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夜间灯光图，特别能够表现出经济发展的状况，哪个地方亮，说明那个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聚集度比较高。从这里可以看出，亮的地方都是城市，种新型来看，究竟是哪些地方是中心，这是很明显的。网络也看得非常清楚，基本上就是北美、欧洲，还有东亚。我们最近的研究目前看就是三大区域，1982年的时候东亚还不行，只有日本和其他国家，现在主要是这三大区域。这是的竞争力，是在那些基础上做出来的指数，这也能反映出来，最高的就是这三大区域。
二是人口的聚集。人口来看有些不同，印度的人口相对不同，但这个为未来发展提供了很大的潜力，但最核心的表现，经济的聚集或者中心性是表现在前面的经济方面。
第二个是讲联系。人口的联系也是这三大区域，欧洲、北美和东亚，这三大区域的联系比较多，这是虚拟的联系，世界城市体系正在虚拟化。这是Facebook社交联系的地图，主要表现在这三个区域。中国没有参加Facebook，但我们QQ的联系加上以后能够体现出来这样一个概念来，东亚、北美和欧洲三者之间的联系。这是我们用企业做的一个联系，就是跨国公司，他们给英国的JAWC研究小组一起做的联系图，也是这三个区域比较多。
这是意大利的学者搞了很多年，画的是一个基础设施支撑的人流物流的联系图。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谁的联系多。联系主要是在欧洲、北美，在欧洲和北美之间，在东亚地区的联系也在逐渐的增多。这是支撑联系的基础设施。这是外国的一位青年学者，他们用几个小时的时间把全球的计算机设备连在一起，这是计算机设备的密度，这实际上也体现出哪些地方联系多，既体现了联系，又体现了聚集。从这里来看欧洲和北美会更多更好一些。
这是全球的情况，刚才我讲得很清楚了，全球的联系目前还不是“一带一路”的联系，主要还是三大区域及三大区域间的联系。我们聚集到丝绸之路里面，我们这本书里讲到，聚集度，从地区水平可以看出，欧洲、亚洲等区域的特征，总体是东西两端高，中间比较差；东端中国发展比较快，但地区差异比较大；西边是发展层次高，差距小，但是增长速度相对滞后，中间城市发展水平整体低，发展水平不一。
从联系来看，“过顶”联系，两边联系多，中间没有联系，实际上没有形成一个路来。次区域重要城市的联系度较高，局域的非均衡联系特征明显。层级越高，地位越高的城市的联系越多，地位越低的城市，不是你空间近距离近联系越多，而是和你的城市地位相关，级别越高相互之间的联系越多。联系当然也和收入有关，还和不同规模有关。
总体网络上聚集和联系放在一起，我们说丝绸之路城市网有几个特征：
一是网络轮廓大致浮现，但不太规则，不太可能和刚才我们说的另外两者相比。
二是中心是边缘，边缘是中心，中亚中东这块地区是处在联系和聚集的边缘状态，欧洲、西欧、东亚这块恰恰是中心。
三是两边是城市间已经形成了很好的网，中间有的是呈带状，有的都还不是带状。
这是我们根据数据绘制了一些图，反映出刚才我说的问题，“过顶”的联系，两边成网，中间还没有很好的联系的情况。
支撑这个状况的原因不展开说了，硬件、自然、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原因。软件还有社会治安等等许多方面。
未来是怎样的发展？未来最大的变化或者最大的重要因素，随着全球格局的变化，随着中国崛起，特别是中国又主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且越来越多国家参与到“一带一路”中，与此同时，除了这个倡议之外，还有一些因素在积极的进行着。比如基础设施的连通，在制度环境的优化，这里面既有机遇又有挑战，在商品和服务贸易本身、要素流动本身、产业研发本身都有相关的机遇和挑战。
基于前面的因素，影响因素的框架，我们对未来丝绸之路城市网的结构有一个展望，对全球城市体系有一个展望。总的来说，丝绸之路可能会改变全球的城市体系，可能会重塑全球的城市体系。
第一，变动趋势。在丝绸之路欧亚非沿线地区可能会有变化。欧洲的城市网络会不断的延展，现在的网络发展比较好的，欧洲主要是中欧西欧，还应该向东发展，未来欧洲将出现网络外溢向外发展的态势。亚洲地区应该是逐渐形成网络，会进一步加密，因为我们处在发展中。印度和非洲将会崛起，这也是基于全世界许多权威机构的判断，特别是非洲下一个城市化的高潮应该是在印度和非洲，基于这样的因素，特别是由于中国因素的推动，可能会崛起。但是中亚地区，我们这个判断是说下沉，但实际上它可能存在着不确定性。可能一些区域条件不好，一开放的时候，有可能会更差，资源会流走。但是也未必是这样，我们加入世贸的时候大家都担心我国会不会受到很大的挑战，但情况恰恰相反。所以，这个还不好做最终的判断，中亚地区的发展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中东可能会产生一些分化，这主要是由政治其他方面的原因所导致。所以，总体上来说，丝绸之路这个城市的网络会更加完善，更加规则，密度更加提升。
第二，在网络的基础上会形成一个局部格局组成。我们提出了“三网四带”概念，东亚城市网将会最有竞争力，我们特别期待，我们要把这个作为重点进行研究。我们发现特别有意思，东亚这块除了中国之外，其他每个国家都有一个最好的城市，他们之间的地位都很相近，进行相互的竞争，每个城市又带领这个国家形成一个很好的城市体系，但是总的来说，这些将会构成一个非常好的网络。还有欧洲的城市网和南亚城市网。
四带，欧亚大陆桥的有两个城市带，还有海上丝绸之路城市带，我们预计非洲西部沿岸地区的城市会慢慢崛起起来，特别是我们注意到非洲的城市化进程非常之快，非洲的有些国家的发展也非常快，加上“一带一路”的因素可能会有很大的发展。
第三，在丝绸之路影响下，全球城市体系或经济地理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这一重大变化，我们预计如果丝绸之路推进顺利的话，亚洲、欧洲和非洲大三角城市带有可能会形成。海陆国家一体化的进程会加快，世界多极化的城市体系有可能会最终形成，从原来的北美、欧洲为主导向一个多极化支撑的城市体系发展。网状的延伸，带状扩展和多极支撑。
我就做这些汇报，具体我们在那本书里描述的非常细致。谢谢。
主持人：下面回到王文院长的报告。
王文：这个PPT是我们最近的一些研究成果，刚好和今天的会议非常契合，也是学校里的一个汇报。这次我在菲律宾马尼拉也讲了一次，大家觉得还是有一些新鲜的地方，所以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主要的题目是关于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和“一带一路”倡议。我们院的介绍不说了。我今天分几个部分，主要是从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一带一路”的未来讲一下。
中国目前的城镇化主要是特大城市、大城市等几级城市构成的。未来在2025年前，中国将有15个2500万人口的城市，22个1000万人口的城市，23个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这是目前城市网络，通过城市网络可以看到东北、华北、山东，主要还是中东西部，包括乌鲁木齐也有城市网，这也是根据十三五规划中，中国有19个城市群。当然京津冀城市群和长江三角洲以及珠江三角洲这三个城市群是目前未来三个最重要的方向。
到2030年前预估中国在城市里面居住的人口将会超过10亿。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从1950年到2050年，亚洲区域城镇化的进程相比欧洲、北美来看是比较落后的，这也是未来我们经济的潜力所在。大家看一下这张图的比较，欧洲、拉美、北美、亚洲居住的人口相比虽然我们居多，但我们城镇化水平相对比较落后。再看这张图，我们发现城镇化的水平，如果欧洲来讲，2050年是73%的城镇化水平，亚洲在2050年前是47%，非洲是40%，刚才我说的欧洲主要是指西欧，由此看出亚非的城镇化潜力非常大。
从区域建设的角度来讲，我们再看过去大概15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在东亚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就是城镇化进程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就代表了更快的城镇化进程。这张图里统计数据可以发现，基础设施建设里主要是电力、道路、通讯、水和铁路。这段时间我们也上电视，老讲一些铁路之类的，其实在整个基础设施的投资中，过去15年，铁路投资相对还是比较少的，毕竟建不了多少条铁路。在过去15年最大的基础设施投资还是电力投资，从1996年到2010年电力投资占到整体投资90%左右。这些投资按国家来分，80%左右的基础设施投资都在中国，所以我给老外讲，中国为什么发展起来，就是全中亚的基础设施投资80%都在中国，这很明显可以看出，我们目前从整体的角度来讲，我们的人口会越来越上升，我们的基础设施投资也会越来越提升。
未来，2050年之前世界上城市人口最多居住在亚洲，非洲居于第二，欧洲和北美分别是第三、第四。越来越多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我们越来越多的需要基础设施建设，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在过去的差不多十年左右，到未来2020年，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每年的增长幅度都特别大。以铁路来计算，过去十年我们差不多增长了一倍，以高铁来计算我们增加更大，差不多翻两番。从机场建设过去十年的建设我们增加了62%。总而言之，整体的基础设施建设，都不需要用数字来说明了。
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建设在整个过程中呈现了整体吻合的态势。所以“一带一路”建设，刚才卫东老师讲到的，我也非常赞同，“一带一路”建设的确是给国际上提供公共产品，最重要的公共产品我觉得还是基础设施，其他我们能够给海外提供的东西，在五通里面的东西其他的没有像基础设施这么多，像金融，人民币国际化率4%左右，美元的国际化率61%，金融融通方面我们是耍了一个小手段，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国际化。贸易畅通争议也比较大，从去年4万亿美元的贸易总量，我们的出口量2.7万亿，进口只有1.3万亿，所以为什么这次成果里我们讲要搞进口博览会，你去130多个国家是中国的第一贸易伙伴国，但实际上这130多个国家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买我们的商品比卖我们的商品多得多，所以你到哪个国家都会抱怨。（我们今天不在央视做节目，我们自己内部说，不一定直播我的话，否则我和在电视里说的不一样。）
所以，我个人觉得贸易这块，进口博览会，大家可以算，未来我们有8万亿美元的进口量，这个缺口非常大。现在我们每年是1.3万亿的进口量，8万亿的话，未来是1.6万亿美元的进口量，所以还有3000亿美元的缺口。所以我们搞2018年进口博览会，实际上就是要买全世界更多的东西，否则我们的贸易失衡搞不下去了，人家对我们的意见太大。比如美国，美国还好，只有70%是咱们出口它的，30%是他们出口我们的，到土耳其是90%，土耳其是10%卖给我们的，波兰是85%，他们卖给我们的只有15%。民心相通当然也不错，我们是旅游，我们个人出去，但实际上，前段时间微信上传巴黎有一个人录了纪录片，说所有中国人都到这边来，问店员，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最大的印象是中国人来了到处抽烟，到处吐痰，私下我们讲这块也有劣势。我们最大的优势是基础设施建设，所以这个是可以讲的。
从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再来讲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这里看得非常清晰。在我的表格里也有一些图可以说明。我们在未来会突然发现，我们所预估的基础设施的投资的市场到2030年前，这张图里会描述的比较清晰，就是道路、公路、水资源和通信设施，以及我们的电力资源，我觉得这四大块是未来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当然我们公开讲，我们也有优势，建机场、港口、铁路等等，但这些占整体投资量，我们的统计大概只有20%左右。
再来看目前我们人均这块。有人持有这样的观点，认为从人均角度说，中国基础设施市场是饱和了。这个我持有个人看法，我觉得未必饱和。如果按照2012年的水平计算，按照每一千平方公里的道路计算，中国的水平只有德国水平的大概四分之一左右，铁路方面我们潜力就更大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大建高铁，也是这个问题。机场我们的差距更大，还是按德国来讲，世界上基础设施最好的发达国家，德国每百万平方公里机场数德国有900个左右，当然德国没有百万平方公里，中国每百万平方公里是47个机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从量上从人均平均来讲，我们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认为国内市场的基建方面还远远没有饱和。
现在我们强调“一带一路”，很多时候有一个不太好的趋向，就是认为我们的基础设施国内饱和了，我们给全世界，我们老讲产能过剩，英文也不太好翻，到哪里我都不用产能过剩这个说法，我都用优势产能，优势产能和你们合作。基建是我们的优势产能，但不代表我们过剩了，我们不建了，所以通过张表格可以非常清晰的表现出来。
“一带一路”，我们未来的市场在哪里？这张表格也可以描述得非常清晰。如果把西欧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值设为100，我们突然发现各个基础设施建设的行业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从水资源的基础设施建设角度来讲，中东非常好，因为中东缺水，所以他们的水资源的基础设施建得非常好。我们不能泛泛而言，基建按照铁路、公路、水资源、通讯、电力、综合性的基建来讲，各个方面是不一样的。比如在中东，尤其像沙特这种国家，他们的电力建得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在非洲通讯就很差，电力相对也比较差。亚洲的水利设施基建相对比较好，我们自己亚洲除中国之外其他地方的通讯就很差。所以，这不能一概而论，而是要分地区、分国别论。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自己个人的感觉，中国未来的“一带一路”，我们在自己的研讨会里讨论一些实际的情况，我觉得中国的优势非常明显，这几天我们老上电视写文章，中国：第一，第一大优势是我们的政治体制，过去二十年前我们认为我们的政治体制是弱势，但从2008年后我们发现重大的变化，包括中国人自己和全世界都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是我们最大的优势。二十年前所有人都说必须改成西方，现在完全颠覆了。更重要的是“一带一路”，这几天我也去讲，我觉得这个话能说得清，“一带一路”和过去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有什么区别？最大的区别是政府做好了宏观指引，企业走出去。过去是企业盲目走出去，现在政府呼吁企业不只是到西方国家，还要到“一带一路”国家，更重要的是“一带一路”是把政府一个有为政府，和一个有效市场，和一个需要发财的企业结合起来。我认为这是把政府、企业、市场结合起来，也只有中国的政治体制能够做得到。
第二，财政优势，这也是我们的优势。财政十年、二十年期的长期的财政耐力，也是我们的优势。
第三，以高铁技术的为代表的基建。我们从基建角度讲不能说我们占有非常大的优势。我不知道赵磊兄是不是认同我，从海外的投资来讲中国最大的基建公司是中交建吧，但你把国内的市场全剖掉，中交建海外市场只是排在第三位，当然全加起来它就排第一，所以我们基建公司在海外的市场潜力还是非常大。如果中交建、中铁建等公司的海外市场还能更加扩大的话，这是一个优势。我们目前呈现的优势，我认为三年内前三大海外基建公司都是中国的。
第四，劳工优势。全世界的熟练工人，工程师这块中国还是有优势的。
接下来说一下风险。
一是现在全世界质疑我们，我觉得最大的风险也在国内，从金融来讲就是投融资和盈利的风险。我们要塑造几个典型的故事，我们国企相比之下，有些企业是闷声发大财，我经常跟他们讲，你们赚钱了要多出去讲，多有几个案例，说你赚钱了，大家就会更相信“一带一路”。现在海外，包括最近FT，包括《纽约时报》故意呛中国，5月10号到12号，批评中国在纳米比亚撒钱，写的非常详细，三大整版，我觉得是故意对着我们“一带一路”来的，《纽约时报》确实有批判性和进攻性。它讲我们不挣钱，但它不知道我们的挣钱周期是十年二十年，而且是综合性的，我可能这个项目不挣钱，但周边的地块挣钱。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投融资和盈利性的模式说清楚，其实我见了好几个企业，他们在海外非常挣钱，但他们不说，害得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海外是亏钱的，这是不对的。
二是地缘风险。地缘风险最重要的一点是海外的莫测性。我在学校上课，我问研究生们，有次上课我做了一个比方，在地图里你能找到五个中亚国家，分别你把五个斯坦指出来吗？结果30个学生只有一个人指出来。我再问一个问题，五个斯坦国家，你们能把他们的首都都背出来吗？结果没有一个学生，我相信我们在座人知道的比例也不高。我们知道中亚最大的城市，除了乌鲁木齐之外是阿拉穆图，飞到乌鲁木齐只要一个小时，从北京飞到乌鲁木齐要四个小时，到底谁离乌鲁木齐近？但我们谁了解阿拉穆图呢？所以，对地缘政治最大的风险是陌生。
三是法律冲突。
四是绿色。为什么总书记讲创新，创新之路是讲绿色之路，我们不是把污染再带出去。但坦率地讲，这一点我们公开的可以不讲（直播也不要播我的话），确实有的企业走出去，也是把污染带出去了。
最后，我认为还是绿色，要致富先修路，要快富修高速，要全富，加入“一带一路”。最近我是这么讲的。但实际上真正要富，确实是我们有优势，但我们问的问题也要发现，现在核心是“一带一路”如何走出去，基建公司没问题，企业能力没问题，这些我都有信心，但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反而是这个，就是我最后要讲的，就是绿色金融，绿色基建，绿色产能，能否真正做到绿色，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能只在嘴上，目前至少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验，我认为在这方面是相对比较弱的。
现在我们走出去的很多企业，的的确确至少有一部分是没有把自己的绿色带出去的，还是重复了过去的道路。所以，我认为确实是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但整体还是抱有信心。
再次感谢大家。
这一幅图是我和王义桅一起做的，我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这张图，很多老外想拷，我没有拷。“一带一路”怎么回事？这张图红的是一带，绿的是一路，我们希望向北、南、西走，这是中巴经济走廊，这是中缅印孟经济走廊，这块是中国和中南半岛，这是希望突破第一岛链，我们推全面的合作关系，所谓的RECP，这一条是我们怎样和俄罗斯人能够联合搞欧亚发展经济带，这一块是和西伯利亚进行战略对接，然后北边有一条北方的航线图，俄罗斯也是同意的，这一块是新亚欧大陆桥里的一个线路。这条南北通道现在已经在修了，我去伊朗五次，伊朗从德黑兰修到阿巴斯已经修了三分之一了，目前中国人也从波罗的海开始，希望修一条从波罗的海到印度洋的铁路，我认为这块是能够实现的。但难度非常大，从波罗的海到印度洋。这块是希望能够和美国新丝绸之路能够联系更加紧密一些。美国人对咱们现在还是持有比较积极的态度的。最后我认为要形成一个比较大的、综合性的、统一的市场，这是我认为“一带一路”，截止目前为止，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的市场，是我们“一带一路”初步的梦想和理想。目前这样的一个理想正在行进过程中，我不知道卫东老师是否同意，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再次感谢大家。谢谢。
主持人：谢谢王院长的报告。下面一位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翟崑教授的报告。
翟崑：吴老师好，各位嘉宾好，非常感谢刘卫东老师对我的邀请，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所以，也是班门弄斧。因为做城市研究也是我们国际关系的一个视角，我们会把国际关系的行为体系分层次，城市是一个层次。所以，我今天也是在接到刘老师的邀请后特意做了一个PPT，这个PPT是现场做的，不像王文早就准备好了，我想这还是应该很重视的。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刚结束，我发言的题目是“浅论“一带一路”全球互联互通型城市的构建，新加坡——南宁重庆互联互通型城市网络大动脉”构想为例。
我分解一下关键词，“一带一路”不用说了，全球互联互通型城市是我比较强调的一个概念，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城市建设要往互联互通型发展，互联互通型是全球性和地区性的，刚才发言的老师也涉及到这个问题了，我只是换一个角度表达。
在5.14后怎么构建，我有一个想法，把新加坡、南宁、重庆塑造成互联互通型城市的典型，构建一个网络，再去构建一个大动脉，这也是习主席在蓝图里都说过的东西，但我做一个具像的设计，所以是一个浅论，也是特别想请教真正做城市研究的各位专家和前辈。
我有三个观点：一是“一带一路”进入新起点，主要内容五通是内外连通，五路惠及民众。二是我们要建立地区型和全球型的互联互通型城市，网络、大通道、大动脉已经是水到渠成了，刚才我在做PPT的时候还挺忐忑，但是我听了倪老师的演讲和王文的演讲后，觉得还是比较契合的。三是构建“一带一路”新加坡、南宁、重庆互联互通型城市网络大通道的构想。
一、“一带一路”的新起点
在会议结束后我们做了一些总结。总结为什么“一带一路”在新起点上呢？因为习主席最后的一个建议是2019年要召开第二次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2017到2019年肯定是一个新起点。这个新起点，我们把它概括成两只手，一个是看得见的手，政策的推进和设计；另一只是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这和刚才李向阳老师说的相近，两者要互相搭配。看得见的手，我归纳为五通内外连通和五路惠及民众，政策、设施、贸易、资金、民心这是五通，这不只是中国和相关国家的沟通，而且是内外沟通，“一带一路”最大的特点是内外连通式的发展战略，我们很多城市都在五通，这必须是内外对接，五通都要对上。五路惠及民众，刚才我们提到的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它是要惠及民众的。有时候我在想“一带一路”这么庞大的体系，我们怎样用最简单的话告诉老百姓这件事是干什么的呢？我想来想去，惠及民众，惠及中国的民众和沿线国家的民众，这就是最简单的表述，或者说是走群众路线。
这些都设计好了以后，这是政府顶层设计，我们在运作中也要和市场行为合在一起，这就可能是两只手一块使劲的新起点。
5月14号以后，“一带一路”进入再设计、再发展的全面深化版。之前我们几个人好像也都在提2.0版，之前的一版还是可以的，但在进程中总会发现一些问题，总是需要有一些改进的地方，或者你有一些东西需要弥补完善，改进修正，所以2.0版好像是这个意思。但后来说2.0版不提也可以，我们能明白它就是全面深化就够了，学术和政策间想表达的意思一样，但用词不一定一样。所以在2.0版或者我们全面深化版的过程中，它一定要把“五通”，将中国内陆和沿线互通起来，要把“五路”也是内外结合的。我们当年提和谐社会的时候对应和谐世界，现在我们提命运共同体有“一带一路”作为主要手段，“一带一路”的“五通五路”都是内外结合的，这是非常重要的。
二、地区或全球型的互联互通型城市网络或者是大通道的构建水到渠成。
在这次会议中提出了六廊六路的大框架，城市作为国际合作基本单位凸显出来了，这一点其他老师都提到了，总要有一个落实的城市，城市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城市。“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枢纽城市，节点城市应该向互联互通型发展。互联互通型的标志是什么？我觉得它的标志是把“五通”作为一个政策篮子，它不再是对外的政策篮子，而是城市本身发展的政策篮子。我们考察了一些城市，尤其我考察重庆的时候，它现在的政策都可以重新归纳到五个通道中去，既有政策又有设施又有贸易又有民心的，内外政策在一个框架里设计有利于相互连通。然后把“五路”作为一个目标，这样才能“一带一路”枢纽城市和节点城市内外打通，老讲机制对接、项目对接、规划对接等等，但现在对接起来是比较顺的，在“一带一路”上的重要节点城市应该具备这样的功能。
三、如果我们确定要做互联互通型城市，要由城市到网络，由网络到大动脉大通道，我们就去设计一条比较容易实现的、有现实条件的，而且现在已经开始做了，只是还没有完全拎出来的东西。所以我就想了新加坡——南宁——重庆。
新加坡——南宁——重庆之间是用非常短的线连接的，而他们之后是用更长的线扩展的，我想表达的意思是由他们三个节点城市构成的网络或者是大动脉、大通道应该是有现实可能性的。
比如现在新加坡已经提出，要将中国的北部湾和重庆的中心，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连在一块，这个战略设计非常牛。重庆意味着往路上走了，新加坡和“一带一路”结合在一块了，把两者联系在一块，海上又有了，新加坡成为了“一带一路”非常重要的节点国家。这个设计非常厉害。这次我们开会的时候新加坡也提出，如果中国有可能可以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设立一些办公室，负责资金融通和设计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的，这些东西都已经存在在那里，只要一连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连就会出现的网络和大通道、大动脉。
这三个东西怎么联系到一块？通过政策、设施、贸易、民心等框架内，我们再把政策理一理，再一通，就通达了。刚才刘老师讲到连通度，这是可以做到的，然后把五路作为发展目标，我们要做和平的、繁荣的、开放的、创新的、文明的。这个东西一旦建成，就可以在六廊六路中发挥先导作用，因为这几个城市都是现成摆在那里的，只要我们连接就可以了。我们老说早期收获，或者我们说在“一带一路”5.14之后有一个先行项目或者是2.0版时代的早期收获的话，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它会塑造出新的典范来。
而且在大通道或大动脉中我们做什么？我们可以填入很多内容，比如粮食。通过渝新欧可以把粮食运进来，也可以把东南亚的稻米运出去，这就形成了“一带一路”大通道，它应该是“一带一路”倡导的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我们也可以通过大数据把相关的信息统计在一块，做更高端的合作，我们也可以通过区块链技术把更多的金融的东西连在一起。这就是它可以发挥典范作用，我自己感觉这个设计可能会是一个一连就成，一点就通的项目，所以也是赶紧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同时想听一下各位老师的意见和建议。非常感谢，我确实节省了时间。
主持人：谢谢翟教授的报告，也谢谢您节省了时间。下面我们今天发言专家的最后一位，有请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的赵磊教授发言。
赵磊：吴院士您好，各位好，今天很高兴和大家交流“一带一路”，今天的题目非常好，“一带一路”企业有很多，既有国有企业也有民营企业。但“一带一路”城市，这是我三年来参加的第一个会议。但很巧合，我在两年前在微信里发了一篇文章《“一带一路”需要什么样的中国城市》，正好是两年前的5月14号，这篇文章发表在FT上。两年了，我自己的观点一直在坚持，“一带一路”的有效推进既要靠政府也要靠企业，两者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是落实“一带一路”的关键力量。而且城市和企业还不能一快一慢，一快一慢都会原地打转，企业快，城市慢也不行。所以这个题目非常好。
“一带一路”城市和没有“一带一路”之前的城市，没有“一带一路”城市也会进步，但“一带一路”一定要从功能定位走到人文定位。总书记这次讲了40分钟，又讲了20分钟和15分钟，他自己讲了75分钟，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反复强调丝路精神。一般我们讲丝路精神一句话就可以了，有这么一种丝路精神，它分别是什么。但他40分钟第一次讲话的时候，讲了十分钟的丝路精神，又讲了“五路”，开始是和平，和平是初级要求，没有战争就是和平，但高级要求是文明之路。所以在昨天的发布会上，他以文明之路四个字结尾。所以从丝路精神讲起，又从文明之路结尾，“一带一路”一定要超越西方五百年的全球化，我觉得是很冰冷的器物性质的全球化，而中国两千年来有文化的温度，要有文化的温度，温暖那些冰冷的器物。所以城市的发展不仅仅是动脉打通就是我们需要的城市，有些城市小而美，我们也觉得那是“一带一路”的城市，只要它能吸引人来，能带着与人分享的冲动走，“一带一路”确实需要一种冲动，那种与人分享的冲动。所以吴院士一幅PPT讲了那么多的文人，那些文人的作品有着让人想分享的冲动。
“一带一路”最初是物理连通，缺水把水带来了，缺路把路串联了，缺电把电修通了，背后需要的是文化的机理和脉络。“一带一路”建设中不能把已有的文化机理脉络影响和消减了，我们要恢复这些城市中的机理和脉络。我在2015年5月14号的文章，当时的由来是那一年我春节刚过，去新疆调研，在博物馆里看到了一张英国女传教士的日记。女传教士几百年前来到中国，当时在哈密她印象最深的是人们见面彼此打招呼的方式，人们见面问两句话，第一句话你来自什么地方，第二句话是你去向哪里。反映出这个地方是热络的、有人气的、人来人往，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第二个这种问候方式本身它是有人脉和机理的。
我印象最深的是三个城市，一个是新疆的阿勒泰。阿勒泰在新疆，当时一位领导到党校学习正好和我聊到阿勒泰的宣传，开放和国际接轨的问题。他说新疆阿勒泰能不能宣传一下，我说新疆阿勒泰不需要宣传，因为它有喀纳斯湖，当时有一句话说不去喀纳斯湖看一眼，人生就不完整。我说你都有这样的景点还需要宣传吗？但这位领导说，喀纳斯湖虽好，但季节性很强。一年12个月，2、3个月能到喀纳斯湖，其他9个月是痛点，人们去不了，这个地方全年200多天大雪封山，雪深一米左右，这个地方的领导遇到大雪就没有辙了，一年只能挣三个月的钱。但现在他的思维要开放，就把北京的专家和中科院的专家请过去分析了阿勒泰的雪，分析了以后，就发现欧洲人到冬天就去阿尔卑斯，美国人也去阿斯本，波兰人也有一个小镇，包括瑞士的达沃斯，这都是人们向往而且愿意反复来的地方。经过这次调研后，他对喀纳斯定位提出全时四季旅游，原来的痛点和瓶颈成为了未来吸引人的亮点。因为中国这样的地方太少了，可以穿单衣进行滑雪的地方，定位为全球高端滑雪。
内蒙古还有一个城市叫做乌海，因煤而生，煤的海洋。但这个城市和中国很多城市是一样的，因企业而有城市，而企业大多数依赖能源资源。像山西有煤炭，新疆克拉玛依石油，山东招远黄金。一个城市一个企业，一个企业依附于资源，这些城市的能源瓶颈问题凸显。但这个城市从1994年开始做了一个定位，打造中国书法名城和书画名城，这个城市只有50万人口，但现在这个城市的中国书法家学会会员将近30人，内蒙古书法家协会会员超过百人，一个五十万人口的城市二十年的时间，现在它再宣传自己，乌海两层含义，一个是煤的颜色，一个是墨汁的颜色，这就是我们需要的“一带一路”城市。每年9月会举行中国书法和书画博览会。当我们调研依然给它提出问题，虽然升级了有了文化，但书法书画依然不是外国人目前想要的，外国人对他来说毛笔还是遥远的。如果将中国的书法作品和外国人的生活结合在一起，让他们带走，这就是我们说“一带一路”很多城市开始突围了，摆脱之前对地理的依赖，对能源资源的依赖，在全球化时代经济对地理的依赖在下降，你这个地方的政策不开放，我可以绕开你这个地方到任何地方去。但古时候不是这样，古时候牵着骆驼不经过这个城市到不了下一个城市。所以今天甘肃还说，我们是历史上丝绸之路黄金段，因为历史上丝绸之路最长的一段在甘肃，但今天我们可以不经过甘肃就可以到其他欧洲城市，这是今天全球化对我们经济地理的巨大的影响，所以开放型的政策、开放型的思路，需要到位和精准，所以要找到开放的城市，要找到文化的机理和脉络。
“一带一路”要找样本，城市有很多古代的城市，比如这次总书记讲话也讲到了阿斯塔纳、撒马尔罕等很多城市，但今天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是不是能够建出一个“一带一路”城市标准？现在有了港口，标志性瓜港、斯里兰卡的科隆坡港等等。是不是可以构建全球化的城市，把深邃的文化资源也挖掘出来。我现在讲一讲我个人的感受，有些城市是通过“一带一路”功能定位获得发展的，比如新疆阿拉山口户籍人口只有1.1万，城市差异性很大也不能趋同，但它的现实改变是什么？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的时候，全年中欧班列很少从它这儿走，但一年以后经阿拉山口的班列达到了300列，平均一天一列，再一年以后2015年达到600列翻一倍，2016年再翻一倍全年1200列，一个1.1万人的口岸城市的变化是每年的班列就翻一倍，车厢中就有中国的货物。这有我们传统的优势，轻纺来自义乌，来自于重庆和成都的家电、汽车配件、电子配件等等，这就是功能属性，可以用数字说话，可以量化的。
什么是不可以量化的？人文定位，“一带一路”这是一个难点。因为它不好量化，而且需要时间积淀。很多“一带一路”项目是世纪工程。这里面我还有案例，但因为时间我不多说了。
我讲一个在英国的感受，那篇文章我在末尾讲了在英国的感受。那一年我正好到英国的苏格兰调研，英国使馆派了一个人全程陪同我们。我看窗外，他看到我看窗外，就跟我讲，那是我们的新城。我说新城看着不新。他说是18世纪。我说老城是什么世纪的？他说是14世纪的。对他来讲新和旧是14世纪和18世纪的，所以“一带一路”也要展现中国文化的水滴石穿，而且还是尊重沿线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文化土壤的。所以“一带一路”按照总书记的说法，再回想一下丝路精神，文明之路，要构建一个相互欣赏的人文格局，要为“一带一路”创造良好的文化条件，最有利的或者最容易出彩的，当然也是最难的其实就是城市。因为有的城市小，不是我们改造一个500万人的城市和2000万人的城市，有的城市是1.1万的阿拉山口，2.7万的二连浩特，这些城市就像改造一个社区，每个城市拥有流动的文化的机理能够激发一种与人分享的文化冲突，这是文化永远不会变的份量的地方，这也是“一带一路”最有潜力的地方。
这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主持人：按照程序我们下面是点评嘉宾发言，首先请李老师。
李国平：我非常认真的做了笔记，我们七位演讲嘉宾，吴先生以及各位在这个领域中做了非常多的贡献，和做出非常好的研究的学者们，所以，做点评我感觉到诚惶诚恐。
因为我也是百人论坛成员，所以我参加这个活动作为点评嘉宾。今天城市视角下的“一带一路”研讨会，真的是大师们都把各自的观点亮得非常清楚，受益非常多。
第一，国家在倡导“一带一路”重大战略的过程中，实际上我们大部分的学者还是给予充分的一些肯定。当然，我们也肯定会进一步的完善“一带一路”的政策，怎么做得更好，大家都做了一个很充分的展示了自己核心的观点。尤其像吴先生讲到我们的“一带一路”和人居环境，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在很多的开发的过程中，包括西部大开发，现在“一带一路”至少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一直延续到中亚和欧洲，这块地区应该说是欧亚大陆的核心区域，一般降水量非常少，可以讲生态环境方面、资源环境承载力都会有很大的压力。
这些地区要发展，但怎么发展？尤其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人居环境的建设，以及大家都讲到的绿色发展，怎么绿色发展。从中是不是也会存在着以前的产能转移中的欧亚大陆的跨境转移，以前我们的全球化可能也是这样的状况。所以，卫东老师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包容性全球化，把很多新的理念放在这里，我们寻求可持续或者说文明、创新的一种五路都得到了非常重要的体现。
我们关注很多的区域，除了海上丝绸之路有些地方有港口，可能是主要的贸易线。但丝绸之路经济带，尤其是中国西部的一些城市、新疆和中亚这些区域空间，在欧亚大陆中心，刚才倪老师讲的，中心是边缘，边缘是中心，中心是地理的中心，但是在经济和发展过程中处于边缘，相反沿海的两头又是中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带一路”的发展，在丝绸之路建设中需要促进这些地区发展，但我们中间的部分又远离了经济的中心。我们怎样把远离的经济的中心和中心进行连接，所以我们的五通中设施连通的定位非常重要，也就是通过设施的连通，包括我们现在很多通过这条路的建设，改变这个空间距离的不经济的作用，使得这个地区有一个外向型的，能够进一步的开放，使它的市场能够激活，这些东西在我们的“一带一路”政策里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连通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时候可能会有相关的一些金融等方面，怎样的支撑使我们真正能够达到物质条件，首先是物质条件上需要这种设施连通。通过连通来改变我们一些区位，改变区位当然也有一些政策方面的介入，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也在考虑，在这样的过程中政府和企业的作用，刚才李院长讲得非常明确了。我们在这种过程中，政府引导，最后企业作为一个主体来进行介入。这种介入肯定涉及到跨外国直接投资，因为以前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我们研究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些企业的进出，而且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和欧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是不一样的。我们更多像过去日本贸易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我们可能没有先进的技术，我们规模比较小，我们是中小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而不是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而且量是非常大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规避风险可能会导致类似于像当时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这样和外边更多的合作合资的形式，而不是单一的，如果是大资本也可以，欧美的以大的垄断的优势和规模优势来进行对外的发展，而现在中国的企业可能还是要对外做好，以各种关系进行合作，正好和我们的文化、文明的理念比较相一致。
我简单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下面一位点评嘉宾是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国际战略的吴志峰处长。
吴志峰：首先向吴良镛院士致敬，感谢刘卫东教授和翟崑教授对我的邀请。我对城市是门外汉，我来做点评不够资格，我主要是来学习。刚才李国平院长已经对各位嘉宾的发言做了点评，我想我仅对倪鹏飞同志刚才精彩的演讲谈一点我的联想。
刚才倪鹏飞同志PPT中有几张图非常好，尤其从城市、人口、灯光等各种图来表示现在的全球城市的情况，丝路城市带的形成。其中几张图，公元1世纪到3世纪，公元13到14世纪，在那些图上我们看到图中是整个中亚、欧亚城市的密集型还是非常高的，现在它的密集性下降了，这种下降也许和当时蒙古铁骑在欧亚草原上的消失一脉相承，原因是海权时代的兴起，大航海时代到来，使得经济中心和城市中心发生了转移。您的研究和我前面做的一些工作，我刚好能够说几句。
我们在现在的“一带一路”上，做了一个“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报告。刚才翟教授、北大的张辉（音）都参与了，刘卫东教授也给我们进行了指导。我们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在这里可以提出一下，叫做价值双环流理论，它可以对“一带一路”提出理论框架，可以对“一带一路”建设进行指导。
包括我们那么多嘉宾，在“一带一路”上那么多发言，但大家谈到的还是意义、原则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些东西应该是领导人谈的，我们从学理和学界层面应该提出理论基础是更加紧迫的任务。
开发银行在国际化方面有比较早的实践，2005年陈元董事长已经进行了布局。在2010年，当时我们陈董事长提出了要进行国际化大发展的议题，我们研究院作为其中一员也参与了，提出了六论国际化发展的文章，我在其中写了两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形成了“价值双环流”理论，所谓的价值双环流理论又有北大研究院进一步进行了深化，在我们的报告中提出来。所谓的“价值双环流”理论提出了在前三十年，中国和欧美日形成产业价值链的紧密的结构。在从2010年开始的后三十年有望带动亚非拉这块发展中国家形成一个新的价值链环流。中国处于跟欧美日发达国家的环流，以及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环流的中间，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视野下谈“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的建设实际上应该形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价值链的紧密联系。我想只有形成一个产业价值链的紧密联系，才有可能真正的建成“一带一路”，否则我们说五通也好，基础设施也好，民心相通也好，政策沟通也好，都没有一个经济基础。
为什么谈价值双环流理论？从必要性来说，刚才已经说了在海泉时代中亚这些国家被边缘化了，从城市灯光图都能看出，从乌鲁木齐往西走人口很稀少，城市也是很稀疏的，城市密度很低。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城市是产业和企业的载体，如果没有城市产业和企业就起不来，所以中亚产业带就起不来。所以，在这个角度也是为什么“一带一路”沿线中亚国家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感兴趣的原因，中国倡议“一带一路”带入他们融入全球产业链的过程，这也能带动他们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和走向繁荣，这是构成了他们“一带一路”建设的经济逻辑。这是沿线各个国家对它的必要性的需求。
从中国自身的发展来看，中国自己的产业升级和结构升级，也必须放在全球世界市场中看，我们原来说产能过剩，实际上如果产能过剩放在世界生产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如果单纯针对中国市场是有产能过剩的问题，如果放在世界市场，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我一直反对产能合作的概念，不存在产能合作，而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问题，产业合作是可以的，提产能合作从概念上就不对。
刘卫东：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但喊出去了，也没办法改了。
吴志峰：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产业升级必须在世界市场上，在产业价值链的转移上发生关联。由于从全球发展角度，我们清晰地看到有几次大的产业转移，刘卫东老师是专家，从美国转到日本，从日本转到四小龙五小虎，再转到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出了一个雁行理论，头雁带着小雁形成一个雁阵。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后转到中国，中国原来是雁阵的尾巴，后来这个尾巴变大了，但头雁带不动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就宣布了雁行理论的破产，意味着中国的壮大。所以进入2000年以后，对亚非拉有很广泛的产业作用。
2011年世界银行有一篇长篇报告，它的标题是“拉美经济长期增长是中国制造的吗？”它的标题是设问句，它的回答：是。这是由世界银行得出的一个结论。联合国拉美经委会也在2013年写出一个报告，提出拉美应该主动向中国靠拢，融入以中国为核心的产业链。在非洲我们也可以看到，非洲凡是和中国关系紧密的国家增长就高，比如埃塞俄比亚，他们每年经济增长达到8%以上，他们是非洲发展最快的国家。他们的总理当时访问中国和我们当时的袁立行长谈到，他说欧美有一个新的说法，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他说如果这是新殖民主义，我倒是愿意成为中国的一个省。只要我能发展，如果这个也叫殖民的话，我就给你殖民好了。所以，他们和中国合作的愿望是非常强烈的。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因此成为世界上产业品种最齐全的一个国家。联合国也有一个划分，世界69个大类品种，中国是唯一一个所有品种都有的，而且是高中低全产业链全部覆盖。它这个产业链在我们进行产业升级的时候必须往外转，因为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上升，必须要往外转。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也需要“一带一路”的建设，不是过剩产能转移的问题，而是对外投资的问题。所以，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应该借鉴日本走出去的经验，不要提过剩产能，就是对外走出去，对外投资的概念，更有助于“一带一路”的建设。从“一带一路”经济方面有必要提出价值双环流的理论框架。
最后一点，我回应一下主题，主题是“一带一路”视角下的城市，从现在的城市带来看，中国“一带一路”又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应该朝着哪个方向发展？应该是和现在的城市带有关。比如珠江三角洲提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密集的产业链，它和东南亚的城市带。东南亚的城市带和人口密集性远高于中亚，所以方向上我们应该有选择，“一带一路”很广阔，也不是全面同时的马上建成，必须有方向有角度。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觉得海上丝绸之路可能比中亚从西边走是更有利的方向。中亚也要建立，当然中亚建立的条件，刚才他也说到了，属于两边高中间凹陷带，或者是一个铁锈带，这个铁锈带必须中国和欧洲两边同时对它进行建设或者是进行产业转移，经济增长的支持，才有可能带动中亚的发展。
谢谢。
主持人：下面两位老师都来自清华大学，首先请武廷海教授。
武廷海：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城市百人论坛组成的城市视角下的“一带一路”。因为时间原因，我讲四个方面，四句话简单的总结一下。
第一，今天的会议虽然很短，但是百人论坛的传统，就是思想非常丰富。其中第一点就是揭示了“一带一路”城市是一个载体，很多专家都提到了这一点，我想补充一点，实际上城市是节点和枢纽，不完全是单纯的载体，载体还有其他形式，但城市是一个综合的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各种功能在这里综合的地方，它还是一个节点和枢纽，积淀了很多的知识和文化。今天开篇的吴院士的演讲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振奋，那是他自己的经历，但他讲到敦煌，我就想到了千年的辉煌，“一带一路”有非常大的传统在里面。也正因为这一点，“一带一路”有了它的一个来由，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一点，很多国际关系，也表现为城市之间的关系，城市的合作竞争都表现出来。北大的翟教授讲到了，在城市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包括人大的王院长也讲到这个问题。
第二，“一带一路”空间过程和空间表现，相当程度上是一个城市及其空间关系的表现。这一点倪鹏飞教授讲得非常清楚，实际上我们从“一带一路”，从城市关系的角度看，空间会展示出它独特的一个形态出来，所以，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我这里不展开了。刘卫东教授也讲了这个问题，但刘卫东先生讲的无疑对我第三点更有启发。
第三，“一带一路”将对未来城市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吴院士讲从空间上是大轴线大动脉，时间上是长期性的，我把它理解为“一带一路”世界战略是人文创造的领域，影响很深远。刘卫东教授把它总结为丝路精神，这一点可以深挖，丝路精神到底是什么。我们从城市角度看，它会重塑世界格局和关系，这一点从我们原来做的城镇体系的关系上来看，都是着眼于经济方面，权利的控制方面，control，掌控方面，文化方面其实是一种对接和交流。
第四，“一带一路”和城市的关系，我们到底如何做，怎么从思想到行动，很多专家提出了政府、企业、市场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包括我们财经院的李向阳院长、党校的赵磊教授都提到这个问题，我不展开了。
最后我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我觉得今天的论坛时间很短，但它非常有价值，它把影响我们现在“人类星球”的两个大的趋势，一是全球化，卫东说它是一个特殊的全球化；二是城市化，这两大过程创造性地在这里进行了关联，通过“一带一路”在我们这个地域、时间段里创造性的进行了关联，把两个主题置于“一带一路”话题下，我认为也丰富了“一带一路”本身的内涵，对我们无论是实践价值还是学术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简单说到这里。
龙瀛：我诚惶诚恐，各位专家和老师都是我的前辈和老师，我主要说一下个人感受。
我个人主要做了几年的中国城市系统的研究工作，在北京也做过一些研究工作。下午倪鹏飞老师、刘卫东老师的报告，在他们的报告里，我个人的第一个认知是我们“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中国科学家，特别是研究中国区域和城市研究的学者们，提出了新的使命，实际上我们城市研究方面很多时候包括城市间的研究和城市内的研究，以前的前辈做的工作更多是针对中国国土的研究工作，是属于没有走出我们的国门。我想“一带一路”倡议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会参与到针对整个全球的系统，或者是“一带一路”所覆盖的世界之半的城市系统，这是我的感受。
“一带一路”的倡议让中国科学家有了新的使命，相当于把我们的研究跨出了国门，以后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里面。现在能够看到的清华大学力学系做了很多工作，中山大学中山地理所，做的都是走出国门迈向世界，做的都是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区域、城市的。这是我个人对下午论坛的一点感受。谢谢。
主持人：谢谢四位老师的点评。我们按照程序来说，现在剩下媒体提问时间，不知道媒体有什么问题？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请媒体会后进行提问。倪老师最后还有什么要讲的？
倪鹏飞：感谢大家。
主持人：今天下午的“一带一路”学术研讨会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的参加。
（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