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7）夏季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
2017年6月24日，由中国城市百人论坛、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联合主办，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协办的中国城市百人论坛夏季论坛——“城市公平与流动人口发展”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
会议议程：
会议全程速记稿：
时间：2017年6月24日上午
地点：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
主题：城市公平与人口流动发展高端研讨会
主持人（倪鹏飞）：各位领导、各位专家，还有新闻界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7夏季论坛暨中国人民大学重大规划项目“提高户籍人口系统解决方案研究”中期研讨会“城市公平与流动人口发展”高端研讨会！出席今天媒体的有凤凰财经现场直播，还有人民日报、人民网，新华社、经济日报、光明日报还有华夏时报，这些都是我们历年请的主流媒体！下面有请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洪大用教授致词！
洪大用：各位专家，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首先我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对各位出席今天的论坛表示热烈的欢迎，祝贺中国城市百人论坛与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主办的论坛顺利召开！这是一个中期的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城市公平与流动人口发展”。大家知道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的特征，或者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不仅是简单的人口再分布过程，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文化乃至政治的转型，能否顺利的推动城市化直接关系到城镇化进程是否顺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城镇化不断的加快，2015年城镇化人口已经达到51%，中国从乡土中国转变为城镇中国，预计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现在来看这个目标达到的问题不是很大。但是快速推进的城镇化是不稳定的，也是不全面的不均衡的城镇化。在地区之间，城镇化内容各个方面都有很多的风险，损害着社会的可持续性，我认为它是中国现代化瓶颈和约束。如果中国现代化面临一些重要的瓶颈，包括我们用创新驱动发展，制度创新促进社会融合，在中国的城市化转型过程我们是否融合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我们看到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还很低，2015年我国户籍城镇化率39.9%，按照国家的十三五规划2020年要达到45%，以及达到的常住人口60%之间依然差着15个百分点，现在看来任务非常的艰巨。党的十八大报告要加大户籍改革，中央的城镇化会议也提出城镇化的目标正确方向对头，这个新路有利于释放内需的巨大潜力，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如何推进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让农民转变为市民，涉及到一系列的战略，体制、机制和政策的安排问题。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论坛要讨论的重点，事实上我看到一篇文章，主要讨论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地位，从绝对意义上农民工进城呈增长趋势，收入也呈增长，但是农民工的跟城市居民的收入在扩大，所以他提出“逆成长”的趋势，它反映了一些问题。各位都是这个领域卓有成效的研究者，希望各位专家有一些贡献，通过首发院的机制进一步的促进现实政策的改进和完善。
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这也是我们今天论坛的承办单位，这个机构是我们学校去年成立的，我们学校前几年成立了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现在这个叫首发院，这个研究院也是智库机构，由我们学校刘伟校长担任理事长，他们在智库加强领导方面学校非常的重视这个，国发院由我们的书记任理事长。我们开展一些跨学科的研究，这个研究院以首都大都市区域治理现代化，服务首都的发展，我们的愿意努力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城市综合研究智库，这是我们的建设远景。第一就是首都核心功能研究和都市发展治理研究，首都功能研究直接服务于增强首都的核心功能决策，包括党中央国务院市委市政府我们都有渠道提供一些决策咨询，关于都市发展治理研究主要在总结大都市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基础上，从经济社会、生态、空间区域等等五大方面进行多学科的系统性的协同创新研究！这方面我们不光为首都北京也为其他的城市发展提供参考，最近我们社会人口学院也组织力量进行雄安新区的攻坚演变的调查研究。我们作为学术机构除了自身研究之外也愿意成为公共的学术服务和交流的平台，我们承办的论坛就是首发院的重要职能之一，我们非常感谢毛其智教授和倪鹏飞教授给的支持，我们非常愿意举办一些交流的，欢迎专家学者积极给予我们支持积极的参与和合作，我们不断的深化首都治理和研究，为中国的现代化推进做出贡献，预祝本次论坛顺利成功，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洪大用校长的致词！非常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和首发院国发院对中国城市百人论坛的支持，我们希望未来中国城市百人论坛和人民大学和首发院国发院继续深化合作，下面有请中国城市百人论坛联合秘书长、清华大学毛其智教授致词！
毛其智：祝贺我们这次论坛的召开，我们提出了城市公平与人口流动发展是具有重大的课题，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使全体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创新制度安排，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立社会公平保证体系，用法制保证人民平等参与，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这是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重大课题。它关系到我们城镇化发展一个基本的质量，我的专业是城市规划，城市规划中一个大的挑战就是追求平等还是追求效率，我们在规划目标和原则上总是强调社会公平和公正，在实践中我们遵循效率优先原则。我们在经济发展上应该更注重社会公平，在规划雄安新区的时候，习近平讲“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积极的公共服务与老百姓利益息息相关的，我们要做好公共服务建设”。目前雄安新区范围内现有人口100多万，按照规划它远期将承载两百万甚至更多的人口，这种人口是从原来的首都地区转移出去的，所以我们的流动人口的问题，有多种多样的类型，新区的建设如何围绕这些人谋篇布局，发展优质教育资源，怎么真正的对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高端人才有吸引力，这是我们规划中着重考虑的。去年秋天，我作为联合国人居小组成员参与了新城市议程相关问题的讨论，我们这一小组名字“城市权和人人享有的城市”。我们为人居三大会准备了一个政策文件，我们认为城市权是化解城市以及快速城市化当中减少贫穷与环境风险方面的挑战，需要国家地区各级政府采取果断的行动，制订新的优先政策，我们提供的共同远景就是人人共享城市。力求促进包容性确保今世后代的所有的居民都居住在公正安全负担的起城市，改善所有人的生活质量。目前我们看到有一些国家和政府都将这一远景将城市权载入了宪法。城市公平反映在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我们今天来开会，交通拥堵，我们想到了路权公平分配，人民大学附中是排名第一的中学，平等接受基础教育也是全国老百姓共同关心的，这里面有多种答案，也有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作为一个人人共享的城市，应该对全体国民承担起应有的职责，应该支付应有的社会成本，付出相应的代价，来得到公平公正社会环境，让人人都有体面的工作，每个城市都是宜居和谐的社区。像习近平主席讲的“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我们可能没有最终的结论，希望各位的发言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丰富的思想盛宴！谢谢各位！
主持人：下面论坛的媒体合作伙伴凤凰财经研究院，我们特别请凤凰财经的研究院院长刘杉给我们致词！
刘杉：尊敬的洪校长，各位专家各位同学早上好，我代表凤凰财经研究院对中国城市百人论坛召开表示祝贺，本届论坛主题是“城市公平与流动人口发展”这个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届反映了论坛聚集了本领域最优秀的专家学者，为中国城市发展提供更多更全面的理论方案和城市建议，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城市百人论坛的价值。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是历史必然，经济增长由要素推动转向创新推动，不仅要政策支持资金支持还需要创新支持，人才流动是创新出动的基本条件，如何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建立人才发展创新的通道，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今天的论坛切中社会痛点，必将引起社会共鸣，希望各位专家展现智慧，出谋良策。凤凰财经研究院是凤凰网和财经卫视整合资源建立的一个财经智库，我们希望建立成思想智慧的平台，我们研究院主要是一个平台的组织者，聚集了一流的学者作为我们的专家，现在凤凰网在全球有4亿的用户，是财经资讯访问量第一的网站，凤凰网的用户95%以上都有大学学历的，是教育背景收入水平和职业最好的，我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凤凰研究院利用好我们的凤凰网和凤凰卫视的平台资源，我们也以推动思想市场建设为己任，我们愿意为各位专家学者做好思想传播服务，建立公平包容的城市生活，最后祝论坛圆满成功！
主持人：现在我们进入主题研究环节，我记得中国城市百人论坛有一个口号“以人为本，众志成城”我们今天夏季论坛的主题更强调城市公平与流动人口中更值得关注的人。我们请山东省城镇化工作领导小组耿庆海副主任给我们做分享。
耿庆海：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朋友：
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参加这次“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7年夏季论坛—城市公平与流动人口发展”高端研讨会，能同这么多的专家一起交流意见，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近年来，山东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抓手，强化工作措施，创新工作方法，积极推进工作开展，取得了一定成效。根据会议安排，围绕《山东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现状与策略》作一简要发言。
一、发展现状
200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而后，“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文件以及国家部分领导讲话中多次出现，并已经成为我国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的核心任务。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将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要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城镇化要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2016年，国务院相继下发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实施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若干财政政策、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等文件，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工作进行部署，明确提出 “十三五”期间，加速破除城乡区域间户籍迁移壁垒，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年均转户1300万人以上。
为贯彻落实中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工作一系列决策部署，山东省委、省政府立足省情，结合全省实际，研究提出我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主要包括三个群体，即城镇外来务工人员市民化、城中村及城边村原有居民市民化、农村地区就地转移人口市民化。城镇外来务工人员市民化，是指离开户籍所在乡镇、在城镇常住半年以上的农业转移人口，获得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合法身份和社会权利，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实现从外来人员向城镇市民转化的过程。城中村及城边村原有居民市民化，是指通过城中村改造，改善人居环境，同等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使城中村城边村原有居民实现从“村民”向“市民”转变、管理模式从“农村管理”向“城市管理”转变的过程。农村地区就地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指在本镇（街道）内务工就业、离土不离乡、家庭70%以上收入来自非农产业，具有经济就业基本非农化、生产方式基本工业化、生活方式基本现代化特征的农村居民，就地转化为城镇居民、享有完善的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过程。
2016年，山东省完成了340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工作目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59.02%和49.03%，同比提高2.01、1.53个百分点，高出全国1.67和7.83个百分点。我省农业转移人口基本特点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三类群体总量大，规模相当。城镇外来务工人员、城中村城边村原有居民和农村地区就地转移就业人口数量基本相当，合计约2500万人，超过全省常住人口的四分之一。
（二）文化程度以初中为主，外来务工人员中青壮年占比高。从受教育程度来看，三类群体均以初中学历为主，外出农民工中初中学历占比达到62.1%，城中村城边村原有居民为46.2%，农村地区就地转移就业人口为63.3%。从年龄结构看，外来务工人员以青壮年为主，40岁以下人员所占比重为46.1%。
（三）外来务工人员收入增长快，城中村居民财产性收入高。2016年城镇外来务工人员人均月收入达到3452元，比2008年增加了2098元，年均增速13.3%，高出同期城镇在岗职工0.7个百分点。城中村城边村居民年平均收入达到2.7万元，超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万元，集体经济收益和房屋租赁收入占到家庭总收入的60%以上。
（四）就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城中村居民赋闲比例相对较高。63.9%的外来务工人员就业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和传统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城中村及城边村原有居民正式就业渠道少，50%以上自谋职业，工作不稳定，有19%的劳动力赋闲在家。
二、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意愿和制约因素
去年年初，为全面摸清全省农业转移人口底数、找准问题、找对原因、对症下药，根据省政府的要求，我们组织开展了新型城镇化调研，组织省内5所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组成课题组，深入部分县、市、区进行蹲点，通过入户访谈、问卷调查等形式，分群体、分年龄段、分区域，进行深入调研，形成了调研成果。
通过对调研情况的汇总分析和综合研究，得出了9个主要结论：一是外来务工人员和农村地区就地转移就业人员进城落户意愿强烈，分别为占67.4%和76.1%。二是县城是各类农民工进城落户的首选地。在愿意进城落户的人员中，41%愿意落户县城，远高于地级市（16%）、镇驻地（16%）和农村新型社区（8%）。三是地级以上城市是农村籍在校大学生进城落户首选地，占比达到53.11%。四是农村适龄未婚青年进城落户比重逐步提高，许多地方农村青年结婚“一动两不动”成为“标配”，“一动”即家庭轿车，“两不动”即农村一套住房、县城（或镇）一套住房。五是进城落户意愿与学历正相关，与年龄负相关。六是让子女接受良好教育是进城落户的第一驱动力。从进城落户动因看，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子女教育、发展机会和生活质量，分别占53.7%、50.7%和38.8%。七是多数农民认为土地对家庭比较重要，60%以上的希望长期保留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权。八是城中村城边村原有居民拆迁改造意愿很高，占88.1%。九是城中村城边村原有居民非农就业已成为主要就业形态。
在调查了解农民工和农民进城意愿等的同时，还调查分析了制约各类群体进城落户的因素，主要有9个方面：一是农民工在城镇就业稳定性差、收入水平低。全省外出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比例仅为41.9%，月平均工资只有3491元，远低于城镇在岗职工“社平工资”，直接影响其进城落户的意愿与能力。二是农民工缴纳职工养老保险、职工医疗保险人员比例低。农民工参加职工养老保险、职工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为18.0%、17.4%、11.1%、24.7%、9.2%。三是城市房价贵、生活成本高。我省Ι型大城市房价约为14500元/平方米，Ⅱ型大城市、中等城市约为6100元/平方米，小城市为4200元/平方米，而在农房建房，比较好的仅为1000元/平方米左右。据调查，仅有17%的农民工有能力在城镇自购住房，有53.4%和50.3%的人认为城市房价高、生活成本高。四是农民担心失去“三权”权益、不再享受支农惠农优惠政策。农民普遍担心因户籍变化而丢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为把户籍留在农村，“三权”会更稳妥、更保险。支农惠农政策，也一定程度上使部分农村居民更加看重自己的农民身份。五是户籍政策落实不到位，农民落户城镇仍存障碍，部分户籍政策基层执行难或难执行，居住证制度客观上降低了迁移户口的必要性。六是城中村城边村“村改居”不彻底，居民对集体经济改制有顾虑，多数村民担心失去生活保障和集体资产流失或被侵吞。七是城镇中小学等公共资源配置严重滞后。城镇中小学大班额问题突出，医疗资源缺优欠量，养老服务设施普遍不足。八是城镇化布局形态不尽合理，中心城市首位度不够高、辐射带动作用不够强，小城镇产业基础弱，城镇基础设施欠账多，标准低、配套差，人口承载能力、服务能力不强。九是部分与城镇化关联度较高的政策事项客观上发生逆向作用，主要涉及土地制度、住房制度及考核评比办法等。
三、发展策略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长期过程，更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个人、团体、企业等各种社会力量的的广泛参与，更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基于推进市民化的现实基础和农业转移人口的利益诉求，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科学引导作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构建市民化多级空间载体，提升城镇人口集聚功能，统筹推进相关领域制度改革，创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体制机制，促进城镇化提质增效。
（一）坚持统筹兼顾分类施策，加快三个市民化进程。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模式，引导农业转移人口根据自身需求、适应能力和现实基础，自主选择市民化方式，促进不同人群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定居。一是积极推进城镇外来务工人员市民化。重点引导外来务工人员及其随迁家属、农村籍大中专学生和退役军人、在城镇购房的农村人口等人群在城镇落户。强化城镇产业就业支撑，提升外来务工人员就业和收入水平，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农村权益，多渠道解决农民工住房需求，推动外来务工人员融入城市。二是稳步推进城中村城边村原有居民市民化。因地制宜采用整村改造、局部拆建、综合整治等方式，统筹推进城中村、城边村改造，到2020年基本完成城市建成区内城中村改造。将城中村城边村原有居民逐步纳入城市社区治理，优化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布局，提升住区环境宜居水平。三是扎实推进农村地区就地转移就业人口市民化。进一步提升小城镇和农村新型社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产业支撑能力和管理水平，促进镇区基础设施向周边村庄延伸，实施农村新型社区和产业园区“两区同建”，推动农村新型社区人口纳入城镇化管理。
（二）加强市民化载体建设，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和形态。尊重城镇化发展规律，注重发挥城市群主体作用，深入实施《山东半岛城市群发展规划（2016-2030年）》，推动山东半岛城市群上升为国家战略，构建网络化、开放式、一体化的山东半岛城市群发展新格局，继续保持全国第四大城市群地位，缩小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世界级城市群的差距。做大做强济南、青岛两大核心城市，积极推进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和青岛西海岸国家级新区建设，争取国家中心城市政策支持，提升济南、青岛“双核”首位度，增强济南和青岛两大都市圈的综合竞争力。推进城镇密集区有机聚集、网络发展，做优做强烟威、东滨、济枣菏、临日四个都市区，实施城镇体系“壮腰”工程，积极推进中小城市试点和新生小城市培育，到2020年，培育8个新的大城市、15个中等城市、15个Ι型小城市、10个新生小城市和30个重点示范镇，完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格局，夯实市民化载体。
（三）强化综合配套改革，完善市民化政策体系。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创新力度，加快建立以《关于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实施意见》为“1”，以户籍制度改革、农业转移人口权益保障、土地制度改革和农村集体资产处置等若干政策为“N”的政策体系，完善配套措施。一是建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财政转移支付、城镇化建设用地规模增加、财政支持基础设施挂钩机制，构建“钱随人走、地随人走”的资源分配机制。二是科学测算人口市民化成本和转移支付标准，厘清政府和市场职能边界，建立健全由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降低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的经济压力。三是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在推进人口市民化中的主体作用，鼓励引导社会资本、金融机构等积极参与人口市民化进程，逐步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多元化、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四是切实发挥土地对推进人口市民化的要素支撑和资源保障作用，优化城乡建设用地布局，强化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城中村改造用地保障。五是积极开展行政区划调整，推进撤县设市或撤县（市）设区进程，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加快撤镇设街办、撤乡设镇和乡镇合并，优化城镇规模和布局。对已建成的大型农村新型社区，达到标准要求的探索试点设镇或街办。
（四）健全工作推进机制，为市民化顺利开展提供制度保障。一是强化市民化发展监测。建立季报送、半年通报的数据监测共享报表制度，健全统计监测指标，统一统计口径和数据标准，加快完成市民化数据监测共享平台建设，建立“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统计监测体系，推进相关信息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动态管理和实时跟踪。二是优化市民化监督考核。研究制定市民化综合考核指标体系，完善考核方法，注重考核实效，强化结果运用，充分发挥考核“风向标”、“指挥棒”和“助推器”的作用，科学引导各地加快市民化工作进程。三是强化宣传引导。编制印发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工作手册，加大相关政策宣传力度，及时宣传报道各地发展的政策措施、工作动态和先进经验，广泛凝聚社会共识，营造良好环境和浓厚范围。
我的发言完毕，敬请批评指正。
主持人：下面有请国家卫生与计划委员会流动人口司的王谦司长演讲！
王谦：各位专家、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
我非常高兴受邀参加此次“城市公平与流动人口发展”高端研讨会，对研讨会的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对研讨会的组织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家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召开此次研讨会，很有意义。借这次研讨会的机会，我和大家一起分享工作中的一些思考和做法。
一、大规模流动迁移是人口发展的新特征
人口众多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长期以来，人口数量的增长受到普遍关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20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我国人口的变动主要是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由此形成比较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起，全国范围广泛开展计划生育，出生率逐步下降，到九十年代中后期，进入低生育水平时期，人口规模的增长明显放缓，并逐渐趋向于零增长。尽管近年来调整了生育政策，但对人口总量的增加影响有限。据预测，我国人口总量将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不超过14.5亿（比目前的数量增加不到5%）。而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人口的流动迁移逐步活跃起来，流动人口的数量从1982年的667万（占总人口不足0.7%）、1990年的2100万（占总人口1.9%）增加到2016年的2.45亿（占总人口的18%）。继死亡率变化、生育率变化之后，迁移流动变化成为我国人口变动的主要特征。迁移流动是影响当下和未来较长一段时间中国人口发展的关键因素，可以说是一种常态了。下一步还有国际迁移流动问题.
人口的迁移流动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更直接影响了人口自身的发展。不仅影响总人口的地区分布格局，也对各地区人口特征的变化产生重要影响，包括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人口性别结构的变化、家庭的变迁等。比如，人口大规模流迁，扩大了通婚圈，不少女性外嫁。由此，造成农村、尤其是贫困农村地区的男性婚姻困难，形成更多的非意愿性单身男性。再比如：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未来老龄化的程度还将继续提高。但由于人口的迁移流动，各地区的老龄化发展进程将有较大差异，因为迁移流动人口年龄构成较轻，大量人口流入的地区，老龄化发展会有所延缓，程度会减轻，而农村地区人口大量流出，老龄化的进程加快，程度加重。同时，由于人口流动，农村出现大量留守儿童、妇女、老人，家庭传统的抚幼养老功能减弱，面临家庭不稳定、亲情缺失、子女监护和老年照料缺位等问题。
二、积极推进流动人口融入城市
流动人口中约80%是从农村地区流向城市地区。长期以来，我国城市人口的生育水平远低于农村地区，。城市人口的持续增加很大程度上是农村人口的迁移流动造成的，对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城市更是如此。
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和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工作的要求，到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60%左右，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也就是说，届时，仍将有2亿以上农村户籍的流动人口生活在城市，约占城市地区人口总量的1/4。而城城流动的人数和比例也将继续增加（现在大约占流动人口总量的20%）。从城镇化发展规律来看，未来十几、二十年，我国仍将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预计203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接近70%，约有2.3亿人将从农村转移到城镇。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2010年的调查，约3/4的农村流动人口不愿意把户口迁入城市，2014年在8个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试点城市的调查表明，这个比例超过53%。可以预见，未来十几、二十年，在城市生活工作的人口中，至少1/4没有当地的城市户口。
新型城镇化的根本要义是人的城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就是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也就是使流入城市的农民（包括占城市常住人口约1/4的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和新近把户口迁入的城市的“新市民”）由谋生存、求发展到逐步融入所在的城市，由“农民”变“市民”。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是城市公平的核心要义。这同时也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三“留守”问题。在关怀三“留守”人员的同时要努力减少三“留守”人员，即 “留守人员”随家庭一起流入城市生活。
国家卫生计生委（原国家人口计生委）比较早地关注到流动人口，对于流动人口的认识也在不断地转变和深化。从最初的防止计划外超生，到主动提供计划生育服务。流动人口司从2009年开始，开展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了解流动人口的生存发展状况，开展相关研究，发布年度《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组织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高校及科研院所专家、学者开展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指数相关研究，主要借鉴欧盟的指数体系，并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指标体系”。相关情况中国人民大学的杨菊华教授将做详细介绍。
在工作层面，国家卫生计生委认真落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和计划生育服务项目常住人口全覆盖，到十二五期末，各项服务指标均已达标。围绕促进流动人口逐步融入城市，从2012年起，我们陆续在全国22个城市开展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示范试点工作，推动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理论研究“落地”。这些示范试点城市根据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理论并借鉴国际经验，创新性地开展活动，形成有利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政策与社会氛围。各试点城市首先聚焦做好针对流动人口的卫生计生各项服务，其次是注重发挥计划生育系统基层工作网络的优势，开展对于流动人口家庭的关怀关爱活动，促进流动人口的家庭团聚和家庭发展，因为我国的流动人口已经由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个人流动发展到今天的举家迁移流动，流动人口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大多涉及整个家庭，如：子女教育、住房等；再次是努力探索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方面的新思路、新方法。国家卫生计生委对这些示范试点城市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情况进行了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对这些城市进一步做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工作提出了建议，引导这些城市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各位专家、各位朋友：
实现流动人口融入城市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应从理论研究、制度设计、社会倡导、实践探索等层面协同推进。国家卫生计生委向国内各研究机构和相关部门免费开放了我们近年来组织开展的涉及流动人口的各种监测调查的数据，也希望与各方分享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实践经验。我相信本次论坛，必将推动流动人口相关理论的研究，助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实践。
预祝本次研讨会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主持人：特别感谢王司长，介绍了全国流动人口的情况，特别介绍了作为政府主管部门做了一些深入的研究采取的措施，对全世界都可以作为一个经验来看。前两个是一个地方政府的案例一个是国家主管部门的介绍，非常的精彩！下面有请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所长魏后凯教授做演讲！
魏后凯：前面两位专家讲的非常好，我今天讲一下政府公共资源配置中的城市公平问题。
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资源配置更多地偏向于城市，在城市偏向过程中又偏向于大城市，大城市又通常是行政中心，亦有行政中心偏向，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上述这种资源配置的双重偏向。政府部门往往把比较多的资源集中到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这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地更为明显。100万以上的大城市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而且发展都很快。在发展阶段，城乡、城际之间的差距比较大，政府的资源配置总是说要讲求效率，追求增量，且我们的决策阶层都集中在大城市中（中国更明显，很多都集中在北京），资源配置的双重偏向与这样的发展阶段和政策导向有一定关系。
但是，从历史角度来看，各国政策大都存在着城市偏向向农村偏向政策转变的趋势。有人做了研究，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推进，很多国家的政策都经历了从“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服务城市”的城市偏向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农村偏向转变。2014年李明等学者测算了一个结果，接近2000美元的时候会发生这种政策的转变。以中国情况来讲，2004年我国人均GDP接近1500美元，当时中央就提出，我国已经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并逐年加大了对“三农”的支持力度。迄今为止，中央连续发布了14个一号文件，强调“三农”问题的重要地位，涉及方方面面。
我们任何一个人，不管住在北京还是小城镇，所享有的权利应该是平等的，应该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务，不能说我们住在北京、上海就应该比贵州、比西藏享受的公共服务水平高。我们的结论是，从机会均等和均衡配置的角度看，中国的公共政策仍然是一种城市偏向的政策，我们的农村居民所获得的机会和人均占有的公共资源仍远低于城市居民，它带来的结果就是，远离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和高级行政中心的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发展机会和公共设施投入少，公共服务严重滞后。
在这里我们做了一个测算，城市人均市政公用设施的投入是村庄的16.1倍，难道在小城镇、在村庄的这些人不应该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吗？现在我们政府是不管的，现阶段城乡之间的公平问题也是一种权利的问题。从人均卫生费来看，现在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差距在缩小，但是农村相比于城市，差距还是很大，比如说，2013年，农村的水平只相当于城市的近40%。再有就是最低生活保障，城乡的低保标准，虽然有一些城市实现了城乡统一，但是全国大部分的地区城乡差距还是很大的，比如说，2014年，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支出水平是农村的2.21倍。
我国政府的资源配置存在着明显的行政中心偏向和大城市偏向。这种偏向形成的原因是，中国的城镇具有不同的行政级别，而不同级别的城镇在官员级别、行政管理、资源配置、政策法律制定等方面权限不同。现有的资源配置格局下，一个城市的行政级别越高就越靠近主导资源分配的权力中心，所获得的机会和资源就会越多。我们在这里做了大量的测算，我把中国的城市包括镇分了从直辖市到县城的7个等级，行政等级越高规模越大，这种城市的规模和行政等级呈指数增长的关系。我们再看看公共资源的配置，在城镇之间存在着大城市的偏向和行政中心的偏向，等级越高所获得的资源越多。
我想在这里讨论关于城市公平，即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是否应该平等地享受公共资源的问题，我想现在需要讨论这个问题。外来居民和原住民之间，大中小城市居民之间是否拥有平等享受公共资源配置的权利？是否因为我们住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就应该比中小城市、小城镇居民享受更多的机会和服务？我认为答案应该是平等，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不管你是住在首都北京、还在住在偏远的小城镇，在享受公共资源配置上应该拥有同等的权利。假如说我们在理论上倾向于大中小城市应该享受平等的服务，未来我们的政策则应该是农村偏向的，应该是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偏向的，这是我的一个结论，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陶然）：下面有请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社会学院杨菊华教授演讲！
杨菊华：我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理论、制约与对策思考》，首先请大家来看我们国家流动人口规模的变化、总量、规模和结构。流动人口占到中国全部人口的17%-18%左右，规模如此庞大，流动人口不仅影响到自己的家庭，也影响到整个社会：流动成为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我们今天看流动人口的时候，发现流动的目标有了很大的变化，包括目标多元化；流向多样化；迁移家庭化。很多流动人口虽然叫“流动”人口，但是他们是不流动的，他们会在迁移地居住很长的时间。在这里面，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成为重要的内在推动力。这么多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过的怎么样？融合情况怎么样？过去我们更多关注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经济发展的影响，现在我们也要做一些多样化的思考，关注流动人口本身以及家庭的生活和发展的情况，我们现在要关心社会的公平正义，要关心他们的城镇化和市民化进程。社会融合是宏大的社会趋势，中国很早的时候就有“天下大同”的思想，庄子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礼记》有大同篇，费孝通也对大同的理念也有自己的阐释。这样的理念也不仅是中国独有的，在西方的很多社会学家都对社会团结和社会融合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建构。
刚才我们说天下大同的思想是从整个社会结构来讲的。相对于流动人口或移民，也有很多实证的研究，美国和欧洲实际上形成了两大不同的关于社会融合的体系。美国更多强调文化的融合，结构的整合，更多从个体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其研究经历了好几个阶段，最开始要求少数移民放弃自己的文化接受美国的欧裔白人文化，之后出现了多元文化的思潮。今天在美国，这种多元文化之间、族群之间的边界被模糊甚至跨越。欧洲更多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由政府推动移民，实现机会的平等。新世纪以来，欧洲社会因为族群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多元文化主义在欧洲是彻底失败了，回归主流的呼声又再度兴起。
回到中国的流动人口，我们国家的流动人口从融合角度的研究刚刚才起步，跟我们本身的安土重迁的思想有关系。我们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流动，像安史之乱带来人口的南迁，后来有走西口下南洋，这些都是移民人口的地域迁移，其主要动因是天灾人祸，非常负面的动因有一个非常正向的客观后果，就是文化之间的大融合、族群之间的大融合。而改革开放以后人口动迁出于经济原因。
流动人口融合的状况可以检验新型城镇化的质量，下面我从四个方面做一个分享：首先，什么是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社会融合是社会学的概念，宏观层面制度是否包容，对流动人口接纳是包容还是拒绝排斥，微观层面有四个维度，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宏观政策对个体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个人主观的态度以及社区层面平台来建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我对社会的融理解就是边界的跨越。我们用一个魔方做比喻，开始人群之间有区隔，到我们看到不同的颜色开始杂糅在一起，之后我们看到人群之间有马赛克式更好的比肩而立的状态，这种状态曾经是欧洲和美国非常推崇的一种模式，看似社会实现了整合和融合，但欧美经验告诉我们，这种状态还是没有实现边界的跨越和文化及人群之间的交融，最后进入嵌入式交融阶段才是一种真正的融合。
我们过去数年一直进行社会融合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把社会融合分成四个维度，每个维度下包含着若干个具体测量指标。如2013年和2014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调查，将综合指标和四个维度的分指数在0-100之间进行取值，值越大融合度越好。调查得出几个基本结论：第一，流动人口初步融入到城市，基本上在流入地生存立足。总体来说这些分数不是很高，特别是社会接纳这一块。我们说的流动人口往往等同于农民工，但是流动人口中有1/4拥有城镇户籍。通常我们认为新生代的融入状况更好，而流动人口管理司从09年到现在的数据告诉我们，80到90之间的融入性更好，90后更差，80后也比80前差一些。具体细分的话，90后和80后所谓的新生代从事的职业是很低端的，另外性别、民族、婚姻状况都存在很明显的差异。教育程度跟职业培训跟融合都有正向的关系，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融合指数是上升的，职业培训也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流动人口有省内的也有跨省的，跨省的经济立足不是很好，包括就业、保障和住房，包括社会接纳，包括身份的认同，包括文化的适应，跨省融合最好的是经济方面。另外就是居留时间、经济和身份认同都有进一步的提升。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方经济立足比较好，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方面其他方面的融合比较好，经济发展和融合的关系非常复杂，促进经济立足不一定能带来社会的接纳，不一定带来更好的文化适应和心理交融，这跟地区的一些结构性因素有关系，包括跟流动人口的总量、流动人口本身的结构还有地域文化。
总体来讲我们国家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有一定的基本特点：第一，融合程度的初始性，第二，维度之间的进程不一样有异步性，而是有人群的差异性。从移民角度来研究的融合更多考察文化之间族群之间的关系，流管司的调查也覆盖了少数民族的流动人口。因为有语言的问题，一定会带来社会接纳方面的困境，少数民族的流动人口只有单一的经济融合，社会保障非常薄弱，居住空间孤岛化，文化交也有排他化。这是文化的差异。
下面我想再解释一下户籍制度的影响。我们在谈户籍制度的时候更多提到城镇和农村的二元制度，但是我认为对流动人口，户籍制度是双二元的，不仅是城镇和农村，还包括本地和外来人口，由此可能带来外地人排斥，加上农村人的排斥。如果把户籍的地点户籍的类型做一个二维交叉，实际上有4类人：城城流动、乡城流动，本地人、外地人。本地农民和城城流动人口是比较复杂的，如果人力资源禀赋起更大作用的话，城城流动人口有一定的优势，乡城流动人口总是边缘的。对外来者的排斥因区域分割而增强，如果是跨省流动，很多福利制度都将其置于最弱的地位，结合城城和乡城流动，跨省的乡村人民的流动弱势更加凸显。对于如何破解这种情况，我提出几个不成熟的看法：首先要打破幕墙，户籍制度虽然改革非常的难，但它毕竟是其他制度的母体，如果不穿越这个天花板，其他的改革都容易形成一纸空文，包括现在的《居住证暂行条例》。
最后是融合的进程和远景。这是一个漫长崎岖的过程，这其中需要多个方面的努力，包括政府的主导，包括社区的融合，包括个人的努力。融合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推进融合是需要很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古人有一句话，“道相同则心相知，心相知则利相合”。只有各个方面共同努力，才能形成一个共建共享的和谐社会。
主持人：下面由叶裕民老师讲公平与流动人口发展！
叶裕民：我给大家交流的题目是《公平与流动人口的发展，国家现代化新动能》，这是基于长时间以来流动人口带来的社会问题所做 的研究，流动人口的发展意义在宏观层面上意义更大，是中国完成现代化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是中国现代化不可跨越的一个难题。所谓的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工业化的根本——促进产业效率提升是一个主旋律，在工业化前期是物质资本的积累，中后期是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基于此的创新，人类资本的积累是社会工业化进程的一个阶段，城市化的根本任务就是推动社会进步，是通过人口的空间流动和社会流动去广泛地全面地积累人力资本，提高人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提高人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建立现代社会结构的一个流程。城市化是人的空间流动和社会流动，通过两个流动完成人口由农民进入城市的城市化，和边缘者阶层进入中产阶级阶层的城市化。深加工工业技术密集型产业是中国未来产业的发展主导，通过新的装备制造智能制造的发展支撑起中国未来制造强国的战略，难点在于工业4.0，在我们提供的劳动力队伍创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差别上，我们看到工业2.0是福特时代的流水线，信息化时代工程师基本上占30%，工业4.0至少占60%和70%，基于这样的创造力才能发展。对于中国来说，我们不具备德国工业4.0最核心的要素——人，我们长期短缺的就是人，中国制造4.0和德国工业4.0最核心的是要塑造人，培育高技能高素养的人是城市化的最核心的任务，城市化的核心就是提升人类资本的积累，根据工业化城市化互为因果的关系，城市化就是要建构一个完全公平的给每个人有上升空间的社会制度，才能积累人类资本，这是我们流动人口发展和公平更宏观层面的意义，这是我们下一步现代化必须面对的。
我们长期以来在城市实施排斥性的流动人口制度，就业的时候进入城市，失业的时候进入城市，年轻的时候进入城市，年老的时候回老家，导致城市健康靓丽繁荣，农村则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我们乡村的问题瞬间转化为城市问题，使得我们的城市化步履维艰，我们城市化发展难以为继，这是我们提出新型城市化的一个初衷。我们的新型城市化，是基于中国前30年传统城市化而言的，传统城市化不是两个转移两个流动的过程而是非农的过程，所以我说流动人口的公平发展既是新型城镇化的任务也是新时期国家发展的新动能。这样一个新动能应该怎么做？它的水平怎么样，这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非常明确的提出推进城镇化的首要任务是促进有能力稳定就业的人员有序实施市民化，市民化是推进城镇化乃至工业化的首要的任务，为没有户口的人解决户口问题，并一直提到强化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要落实东部地区和特大型城市的主体责任，这些都是一些新的中央的政策，然而它实施的不尽理想。我们认为以人为本是以人性为本，一个是人的自然属性，劳动力需要基础条件包括教育、住房，然后有人的社会属性，经济属性，这三个属性构成人的全面性，支撑国家的现代化的过程。完成人的自然属性的过程就是政府为所有的流动人口提供均等化的服务的过程，去积累人的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的过程。社会流动包括就业和资本积累和培训，把每一个指标分成不同的层级，最高级就是10分，依次往下越来越少，这个数据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村居民综合调查数据库，对农村居民人口调研，看它流动到哪些城市，对这些城市进行抽样，这样的样本好处是样本之间不存在同质性，如果在北京调查北京流动人口，找二三十个社区，从流出地切入进行调研。我们计算的结果没有一个指标是及格的，所有的指标都是40多分，没有超过50分，我们选择前8的城市，杭州最高，但也不尽如人意。
从不同的指标体系，住房得分最高，其次是就业，最后是其他的项，经济强一点，社会弱一点，住房最高因为每个人有住房，所以这有得分，住房好不好先不看，住房最高，其次就业，然后空间流动，因为住房的健康化是其他的要素完成空间流动的前提，空间流动又是社会流动的前提，如果不解决空间流动就无法解决社会问题。从近两年的变化当中可以看到都是下降的，我们的流动人口确实勤劳，就业条件不好还是在那里打拼，家庭化流动是因为对家庭团聚的向往，我们要面对这个趋势来解决未来时期市民化的难题。中国市民化的难题本质是什么？其实是地方政府职能缺位导致公共服务缺失，这是最根本的原因。为什么缺位？有四个瓶颈：前两个瓶颈是误区，后两个瓶颈是真实存在的。瓶颈一是流动人口市民化意愿误区，流动人口不愿意流入城市，不愿意要户口，实际上分为很多情况，其中一种情况就是流动人口不知道，市民化了就可以让孩子来上学，就可以享受社会福利，去年夏天我们团队做了很多城市的千人份问卷，问你愿意市民化吗？如果你市民化以后孩子可以跟你在一起并上学，那当然愿意了，所以流动人口不愿意市民化的意愿是一个误区，瓶颈二是高成本的误区，原来只顾及成本没有顾及效率，流动人口多的地方一定是创造财富多的地方。一个小城市50万人，其中包括13.7万流动人口，十三五期间完全市民化需要财政投入7.9亿，与此同时它可以创造的财政贡献是13.2个亿，其中创造税收收入8.1亿元，对养老保险金贡献5.1亿元。每个城市没有具体的做这个成本效益核算。瓶颈三是地方政府缺乏激励机制和有效的考核制度，几十个中央的市民化政策到了地方就变样了，地方政府没有深刻认识到市民化对其有重大的作用，或者他认识到了但不认为短期内对其有用，它把市民化当成一个外部任务，甚至做一些表面文章。比如，江苏某城市报告流动人口子女80%上了公立学校，但流动人口还有很多子女没有带来，因为你在我这里上学，必须是合法子女，而中西部地区很多是第二胎，这就不是合法子女，就无法上学。还有要求有劳动合同，其子女才可以在这里上学，但是有很多的企业没有签合同，这些人的子女就很难享受教育，根据我们对这个城市问卷的整体估算，在老家的孩子和流入地比例是6：4，这就是我们的8000万空穴儿童的来源。我们的考核制度也存在难题，第一是城镇户口指标有局限性，首先是流动人口有1/4是来自于城镇户口，但是它天然就算在有户口的统计口径里面，但是没有享受到公共服务；其次是相当一部分大城市周边郊区的农村不要户口，如果单纯以户籍人口的拥有率考察市民化，会使得地方政府采取一些不好的手段逼迫它上户口。
第二个难题在于考核公共服务的指标体系复杂，公共服务指标非常的多，很难考核，对于中距离和远距离的流动人口可以用一个指标，就是可支付健康住房考核市民化的程度，如果流动人口得到了可支付健康住房就可以依托于上述体制机制上进行真正的流动。瓶颈四就是可支付健康住房怎么提供？我们提出来通过城中村改造提供流动人口可支付健康住房，城中村占城市建设用地很高，有几百平方公里城乡结合部的地区，由于这些地区的存在使我们大城市内部存在二元结构，这和流动人口的问题解决密切相关。我觉得应该建立一个城中村改造的秩序，一个创新包容性合作式城中村改造模式，为流动人口提供可支付健康住房，完成流动人口市民化过程，不增加大城市建设用地。这是某一个特大城市的城中村的面积，中间白的是核心区，这是广州、深圳城中村长的样子，每一个城市的城中村都是共性大于个性，就是脏乱差，环境恶劣，交通拥堵。我们借鉴台湾和日本的思路，为城中村人口建立“二二四二”的供给机制，20%的高收入人口可以自行购买和租赁房屋，剩余20%的中低收入的单身阶层可以提供单位住房，最后20%的最低收入的阶层要政府提供住房，最关键的是40%，40%的中低收入者通过包容性的城中村改造，租用农民提供的合法住房。给大家展示一个非常复杂的计算结果，广州边缘的城中村住了110万的流动人口，每个人提供一套可支付健康住房，狭义上大概可以供给85万套，广义的供给157万套，思路就是以北京为例，北京郊区城乡结合部每一家宅基地100平米，它允许建两层，可以建200平米的合法的建筑用地，城中村改造补偿你200平米的建筑面积用房，但是改造后的房子面积为80-120平米，面积比较大，价格比较高，没有解决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每改造一个城中村就产生了很多新的城中村，你把80-120平米的不要建成大房子而建成60平米左右的小面积住房，你可以建5套20平米的可支付健康住房，每一户城中村的本地居民就可以提供2-5个流动人口家庭的可支付健康住房。可支付健康住房每一密闭套间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这样就可以按照新的供给结构提供廉租房。按照这个思路可以提供74.4%-136.4%的流动人口以可支付健康住房，如果广泛的城中村都这么改造，可以不用增加太多，几乎不用增加土地，其实无须提供新的土地供给，就可以完成这样的过程。
第二个问题在于城中村改造改不动，有那么多的钉子户漫天要价怎么办？市场可以在资源要素配置中起到决定的作用，我们用市场的办法解决问题，提出建立城中村改造市场，其实所有的城中村都愿意改，只是改的过程漫天要价，因为你说了我今年规划改造50个城中村，如果不改就完成不了任务，对于农民来说他们就是处于垄断地位，现在农民很清楚只要城中村一改他们就是受益者。如果每一个城市有1100个城中村，政府今年只改100个，条件就是村委会必须说服全村人，降低政府和村民个体的谈判成本，让村和村竞争，企业也进入这个市场，城市有这么多的城中村，每个企业给它算20%的利润，这时候让企业家和企业家之间竞争，竞争是平掉超额利润的最好方法。最后留下10%的城中村永远作为这个时代的历史的产物，这样让他们有危机感，这样城中村改造就能起步。目前城中村改造还有一个很大难题就是缺乏公共空间，现在在这个新的制度下，没有那么大的钉子户，也没有那么高额的利润，我们的公共空间就有了，我们学习台湾和日本的经验，让本地老百姓贡献公共空间，因为这个改造是你想改，你改造以后环境变好，你要做出贡献，你不需要掏钱的成本，只需要你给公共空间，保证你住房的面积，但是你的用地面积要腾出来，这样改造完以后，这个城市就有了包容性，有了公共空间，城市品质提升，有了好的公共空间好的城市品质就有好的企业家来投资，就完成了大城市内部二元结构走向一体化、整体现代化的过程，大城市城中村改造的过程就是流动人口可支付健康住房提供的过程。有了这个以后，依托空间的融合，推进社会的融合，这个社会融合就以健康住房为基础实现迁移人口家庭化，结束6000万的空穴儿童；家庭生活的社区化；以社区为空间载体，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社会融合提供空间基础；房屋5年以后自有化；人力资源资本化，非户籍常住人口中产阶级化。建立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现代社会结构人口支撑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现代化！
主持人：你讲到改造过程中，要不要引入企业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引入企业开发商一定使建筑密度过高，基础设施和建房子农民都可以自己盖，不需要开发商，拿一个土地做抵押，我的建议只要盖出租房，农民自己盖，盖房子搞基础设施，我建议你不要考虑房子要卖，如果允许卖，房地产泡沫破了，那就不是经济危机而是社会动乱了。第二个你前面谈的考核，我建议你考察一下中国的考核指标，哪个考核会有任何作用？我建议以后不要考核制度，我们的考核制度基本上没有约束力，你要做底下机制的变化。我们有两位点评嘉宾，你们自己控制时间！
刘志：我做一个点评，首先感谢邀请我参加这个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今天可能你们从我的口音可以听出来，我是代表着流动人口，因为我没有北京户口，而且还没有中国户口，我现在只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因为我在国外工作了很多年，回到中国之后发现户口也没有了，身份证也没有了，现在进进出出都很难，找到人大代表提过几次，现在人大还没有给我们这群人解决问题。今天这个题目非常好“城市公平与流动人口发展”，主题非常的突出数据详细，观点鲜明。我想讲讲我的一些观点，不一定跟几位专家讲的内容一致，现在我们讲到城市公平的问题，我们看看国外出版了《21世纪资本论》，公平问题在世界上讨论的非常的热烈，他讨论了有资产的和没有资产的人群发生很大的分离。有资产的积累的财富越来越多，没有资产的一直处于贫穷的阶层，后来有人对资产做了细分，实际上资产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城市房地产，所以有城市房地产它的资本积累就非常的快。实际上这个主题，如果我们用比较熟悉的戴维哈维在三四十年前资本怎么推动空间进程的论述，会非常的有启发。我学经济学的时候就是美国城市出现贵族化、绅士化和低收入边缘人群的时候，我作为中国来的留学生，学就学了，但是觉得跟中国毫无关系，但是我们看它用马克思资本论放在城市空间里面解读它的规律非常有其合理性。今天我们的城市空间不公平现象已经凸显，在我们这个社会制度里面也凸显，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回过头看看戴维哈维的著作，你完全靠市场起作用，这个过程会导致空间的不公平。
这个问题在国际上的讨论变得越来越热烈，大家也知道有学者很早提到创新阶层是导致美国城市回潮的主要原因，因为他观测到美国走了郊区化、城市空心化很多年之后，又回到市中心，这些都是创业创新的人，要利用城市中心的环境打造它的新的产业，享受新的生活。这几年哈佛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也提出了鲜明的观点，他说高密度的城市中心给人们提供一种常规的偶然的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这是创新的基础。今天我们看到国际上，新的高品质的城市追求建立在这些现象和这些解读上，现在我们看到这就出现了问题。今天我们看到纽约市是怎么管理？它管理一个代表人物就是纽约前市长布伦格，今天我们到曼哈顿去，非常良好的一个城市氛围，你在那里消费在那里生活都可以得到满足，但是你首先要有钱，布伦格他关注的就是高品质的生活，只有高收入的人来了我的财政才有保证，我才能拿到钱解决低收入人群的生活。他说错了一半做错了一半，纽约市没有解决低收入人口边缘化的问题。我们认为创造一个高品质的城市生活和城市氛围，让城市的生产率达到最高，我们有足够的财源解决不公平的问题。但是我们忽视了一点，就是创造高品质的城市生活需要公共资源，公共资源最后会资本化转化成房地产价值的一部分，导致私有资本的进入把这些公共资源形成的高价值的资产转入到私人的手中。今天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伦敦，因为伦敦市中心，我们看到就像中国90年代的城市，市中心都在修建高品质的房地产，谁来买房？俄国来的石油大亨，沙特来的人，这让英国非常的纠结，他们传统上崇尚自由，认为国际贸易是需要遵循的经济规律，但是他们市中心房产被贵族争夺，导致低收入阶层往外围延伸，这个现象令英国们非常的担忧，伦敦将来会出政策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看伦敦的绿带，这里面有非常大量的非法建筑，这个问题经济上怎么解释？这是一个公共资源的错配，把公共资源资本化地转为私人私有财产中的一部分，回到了我们中国目前的状况，我们没有房地产税，今天我们不愿意讨论房地产税，有房产的都不愿缴房地产税。但是我们的讨论还集中在是不是城市要钱，是不是调节房价，没有提出房地产税是解决空间不公平一个很重要的手段。我们现在看，中国目前的空间过程，叶老师谈到城中村改造，大家到深圳去看，大冲村改造之前一千多原住民、7万租客，深圳市请了华润集团进来，华润集团跟原住民达成交易，你们搬出去这几年的住房租金都是我来出，将来我把这里改造成高密度高品质城市社区的时候让你们回迁，你有1000平米的楼我补你1000米，改造之前一平米六七千，改造完之后六七万。政府一分钱不出，华润可以提供公共服务设施，包括图书馆道路网，同时他利用高密度修建商品房以很贵的价格卖出去还挣了一大笔钱，这是城中村的运作，原住民跟这些租客提前解决租约，我赔钱给你，最后这7万租客被迫到别的城中村去，别的城中村租金变得更高，中国的城中村的品质比世界上我们看到的印度、巴西、印尼的城中村好的非常多，我们的生活质量在城中村并不是那么差。但是我们的改造过程是一个逐利过程，租客被赶走之后，城中村改造之后除了原住民，贵族就进来了。现在的情景就是这样的，我们很纠结，你的逐利过程把这些物美价廉的市场一个一个清理掉，让地价提高上去，再往后就是高收入的人进来，这是我们看到的问题。
解决途径是什么？我现在也想不透，跟在座的专家讲的可能不一样。第一个毛老师讲到的市民权力我们一定要思考清楚，中国一定要确定市民的权利和空间权利；第二我认为房地产税一定要有，是解决城市空间不公平的一个手段；第三谈到城中村，陶老师讲的很好，政府大规模的改造从来都是破坏性的，我们应该温和性的改造，把提升空间品质的工作留给原住民来做，这里面出现的问题，政府应该做什么？假如说我们城中村的生活质量低于中国可以接受的水平，我们通过公共空间的改造让老百姓自己改造自己的房产，提升他们的质量。我们还有一些做法就是土地再整理也可以在城中村实施，还有小产权房，这是悬而未结，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小产权房变成合法之后它的房价又会提高，所以我们现在要看怎么样发展一个真正能为流动人口服务的租房市场，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题目。最后一点，我说一下我们的保障性住房政策，目前覆盖的主要是有户口的人群，在北京是低收入但是有北京户口你住房不成问题，我们的保障性住房怎么包容流动性人口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行动，这个具体怎么做，我也没有想，希望在座的对保障性住房感兴趣可以多一些思考，我要讲的就这些。今天一早我看到新闻，深圳白石洲城中村改造的通知下来，0.6万平方公里，256栋楼，一共5万多出租房，14万流动人口，2500亿的市值对市政府来说是非常可观的收入，但是这里面有14万流动人口，真正还要走大城市的道路吗？这个问题留给大家思考。
主持人：我认为我们要开发一些出租房，只许出租不准出让，否则改革根本改不动，因为城市和政府的既得利益太大了，像白石洲就一两千亿的市值，这个泡沫是非常危险的。今天你看可以改，明天泡沫一破所有的开发商和政府都搭进去了。下面请严金明老师做一个点评！
严金明：谢谢，我相对简单点评一下，点到为止。今天我收获很大，我自己本身也是农民的儿子，现在变成市民，通过考学校上大学以后，现在的市民化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当年最大的愿望就是跳出农村变成市民，现在有很多人在这个路上，追求身份的转变。现在和当年也不一样了，我们有一些学生包括博士生在北京留下来，也没有编制也落不了户，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需要很多人共同研究。一开始从主持人倪鹏飞教授以及洪大用校长就在致词中带着研究。凤凰财经在财经上做了很多深度研究，我每天也浏览凤凰网，今天通过凤凰网传播，让更多人关注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山东同志讲山东的情况，讲了9大结论9个因素，从数据上支撑了我们的研究。王司长站的层面很高，从宏观层面推动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站在高位的政府层面提出来的，也值得我们深入的思考。魏后凯所长讲的政府公共资源配置中的城市公平问题，也是在偏向角度的时候政府在里面怎么做，给我们提出了一项思考。杨教授坐在我的旁边，讲的内容很好，特别是从基础的融合方面，从四个维度从融合的特点难点讲了，有一些结论和我们原来想象的不太一样。这里面有一句话“道相同则心相知，心相知则利相合”非常的有道理，我们年轻人在这里，也适合找另外的一半！叶教授是我的同事，讲起来非常的有激情有热情讲起来也非常的有深度，我就不展开了。
我边听边思考，有几个侧面的问题也需要我们思考：政府要做也有政府的难处，特别是现有的存量的市民的排斥效应，我们已经进来的人，包括我原来是农民现在是市民，你对于教育对于医疗卫生都要进行公共的服务，你要进入新增人口的时候，现有的市民有强烈的反映。前一些时间有北京市民给市长写信，就是关于高考的问题，北京市民985高校比天津和上海低的多，北京的名额减少了，北大人大清华在北京的招生总数在下降，在北京包括民大附中很多是外来人，北京市民跟北京市政府提出这方面的诉求，包括住房还有其他的等等。这些对现有市民的排斥，既得利益享有者和新增的外来人口之间怎么平衡也是我们要思考的方面。第二就是我们的城市要吸引外来人口，往往要考虑这个城市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尤其像北京，大家都知道每一次按照规划都是超额，北京市常住人口1800万，现在已经超过几百万了，包括建设用地2900平方公里要降到2700平方公里，整体规划也要想怎么和市场平衡。第三就是规划和市场手段也要有一个平衡的问题，城市化的时候我们说四大问题：解决钱的问题，人的问题，土地的问题，还要解决红线的问题。在土地保证和供给方面，包括住房方面小产权房，我就不展开了。总的来说今天收获很大，我们还有很多需要进行研究的，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请倪鹏飞教授三分钟结束！
倪鹏飞：首先对今天的会议做一个评价，我自认为中国城市百人论坛开坛以来，这个会议是最精彩的，今天会议的精彩的观点可以和上上周的年会媲美。说它最精彩最重要是所有的参会发言人都是观点非常精彩，我概括了一下，大家都有深刻的思想洞见，独到的研究发现，原创的理论模型，可行的政策方案，特别是发言者的口才超棒，语言优美，激情澎湃，体现了学者们的家国情怀，研究弱势群体非常重要的问题。它接地气，有高度，视野非常的广，有精彩的故事，有理论有政策，讲了很尖锐的问题，讲讲的我都丧失信心了，但是叶老师又提出了非常理想的模型设计，我又感觉特别的有自信。参加会议的人，从掌声中就可以评价出咱们精彩的程度，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收获非常大的一个分论坛！刚才刘志教授说大家发言的PPT能否分享，我想肯定能，总的来说我和毛老师和百人论坛的成员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感谢在座出席会议的领导老师和同学，我们要把会议的精彩向论坛委员会的领导做一个汇报，最感谢叶裕民老师！会议到此结束，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