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财经峰会-中国城市百人论坛（冬季）论坛举行
2017年12月2日，由中国城市百人论坛、凤凰财经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凤凰网财经峰会—中国城市百人论坛（冬季）论坛”在北京国贸大酒店举行。大会由凤凰财经主持人曾瀞漪主持，中国城市百人论坛联合秘书长毛其智、一点资讯CEO李亚先生在大会上致辞。
会上，五场主旨演讲、两场圆桌论坛，13位重磅人物，紧紧围绕“城市”这一大关键词展开阐述及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发表了题为《中国的城市化可持续么》的主旨演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的演讲则聚焦于中国城市群的发展，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城市百人论坛秘书长倪鹏飞、原深圳市副市长唐杰、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玉良也就相关话题进行了主旨演讲。
蔡昉在峰会上表示，农民工进城是中国的城镇化重点。农民工不断地进入城市，带来劳动力的供给，人力资本的供给和资源的重新配置。因此，城镇化重点应该是放在农民工进城。并建议通过给与农民工户籍的方式把他们留下来。农民工进城到底对中国经济在过去做出多大的贡献？蔡昉分析称，过去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和劳动力的充足保障有关的，因为劳动力充足，才能力保证资本报酬回报率比较高，同时也保证有比较高的资本积累率，同时劳动力的供给本身也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在峰会上表示，世界经历了三次城市化浪潮，前两次中国都没有赶上，而现在城市群已成为我国城镇化的重要途径。城市群应该是我们的主要形态，而城市群的一些大数据特征则和人们通常想的不一样。比如就人口流动性来说，成渝地区是人口的流动总量排位比较高的，这个跟我们的一般常识和推理也不完全一样。
倪鹏飞主任则在演讲中指出了现在城市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他表示：“城市应该是坚强的，我们发现我们的城市不是坚强的，是脆弱的，看起来很光鲜，外面很光鲜，不能受一点风吹草动的冲击，这个是未来我们很大的一个潜在风险。因此我们在建新的崛起的城市，不能像原来一线城市那样，要变成坚强的城市。”如果政府还像过去那样把资源都集中在行政级别高的城市，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没有随着市场、企业的需求扩散出去的话，那么就很可能陷入“好的城市越来越好，其他城市却不能一起编号”的陷阱。要想避免这个陷阱，需要采用“围魏救赵”的办法，简单说就是要在区域内加大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让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相接近，这样一来，人口、产业自然就会流动了。
深圳市前副市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唐杰在12月2日下午的“城市的跃升”发表主旨演讲表示，在今年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排名的全球100个创新的城市当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东京，第二位是深圳和香港，深圳贡献了将近2万件国际专利，由此构成了第二，第三名是硅谷。深圳如何在过去40年，从做最低端的服装，最低端的鞋箱包做起，然后走到无所不包的仿造，再到全球创新第二。深圳从如此低端的城市走过来，靠的什么？他表示，靠的是把北京作为中国最高端的科学发现，在深圳成为一个最大规模的产业化过程。
两场圆桌论坛的主题分别是“城市的跃升”和“城市的未来”。中共广安市委副书记严春风，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玉良，凤凰财经研究院院长刘杉，北大PPP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邓冰参加了题为“城市的跃升”的圆桌论坛，就在新一轮中国经济改革棋至中盘的关键期，城市间人才、资本、创新能力、产业集聚等话题进行了讨论。
京东集团副总裁黎科峰、科大讯飞执行总裁陈涛、ETCP集团董事长谭龙、权健集团董事长束昱辉则参加了“城市的未来”圆桌论坛，就用信息化改造传统产业、智慧城市等热点话题进行了讨论。
议程--2017.12.02凤凰网财经--百人论坛冬季论坛11.28.docx
现场文字实录：
凤凰财经峰会—中国城市百人（冬季）论坛（2017.12.02）
曾静漪：中国，中国，中国，我们相信你的明天会更好。大家好，我是凤凰卫视金石财经主持人曾静漪，大家下午好。在这里，要恭喜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位，我们生活在一个新时代，生活在一个越来越好的好时代，在这个好时代，不管我们的社会是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有可以改进的空间，我们有获得重视的机会，我们有越来越增长、美好的前景。
中国发展非常快，快到好像这个地球跟着中国一直在转，过去那么多年的增长速度，对中国的发展来说只是一个表象而已，最大的变化之一是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不断的在提高。在这样的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当中，我想我们在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现在所在地，北京，这个大城市，这样的大城市它的创新能力还有它的经济能力，已经可以跟发达国家的大城市，甚至他们的首都一较高下了，其实不只是一较高下，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我们的中小城市也发展的很快，有它们自己的特点，还有他们的热点，很多人都想着我如何跟大城市并肩看齐。
但是其实今天在座的各位来到这里要探讨的，不是探讨中小是如何跟大城市并肩看齐，因为大城市不是我们现在所有人要往那个方向去发展的，因为在过去大城市的发展当中有很多问题，包括了虹吸效应，包括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房价，老问题了，还有环境跟人口增长也都是老问题，非常突出的问题。我们如何面对这样的问题，今天来到现场会请很多专家、学者、行业代表谈谈，从经济、规模、交通，以及城市方面给我们提出一些相关的建议。
所以今天我们下午的论坛是我们相关峰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特邀了中国城市百人论坛联合主办了2017凤凰网财经峰会暨中国城市百人（冬季）论坛。
为各位介绍今天主要出席大会的嘉宾，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先生；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原深圳市副市长唐杰先生；
中共广安市委副书记严春风先生；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中国城市百人论坛联合秘书长毛其智先生；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科院-联合国人居署联合课题组首席城市经济学家倪鹏飞先生；
一点资讯CEO李亚先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先生；
还有正在赶来的路上的，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玉良先生。除此之外今天还有很多要发言的行业专家、学者和嘉宾，感谢各位的到来，还有今天要特别感谢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中国城市百人论坛，以及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研究中心各位专家们对这次活动尽心尽力全新的协助，今天我们的活动会在凤凰网新闻客户端、一点资讯新闻客户端直播，感谢今天在场的媒体朋友，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
今天我们的活动能够顺利举办，还要感谢一位特殊的朋友，也是长期以来支持我们的朋友，感谢凤凰网财经峰会首席赞助合作伙伴—上汽大众全新帕萨特的支持。接下来我们欢迎一点资讯CEO李亚先生为我们致开幕辞，热烈掌声欢迎。
李亚：尊敬的各位嘉宾，亲爱的在凤凰新闻客户端、一点资讯客户端收看直播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感谢各位莅临微观2017凤凰网财经峰会 暨中国城市百人（冬季）论坛。
今天到场的各位嘉宾很多都是凤凰的老朋友，作为华语主流媒体，凤凰网一直关注中国经济的改革进程，在过去的五年中，我们一年一度的凤凰网财经峰会紧贴改革与开放议题，以决策与市场为永久主题，以"思想解放市场"为旨归，推动产业界、投资者与决策层增进理解与互信， 也搭建了一个涵盖政商学企界的高端思想交流平台，为中国经济的顶层决策建言献策，取得良好的社会反响，也体现了凤凰作为主流华语媒体的责任和担当。
2017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刚刚过去的"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勾勒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蓝图，其中对传统文化的弘扬、与世界对话的鼓励、对人民生活美好向往的强调，与凤凰网这些年来所倡导的"中华情怀，全球视野，包容开放，进步力量"价值理念高度契合，我们对此感到鼓舞和振奋。
当前中国供给侧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新旧动能转换尚需时日，金融去杠杆任重道远，近期发生的一系列城市事件，受到了我们所有人的关注，让社会开始重新聚焦城市发展，城市规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镇建设水平，不仅关系居民生活质量，而且也是城市生命力所在。""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起着重要引领作用，考察一个城市首先看规划，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这个论断指出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对于城市建设，必须以人民为中心，有一个服务城市群体需要、有前瞻性的合理的长远规划，以创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创新发展经济为驱动，创新发展机制为依托，共同打造一个宜居的、幸福的城市。
人和城市的关系，城市需要什么样的人，人需要什么样的城市，这不只是决策者的问题，不只是建筑者的问题，是关系到每一个人和全体人民的人生的紧要问题，值得每一个人的思考、讨论、参与、维护、推动。为此，我们特邀中国城市百人论坛与我们共同主办这样一场关于城市的对话，通过各位嘉宾对政策、产业、规划和发展的讨论分析，探寻中国城市正在面临的问题和机遇，反思人和城市的关系，努力为人们营造一个更好的城市环境。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于凤凰网和一点资讯所在的网络传播领域，在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社交网络的技术革命，也带来的传播的新时代。由自媒体生产内容，机器算法推荐内容，社交平台传播内容的趋势叠加，颠覆了内容生产、分发与传播的传统范式，形成新型传播生态与多元的舆论格局。由于这样的传播多元化、圈层化、去中心化，在带来内容生产力极大的解放和丰富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在现在社会中主流媒体公信力、影响力被逐渐边缘化，对真相和意义的解释权日益让渡给了平台型的网络媒体。在现代性社会中应该扮演的环境监视、议程设置、身份发展、社会协调、文明传承等这些重要的职能与角色出现了缺位，为公众提供共同的社会关切与文化体验的角色被消解。
而娱乐化、消遣化、情感化为主的网络信息消费趋势，感性的视频图片和短内容取代理性深度的文字长内容，代表了泛内容生态和移动阅读的轻量化大趋势。很多的内容生产者从利益与立场出发对事实进行包装后的"情感化想象"，在算法和社交分发中得到了最大化的传播，事实与真相被遮蔽、被虚化、被忽视，迎来了所谓的后真相时代，即-情感或立场对真相的解读及舆论的影响超过事实本身。
在这样的传播新时代，也意味着新挑战，新机遇，新担当。凤凰网作为全球华语媒体的领导者，一直秉承着"中华情怀、全球视野、包容开放、进步力量"的理念使命。由凤凰网携手小米、OPPO等战略投资的一点资讯，最近也刚刚获得了首张新闻客户端商业企业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这也是今年施行新规后所颁发的第一份商业许可证。目前，凤凰和一点资讯每天都在影响1.5亿高品质人群，我们正在用自己的价值观、创新力回应和承担新时代媒体平台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
一点资讯所倡导的私人定制的技术创新，人机协同的分发模式，价值阅读的差异化定位。我们认为，建立在人性弱点基础上的那种"个性化推荐"，是对用户稀缺注意力的无形掠夺。当人们阅读时，最重要的不仅是提供"猜你喜欢"的，而是帮助人们更好的发现、表达、甄别、获取和管理对你真正有价值的内容，这才是人类阅读未来演进的方向，也是凤凰和一点正在共同努力的方向。目的是超越情绪性耸动性传播与消遣性娱乐性阅读，让阅读更有价值，让阅读者更有价值，从而更平衡、更充分地满足人民对资讯内容和精神生活的需求。如同经济与城市发展一样，我们都要不忘初心，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美好生活。
最后特别感谢中国城市百人论坛、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领导和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衷心感谢各位来宾，各位凤凰的老朋友，希望各位嘉宾们畅所欲言，谢谢！
曾静漪：感谢李亚先生，是的，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需要的就是新时代的一个好的传播声音，不是只有你想听什么我给你什么，人们喜欢的东西太多，但不见得是准确的，也不见得是人人都必要的，我们不需要裹在一个互相撕裂的社会中，我们需要裹在一个互相把美好尽量呈现的社会当中，谢谢李亚总，也谢谢凤凰网还有一点资讯在新时代传播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接受越来越多好的声音。
接下来我们有请这次论坛的另一个主办方，中国城市百人论坛联合秘书长、清华大学建设学院副院长毛其智先生，为我们致开幕辞，热烈欢迎。
毛其智：尊敬的各位来宾，下午好，我现在代表联合主办方之一——中国城市百人论坛对2017凤凰财经峰会暨中国城市百人（冬季）论坛的召开表示祝贺，对到来的各方面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2017凤凰财经峰会是在中共“十九大”成功举行的背景下召开的，通过对“十九大”有关文件的学习，我们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如习主席强调的那样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回顾改革开放近40年的历程，中国人民的生活已经接近实现小康，并正在逐步走向富裕，如何在此基础上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继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落实好“十三五”规划确定的各项任务，以新发展理念对未来做出科学的判断和预测，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
而这其中的关键，也正是2017凤凰财经峰会的主题，“决策与市场”，从中共“十九大”到“二十大”，正处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时期，第一个百年目标即将圆满完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就要顺利开篇，围绕“十九大”提出的新方向，期待各位来宾在这次峰会的平台上能够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思想交流。
中国城市百人论坛成立于2014年，论坛得到中国社会社科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三院的联合资助和支持，论坛的成员涵盖城市经济、社会、文化、地理、管理、生态环境、建设规划等11个领域，论坛通过每年一次的年会，四个专题论坛，以及青年城市论坛、学术讲座等活动，研究交流中国城镇化和城市发展的重大问题，并作为一个高层次、多学科集成的新型智库，向国家决策部门提交论坛学员的建议。
中国城市百人论坛成立以来，各次年会主题均以国家的新型城镇化为背景，如2014年的“人的城镇化”主题，2015年“城乡协同发展”的主题，2016年“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的主题，2017年“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题，等等。论坛成员在年会上的发言受到各方面的广泛关注和媒体的报道，如今年年会上我们论坛的发起人之一，前政协副主席徐元迪先生对规划建设河北雄安新区的讨论得到了媒体的格外关注，在专题论坛方面我们今年的春季在中国社科院财经院举行了“城市视角下的一带一路的专题论坛”，夏季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了“城市公平与流动人口发展的专题”论坛，秋季在西南民族大学与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合作，以“空间经济学国际研讨会”的方式举行了中国城市化与区域协调发展的专题论坛。今明天两天的2017凤凰财经峰会“决策与市场”也将同时作为我们中国城市百人论坛今年的冬季论坛。
各位来宾，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和城乡建设中都还存在着诸多的矛盾和问题，都是我们正在面临的重大挑战，有待各界同仁探索，中国城市百人论坛的目标就是形成一个大家都来贡献远见卓识，提出问题，和讨论问题的学术平台，我们论坛的另一位发起人，清华大学吴良镛教授称，“这是我们的学术共同体”。在此，期待分享各位精彩的发言，为我们提供丰富的思想盛宴，预祝2017凤凰财经凤凰圆满成功，谢谢各位。
曾瀞漪：感谢毛其智先生，谢谢，也谢谢中国城市百人论坛在中国城市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过程当中起到的重要的作用。
在刚刚举行过不久的十九大报告当中总书记习近平先生在一些方面提到了城市化的部分，有几个方面，包括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在新发展理念方面，还有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的时候都分别谈到了城市化的发展，在未来中国建设新经济的时候，到底城市化，我们要往什么样的方向去？我想各位很多人如果让你选择，也许你不一定会喜欢住在像北京、上海或者是深圳这样的大城市。尤其是交通堵塞等等的问题，会让人觉得说如果我可以有选择，是不是更小一点的，而更加完善配套的城市，是我将来一个美好的落脚地。
接下来我们会请一个专家谈谈一个挑战性的话题，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先生为我们做主题演讲，主题是“中国城镇化可持续吗”热烈掌声欢迎！
蔡昉：大家下午好！我们每年到这个季节，北京是各种各样的峰会、年会，大家我们都听好多各种各样的演讲。但是我觉得我今天还是像一个学术研讨会一样，来发表一篇研究的成果。首先提出的这个问题是城镇化进程是不是可持续？回答当然是可持续的。但是，并不是可以坐在那儿就等来的，也不是敲锣打鼓可以迎来的，必须通过更大的努力，这个努力包括要深入进行改革。
我们先看一看，说我们中国目前的城镇化水平在什么样的阶段上？我们总的来说，城镇化和人均收入水平是完全同步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被叫做高收入国家，或者是现代化的国家，但是伴随着非常低的城市化水平，这是没有的。不管你是有什么样的国情，有什么样的特色，但是城镇化不断提高，而且达到高度化，才能进入现代化，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是客观的规律。因此说城镇化体现了刚才我们看大屏幕看到总书记说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推进城镇化也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大家可以看，我们中国现在2016年人均GDP是8千多美元，处在中等偏上国家的行列中。但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城镇化水平，其实比中等偏上国家的平均水平还要低不少。
和高收入国家的水平比就低很多，因此我们目前的任务是跨越中等收入阶段，避免进入中等收入陷井，其中一个就是必须推进城市化，和我们的要求还差很远。我也做了一些比较，说我们不跟刚才我们看了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城镇化水平是80%多，我们不跟他比，我们今天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我们未来5年，我们希望在未来5年，我们能够跨越一个门槛，就是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门槛。这个门槛的水平是什么呢？是一万两千多美元，也就是说我们从八千多美元到一万两千多美元，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一看，我们要追上哪些国家的城镇化水平？因此，我就把这些国家，按照横坐标是人均收入水平，纵坐标分别是农业劳动力的比重，这是左边的图，右边的图就是城镇化水平。大家看从中国，那个标红点的位置就是中国的，可能有的是统计数字，有的是我个人估算的数据。
总的来看，在未来，我们要赶上这些比我们收入高，从我们这儿开始，一直到一万两千多美元，但是刚刚跨入高收入国家门槛的这些国家，就是我们要赶超的，我们和它比，我们目前的农业劳动力比重还仍然是很高的，还有大幅度下降的余地。
无论是官方的数据28%也好，还是我个人估算只有18%也好，要赶上国家，我们还要继续下降。从城镇化水平来看，我们要赶上这些国家，还要从目前50%要大幅度的提高，因此任务远远没有完成。
看上去我们的数据，你看红色的这条线，我们常住人口城镇化增长很快，而且几乎是直线的，没有任何的波动的一年一年往上走，目前达到57%，也很好。
同时我们前些年也开始强调，要推进户籍人口的城镇化，因为常住人口的城镇化意味着把一些没有城市户口的人，但是你只要住的时间超过了半年，你也就变成常住人口的城市人口。我们还要强调一个，叫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虽然它还滞后，但是近几年也有比较大的提高，目前也超过了41%。看上去这个统计数字还是比较乐观的，还应该我们的城镇化是可持续的，是健康的。但是我们再看一看后边，我们现在有两个问题，一个叫做被城镇化，被城镇化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57%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至少应该有1.7亿人是没有城镇户口，是农民工，他们进到城市时间是超过半年了，但是并没有取得城镇户口，一方面统计局把他写进了城镇化城镇人口里边，构成了57%，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没有均等的获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待遇。他们享受越来越多的，但是完全还谈不上跟城镇人口取得同样的基本公共服务。这是一个问题。
再一个问题叫做口径城镇化，口径城镇化，目前在我们的城镇化中，构成了，我们每年增加的城市人口中构成有53%来自于口径城镇化。是什么意思呢？也可以叫就地城镇化。也就是说过去这些人口他什么都没变，人还在那儿生活，他的工作还是那样，他可能公共服务总体上也是那个样子。
但是过去他可能叫做县，现在因为叫了市了，他变成城镇人口了，甚至可能被登记为户籍城镇人口了。他过去是带村子里，现在一变，变成了居委会。诸如这样的一些口径区划上的变化，他们也是被城镇化了。
大家可以看到，就地变更的口径城镇化占了50%多，但是这部分也有意义，但是总的来说，没有发生真实的变化。真正有意义的是流动人口，农民工城镇化这部分使他们不断地进入城市，带来城市的劳动力的供给，人力资本的供给和资源的重新配置。因此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部分是有意义的，我们的城镇化可能重点应该是放在农民工进城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工进城到底对中国经济在过去做出多大的贡献？我左边这张图，我是标识了我们过去的高速经济增长，分别是由哪几个部分构成，大家看最大的，下边那块面积是资本积累，但是资本积累是和劳动力的充足保障是有关的，因为你的劳动力充足，你才能力保证资本报酬回报率比较高，同时也保证你有比较高的资本积累率，同时劳动力的供给本身也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粉色的面积，上面的蓝色是人力资本，农民工进城其实是改进了城市的人力资本，你们表面上看上去说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就是那个年龄段的比如说16岁到19岁之间，你拿他和城市的16岁和19岁的人做比较，好像从农村毕业的他们受教育年限可能低一些，有可能他的学校的质量也会低一些，但是他们进来以后，他们替代的都是临近退休的城市劳动者，而这部分人的受教育程度，其实是低于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因此他们不断进城替代了那些退休的人，实际上是提高了我们的人力资本，也是经济增长的贡献之一。
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就是由于劳动力从生产力极低的农业中万一到非农产业，二产、三产意味着资源得到了更好的配置，因此我们获得了劳动生产率的整体改善。
右边这张图是我分解的，过去我们30多年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6倍，16倍多。其中分别有第一产业自身做出的贡献，第二产业自身做出的贡献，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做出的贡献，但是他们加起来是全部劳动生产率提高水平的50%多，还有40%多，接近一半来自于资源重新配置，就是劳动率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部门。因此劳动力的流动，主要表现在从中西部地区到沿海地区，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非农产业，而这个过程是跟城镇化是同步的，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
未来会怎么样？我这个地方画了一个，黄色的框框表明我们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仍然是继续提高的，但是农民工这条曲线是表明农民工对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做出的贡献比例。大家看他还做出积极的贡献，但是近年来已经显著的下降。我这个数是到2014年，到2014年它已经大大下降了。
2014年之后是什么样呢？我觉得，大家看一看，更不乐观，这两个曲线分别，大家先看蓝色的，蓝色的线代表农村16岁到1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16岁到19岁的含义是什么呢？是初中和高中的农村的毕业生。他们是城镇化每年新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的主要构成成分，几乎是全部，就是靠他们。因为目前在农业中务农的人基本不会再转移出来了，因为他们都年龄很大了。
所以如果这部分人口，他不再增长了，或者说已经进入负增长了，我们每年进城的人就不够了，就会零增长或者负增长。大家看他经历了一个转折，一个倒U字型曲线，那个顶端的是2014年，到2014年农村16到19岁的青年达到了峰值，在这之后，他就是减少的趋势。
相应的，大家再看那条粉色的曲线，那是我们每年农民工的增长数量，我们从这儿也可以看出，他已经停滞，在过去这一两年，去年2016年比2015年大概只增长了三四十万。今年，完全有可能还会少一些，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说农民工向城市转移，已经乏力了。
因此我做一个思想游戏，一个统计游戏，但是不准确，但是是现实。大家看这个图，人口学家把它叫做金字塔图，金字塔那边没有，我们就不画了。它是农民工目前我们进城的农民工有1.69亿人，这部分人的年龄构成大体就是这样的，从下边是0岁，上面是百岁，他们主要集中在劳动年龄人口的区段。每年新增的这部分人，大体上就是16岁到19岁，大家看下边那个绿色的部分，它每年还有3600万的增加量。但是每年还能增加3600万，从农村转到城市来，但是我们从统计上已经看不出来了，前面那张图显示过去这两年我们农民工进城几乎是零增长，因为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享受不了养老保险，因此他们过了40岁，他们就想着回去了，40岁以前可能回家的概率是近乎零，40岁以后他回家的概率逐年增加。
我们假设我们做了一个判断，假设每年进来3600万，回去3600万，就意味着说，进城农民工的净增量是0，这就是过去的情境。意味着在40岁到64岁之间的农民工，他们的回家概率平均是50%，因为他们一共有7千多万人，一半的人每年都要回去，正好和每年进来的人抵消，保持了零增长。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未来如果我们的农民工转移，城镇化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他们的返乡意愿应该下降，应该愿意留下来，因为年轻一代来的越来越少了。因此我们面临着一个选择，我们是加大返乡意愿，我们怎么对待他，决定了他们返乡意愿是50%，还是30%，还是80%，这就取决于我们的政策要善待他们。同时我们还有更根本的政策，就是党的“十九大”提出来的，就是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通过户籍制度让在城市已经待下来的农民工彻底待下去，成为我们的城镇户籍人口。这是最根本的一个改变。
最后，结语在过去改革开放40年里头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我们GDP增长了29倍，人均GDP增长了20倍，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了16倍，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6倍，也就是说我们收入增长是靠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而劳动生产率，它的提高取决于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农民工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改变了资源配置效率，因此整个这个过程，也就是说我们的城镇化过程，特别是以农民工进城为主要推力的城镇化过程，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改写了我们城镇化率，改写了非农化率，改写了基尼系数，改写了人类发展指数，这是我们取得一切成就的源泉，因此这个过程必须持续下去，才可能符合我们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和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蔡院长，请稍微留步一分钟，您开始谈到了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如果要继续发展的话，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城镇化是必须的，而您在整个学术报告中特别谈到了，农民工的增长和进入城市与否的问题，也是这个城镇化能不能持续的问题。所以您觉得在中国的城镇化建设过程当中，现在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是农民工的供应问题，还是他们能不能留下来的问题？
蔡坊：其实我刚才讲了现代城镇化的挑战，刚才大家看了，我们目前城镇化的增量，来自于城市自身的增量，我们自己生的孩子，只占10%几，就是越来越不足以支撑我们现在的城镇化速度。但是我们不能保证这个速度就不能在未来高收入的时候达到跟世界至少同样的城镇化水平。因此呢，说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是靠农民工进程。
那么农民工进程，按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有一个推力有一个拉力，推力来自于农村，因为土地毕竟农业要现代化，就意味着要提高劳动生产力，用较少的人种更多的土地，就是推力，你如果人多了就业就不足。城市的拉力来自于城市经济高速发展，需要劳动力，这是过去30多年整个的过程。
目前我们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了，我们也不追求速度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虽然很大，但是未来也会用机械，用机器人替代他们。因此真正现在的城市拉力，可能只有更好基本公共服务 才能拉动它，而越是农村剩的人比较少的时候，它的基本公共服务才能实现均等化，才能更好为他服务。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农民工进城不是城镇化的完成，而是必须要让基本公共服务完全覆盖他们身上。而最好的推进的途径，就是给他们市民身份。谢谢。
曾静漪：谢谢蔡院长，很清楚的解释。谢谢您。
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你想在那个地方住下来，安居乐业，是因为你跟这个城市有同呼吸共命运的感觉，不管你在大城市还是小城市，你喜欢这里是因为你觉得你是这里的一分子。
唐杰：从深圳小地方来，到北京这样一个论坛讲，还是比较忐忑，我也不知道深圳这样一个故事能不能有点全国性意义，大家先听听。
这个屏幕其实有一个对应的视频我就没再放80年的时候深圳是什么样子，这是习主席在“十九大”报告讲的，在第一个阶段，我们要跻身于创新型国家的前列。如果我们大家在这样一个角度想，它一定是由创新型城市构成，我们下一步就要来研究我们多少个城市可能成为创新型城市。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习主席这个报告和一般的报告不同，大家可能注意到特别强调了“加强应用基础研究”，过去我们在基础研究当中并不强调前瞻基础和应用基础，我们可能面临的一个新的不同形势，这样一个形势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型研究，在大学，在科学发展中，会出现一个更加紧密的联系。在这样一个联系当中，比如我们现在要来看我们过去100年，全球创新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数量化的概念，在100年前，当你出现一个重大科技突破以后，能够有一个新的竞争对手是33年以后，我们现在到了多少？3.4年，未来可能会下降到1年。这种创新的速度在加快。
第二个，创新扩散的范围在加快，我想讲一个最通俗的概念，目前中国的企业没有一家可以说无视微信和支付宝存在，就是说习主席报告里讲的那一条，大量的创新提供了共同的技术，它加快了创新扩散的范围。在这里头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数据，就是说美国过去10年的经济恢复，形成了一个新的产业在迅速带领美国恢复当中，这样一个产业叫做先进产业，这个先进产业是由50个部门构成的，其中38个制造业，9个服务业，还有3个是能源产业，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人均IND的费用从700美元开始，行业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员工就业比率从25%开始，四个领域大学毕业占就业的比例超过25%，构成先进产业。这样的产业在美国目前是什么状态？目前的状态是就业占10%，产出占20%，专利技术占80%，出现了一种新的产业，未来可能不仅面临机器人的挑战，我们可能要面临机器人给我们的怜悯。
关于全球创新的过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分布，全球有100个创新中心，主要分布在日本、北美和欧洲，中国很少，从这样一个过程来看，我们距离创新型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么谁带动创新？显然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是企业家带动创新，企业家如何带动创新？企业家不断的分工就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企业，我们看到很多城市的衰退，看到很多城市的停滞，道理很简单，所有的产业集中在少数几个大企业当中，这个城市一定是衰落的。当我们看到一个城市的企业不断增长的时候，这个城市一定是繁荣的。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现象，创新是可以持续的，创新的成果是可以持续积聚的。这是美国的研究，1975年到1984年做了20个城市的比较，20个城市在20年以后发生了将近84%科研成果的差异，虽然他们20年前大致处在一个水平上，当一个城市的创新拉开差距以后，它的未来发展是拉开差距的。
我给大家最快讲一下深圳，深圳是一个最低端城市出发的城市，1985年搞工业，1995年做仿制生产，2000年开始做大规模制造，到了目前成为全球制造创造业的顶端，这样一个顶端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深圳是由企业构成的，最快的速度给大家讲一下375家上市公司，意味着什么？1万家企业可以融资，1%的企业从A、B、C三轮上市，拥有375上市公司的企业，意味着从四个亿的公司中逃出来，这就是竞争。2014年美国前六家排在全球专利前面的公司，和中国四家排在前面国际专利申请的公司，量大致处在同样的水平上，所谓中国四看不用看，就是深圳四家，这样一个趋势持续到2015年，持续到2016年，2016年这个图给大家看一下，中国排在第三位，但是中国正在进入一个爆发新增长的阶段。假如我给大家报告一个数，深圳排在什么位置，假如深圳作为一个单独的办公室去排名，它排在全球的第五名，仅次于德国，比德国少100件，2017年当我们要再看国际专利排名的时候，中国成为世界第二不是新闻，深圳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四也不是新闻，深圳现在和德国就差100件，这是为什么深圳可以有如此快的增长。在过去20年当中，国际专利增长最快的领域就是数字、通讯、计算机技术，这就是深圳能够走向世界前端技术的依据。
给大家再看一下这个图，在这个图的最右端是我们城市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深圳占了全国的46.8%，广州是深圳的1/10，北京是深圳的1/3，上海是深圳的1/10，我们城市产生如此大的差距，这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这个图可以看到中国过去17年，国际专利的申请在高速增长，我们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我们马上要接近日本，超过日本，但是我们在过去17年当中累积的专利差距是巨大的。
这个图的左边，第一个图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十年中国的劳动生产力在全球增长最快，增长了1.37倍，但是我们现在的劳动生产力也只是美国的1/10，我们看到这个图的最左边的时候，我们会大吃一惊，什么？过去10年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率成本上升了将近3.5倍，远远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中国人依靠劳动力廉价，依靠于低成本劳动力的发展结束，我们要走向创新，要走向大规模依赖技术，要走向AI技术，走向机器人技术，这些是我们未来发展的希望。
我给大家做一个最后解释，在今年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排名的全球100个创新的城市当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东京，第二位是深圳和香港，香港贡献了全球排名前一百的四所大学，深圳贡献了将近2万件国际专利，由此构成了第二，第三名是硅谷。我不想强调深圳在专利的排名，我只想给大家强调一个内容，深圳最大的伙伴城市是谁？深圳创新最大的伙伴城市是北京，深圳这个城市最主导的产业是数字通讯，北京的主导产业也是数字通讯，当我们不断的挖掘这个报告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深圳如何在过去40年，从做最低端的服装，最低端的做鞋做箱包，然后走到无所不包的仿造，仿造最高峰的时候，耐克的标是这样，深圳就加一个尖，从如此低端的城市走过来，深圳靠什么？是把北京作为中国最高端的科学发现，在深圳成为一个最大规模的产业化过程。
我们现在可能想象，没有一个城市具有双重功能，科学发现兼产业创新，但是其实创新过程是有两个过程构成的，产业的过程+innovation，科学发现的过程+innovation，中国的城市跨越了2400公里，构成这样一个合作，这样一个合作可能还会持续。为什么我会觉得还会持续？其实在这个表上虽然硅谷列第三，但是全球排前的城市基本都和硅谷有着密切的伙伴关系，大量技术的前端来自于硅谷，北京最大的伙伴关系是硅谷，深圳的最大伙伴是北京，但是北京最大的伙伴不是深圳，是硅谷。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深圳、北京、硅谷，构成了一个全球的创新三角，这样一个创新三角可能还会持续，可能还会带动中国的整体创新过程。
最后当我要结束这样一个汇报的时候，我想说，深圳能够做到的，中国其他城市应该能够做到，深圳能够做到的，上海、广州、天津理应能够做到。但是需要条件，这样一个条件是什么？是坚持更大范围的改革和创新，坚持一个以企业家为核心的创新主体，坚持一个市场化的进程。
好，谢谢大家。
曾瀞漪：感谢深圳市原副市长唐杰先生，刚刚他说来自小小的深圳，但是口气挺大的对不对？口气大，人家有底气，因为确实，现在我们翻看全球的企业的时候，你想想看，我来自香港，每一天腾讯的股价上上下下，主导着香港股票市场，今天我升的时候我周边的好多同事特别开心，腾讯的股价下降的时候，整个大盘指数下跌，有的人觉得我今天又赔了多少，一个企业来自有创新力量的城市产生这样一个效应，真的是非常的超乎想象。
城市的竞争在中国很激烈，城市的竞争其实就是企业的竞争，企业的竞争是企业家创业精神的竞争，也是企业家精神能不能够持续发展的竞争。这也是刚刚他所谈到的一个重点，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总部在上海的张玉良先生给我们做主旨演讲，热烈掌声欢迎！
张玉良：各位朋友下午好！非常感谢主办方的邀请，我本来是参加一个互动环节，没有我的演讲，所以我没有准备PPT，很抱歉。同时也感谢主办方给我增加了一个演讲的环节，所以我就非常简要地说一些我的想法。
我理了一下，大概想讲四个我的观点，城市的跃升，我觉得确实在中国在全球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城市是什么呢？我理解是这样的，城市一个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从最早没有城市，乡村，到不断地发展有城市，城市是一个什么呢？城市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经济、社会重要活动场所和竞争力的主要体现。经济好不好，首先在城市。你看看现在中国哪个省经济增长如何，只要看看这个省的一些城市的竞争力怎么样，它的竞争力怎么样？城市也体现了这个省，这个地区的所有文明进步的水平的标志，这是一个现状。而中国，正在快速进入城市化的阶段。城市我理解现在也跟我们企业一样，有时会生，有时会死，在计划经济年代行政资源作用比较大，所以可以不让他死，在市场经济年代下，我看它大概愿望上不让它死，有的时候它还会死，这个在全球都有这样的案例。
因此我认为我们关注这个问题，不断地提升城市竞争力，来提高国家竞争力，提高地区竞争力，非常非常重要。
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在城市发展过程当中，城市竞争力的竞争日益激烈，城市竞争当中的，以领头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的竞争正在形成的过程当中，值得关注。
第二个想法，我想讲的是，城市市场配置资源的一个结果形成的，行政配置资源能够促使一些城市有变化，或者加快，或者放慢一些。但是对本质来看，我认为还是市场起决定作用。中国政府近两年对我国的城市做了一些规划，我想这是一个导向性的，也是一个引领性的，但是对根本的，决定这个城市有没有竞争力，它能不能生存发展，大概还是在市场，是市场的力量。市场决定整个城市的竞争能力。
在计划经济年代，我们国家布点了很多城市，而且每个城市能级是不一样的，这个城市是什么级别，那个城市是什么级别，这个城市的重要资源多少？都是行政资源配置的产物，但是今天你去看一下未必。
刚才有一位前深圳的副市长讲到小深圳，小深圳确实过去是小深圳，但是你今天看看这个深圳在全球的影响力，在科技产业圈的形成，在城市的活力，不言而喻，真的不是一个小城市。就在同一个省原来两个城市的格局，现在发生一些变化，这都是城市起的作用。
同样有一些城市，近十年来不断地成长，不断的在全球竞争力的提高，但是有一些城市，乃至于省会城市不断在下滑，这是我们的现状。根本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市场在配置资源起作用，这是我的第二个观点。未来，我想市场在决定城市竞争当中会起更大的作用。
第三个观点，我想城市的跃升，地位的提升有很多因素决定的，比如说这个城市的自然禀赋，有些城市能居住，有些城市不能居住地有些城市有传统资源支撑它，有些城市没有传统资源、没有禀赋，有一些城市不能居住。你比如非洲一些国家，石油一大堆，它不能居住，但是它依旧能存在，依旧有竞争力。有一些城市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居住环境很好，生态环境很好，它也能聚焦，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因素。自然资源对它决定这个城市的竞争力起重要作用。
同样起作用的是社会制度，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和一个城市的社会制度一样，它的开放度，它城市的动力源。还有比如人口，人口的数量，人口的质量，人口移动的导向，还有我们的产业成长，当然包括为我们城市服务的教育、卫生、医疗，这些产业的如何，这些都是决定我们城市竞争力，跟决定我们城市兴旺跟走向没落的重要因素。而且这些因素我觉得有的是互相作用，有的是互相促进。但是，也有一些可能是核心作用。这是我的第三个想法。
第四个想法，我觉得对于中国城市竞争力提升，我认为在当今城镇化过程当中，全球化竞争是以城市群为代表的城市竞争的格局下面，中国需要有全球竞争力的城市群。而这些城市群，首先要有城市群的龙头城市，能够有足够的竞争力。其次，能够让城市群当中各城市成为互补体。而这些竞争力我认为在中国，为关键的一个是制度，这个制度，就是这个城市的开放度，这个城市的动力源，太重要了。开放度越高，我想这个城市动力源就高，动力源有多大就有多大的未来，如果把科技创新作为动力源的话，我非常赞同前面一位副市长所说的在中国大概哪个城市创新最扎实，哪个城市创新最能够跟国际接轨，他一定是最有竞争力的。我们高兴的看到像北京、上海这些城市都规划了提高全球竞争力所需要的创新的举措，创新的措施，举全省之力全市之力在搞创新，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个是人口，特别是人口的导向，人口的质量的提高，我觉得太重要了。我们也看到近两年来各省，特别省会城市极大的鼓励吸引大学本科，研究等等这些措施，来提高整个顶级人才，优秀人才的落户，我想这个太重要了。一个城市的优秀人才积淀跟积聚代表这个城市的未来。
总之，我想中国正处在一个非常好的发展阶段，中国的城市竞争力，在国际竞争力，在国内的竞争力当中都不断有提高。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我们在提高竞争力方面还有很多差距。
党的十九大，总书记的报告当中都提到了，我想应该我们认真贯彻落实，这样的话中国在未来的城市竞争力一定会能巨大的提升，这也是一定为中国在全球竞争力的重要的载体。
谢谢！
曾静漪：谢谢张玉良先生，张总刚才在主旨演讲当中很清楚提到就是一个城市的竞争，激烈的竞争，最后能不能跃升，很关键的就是市场的力量，也就是回应了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我们每年的主题，“决策与市场”及，市场的力量决定了未来这个城市的发展，当然还决定这个城市能不能完善。接下来我们圆桌论坛，有请主持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中国城市百人论坛联合秘书长毛其智先生上台，有请这一场的嘉宾，中共广安市委副书记严春风，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玉良，北大PPP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邓冰先生，凤凰财经研究院院长刘杉先生，请上台。
毛其智：尊敬的各位来宾，下午好，按照会议的安排，下面由我主持我们第一个圆桌议题，“城市的跃升”。城市的飞升，是我们凤凰财经提出的议题，今天我们很高兴有四位嘉宾坐在这儿一起来探讨城市跃升之道，“跃升”听起来有一点拗口，其实还是我们中国城市的成长和发展的过程。
大家知道，到去年年底，中国的涉市城市有657个，城镇化水平是57.35%，城镇的常住人口达到了7.9亿，这个巨大的数字是在全球发挥了重要的各个方面的影响，所以如果从城市跃升的角度，如果我们回顾过去的20年，在1996年到2016年，在这个期间城镇化的水平就提升了27个百分点，年均1.35。如果从整个改革开放的40年来看的话，城镇化水平整整提高了40个百分点，年均1个百分点，如果从城镇的常住人口来看，在过去的20年里面，中国的城镇人口增长了4.2亿，年均2100万，如果整个改革开放开始到现在，则整整增长了6.3亿人口，年均1500多万。
当然，我们城市的数量也同样呈现这种状况，从1976年的188个跃升到1996年的666个，但是之后没有再继续增长，还适当有所减少，每个城市自己努力做强做大，又是一个新的城市跃升之道。
我不再继续讲述这些数字，我们在座的各位嘉宾，我想他们一定都带来了自己对城市跃升的见解，我们想请第一位，先请我们中共广安市委副书记严春风先生，先讲讲您的认识，有请。
严春风：我来自四川省广安市，大家都知道，广安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家乡，同时这个城市是在中国非常非常普通的一个中等城市，整个辖区的人口是480万，实际上中心城区人口80万。它是由一个县级市，就是小平的家乡广安县，十多年来成长为一个中心城市的，这个城市在中国很普通，但是业面临着强大的竞争压力，它位于四川省川东渝北地区，川东，四川以东，渝北，重庆的北部，在川东地区的实力是最差的，国家在大的工业布局中从来没有布局过大的企业在那儿。但是这几年广安发展非常非常快，五年来城市面积扩展了3倍，城市GDP财政收入一直五年来趋于四川省的前三位。这就是一个城市跃升，觉得像我们这样的中等城市，实力还不够但是充满活力的城市，有这么一个因素，加强内功修炼。
党委政府作为城市的主要策划经营者，要有超前的思维，我们只举一个例子，广安市是小平同志家乡，重庆的上游，生态非常重要，怎么做好呢？我们广安人承担着重托，解决了洁净水行动，立志把广安的水搞干净，利用PPP的模式，和著名的企业合作，中国水环境集团合作，把城市的、乡村的所有污水管网打包整体建设。三年来，水真的干净了，往重庆流的水，从四级提升到二级，非常非常好，城市里头所有污水处理厂都建成地下的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厂就是公园。这样的话城市的环境、吸引力大幅提升，大家都很看重广安，尤其城市似乎在雾霾的时候我们那儿山清水秀，人们愿意到广安来。
第二，和先进城市对接。小平同志15岁出去以后没回过广安，但是他到南边划个圈就有春天的故事，我们紧跟深圳，和深圳市委市政府合作，拿出20万平方公里建成号称深圳第12个区，叫深广产业园区，到目前为止深广产业园区非常非常好，有比亚迪等一大批企业落户广安。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政策，为什么不到广安发展呢？我们广安的所有政策按照深圳的政策来，这样的话广安的发展速度很快，我觉得实现城市跃升就是要从外部和内部两方面着手，把一个没有太大竞争力的中等城市能够迅速让他们品质上、经济发展速度上、生活质量上都要提升。
实际上这里头涵盖着我们广安人民的一个想法，小平同志走了以后，也一直没有回来过，当年他非常非常想回来，有一次已经到了成都，已经安排回来了，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没回来，他把广安市的领导同志喊到成都的金牛宾馆，他说我很想家，他说你们一定要把广安建设好。实际上我们广安人民就是有这个劲儿，希望把小平家乡建设好。
今天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交流，我也希望大家到广安看看，到小平故里看看，投资广安，我们一起实现小平同志的愿望，谢谢大家。
毛其智：谢谢严书记的发言，按照顺序我们第二位还请我们绿地控股集团股份公司的张玉良先生做一个简短的发言。在您刚才特别强调城市竞争力的这么一个基础上，特别是您的企业，和企业与城市，决策与市场的关系，给我们做一个发言。谢谢。
张玉良：谢谢主持，谢谢各位。
刚才我前面已经讲了一些想法，所以我非常简要的再补充一些。我这个企业在中国有100多个城市都有投资项目，所以我们对中国这些城市的城市化成长，城市的经济状况，相对比较了解，我们也在全球13个国家有200多亿美金在海外投资，所以对一些全球城市群的领军城市也有所了解。我想补充这么几点：
第一点，我觉得中国的经济已经到了城市经济是中国经济中国竞争力所在，中国经济的重心主战场已经到了城市，城市竞争力提升，就是国家竞争力提升，而这个城市中龙头城市更为重要，这些城市群的领军城市，如果按城市分，我想应该有已经参与全球竞争城市群的龙头城市，有参与地区区域性城市竞争的区域性地区性的龙头城市的城市群。
那么这些城市实际上已经形成我们国家进步竞争的重要载体，你像有些城市的省会城市已经占了整个省的经济总量50%，增量贡献的70%，几乎所有的有竞争力的产业都已经在某一个城市，它事实上已经成为这个地区的龙头城市。像北京、上海、深圳，我看这就基本上是国家参与全球竞争城市群的龙头城市，我是这样认为的，不一定正确。
第二，中国城市群的成长，经过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我认为下一个阶段的城市发展是一种分化的发展，就是有一些城市能继续不断成长竞争力，有一些城市可能是在萎缩，有一些城市也不一定需要，因为它不合适，这种资源配置如果简单按行政配那不是市场经济，那是经济计划，对国家资源配置也不合适。所以下一步的城市的跃升，我想应该依托龙头城市为代表的城市群参与全球竞争力，这是一个重要方向。
第三个，我们国家这个城市群发展当中，我认为现在主要解决大城市问题当中，实际上很多问题可以在城市群的建设当中去解决。比如你说北京拥堵拥挤，中央决策搞雄安新区，我想这是一个跨世纪的重大战略决策。通过交通快速发展，来解决大城市的现在的通病。实际上在我们很多城市都在这样做，实际上我认为是一个城市群的布局实现了，哪怕是一个省会城市，你把一些功能疏散，把城市群的功能有机配合，它会把核心城市的很多人口、很多功能疏散，大城市病很多问题就自然可以缓解很多。因此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
那么从市场配置角度来看，提高各城市竞争力，我觉得也要有序竞争，不是无序竞争，比如这个省会城市说大学生落户，房子给一套，那个城市说研究生落户给多少奖励。其实我想行政导向是要的，但有一些可能还是市场配置可能效率更高，因为有一些城市，你想一个年轻人，刚才主持人提到他想去哪里生活，他有选择城市的愿望，但城市也有选择新人口入住的愿望，这就是市场配置，这就是市场配置过程当中自然形成一个城市成长的竞争力。
我们这个集团总部在上海，我们看到上海有很多优秀的地方，很多人跟我们讲，包括很多外国政要，说上海现在的社会治安非常好，很多大企业的企业家都愿意搬到上海做，他觉得上海的服务太好了，我记得去年韩正同志城市“城市是要有温度的”，“城市是要能感受的”就把城市规划的要求，把城市的宜居性提的很高，很多城市这方面可能有很多的差距。
所以，这些城市很多方面的提高是至关重要的，比如有些城市特别让人感觉安全，有一种特别感觉生态好，我们过去对全球城市都很仰慕，现在有一些城市我们觉得有仰慕的地方，但是也有看不上的地方，你跑进去小偷一大堆，天还没有黑就被人抢了，这才是我们30年代五大城市之一，你看看街上的垃圾三个月没有扫过，可能半年没有扫过，还是重要街道。有一些城市，我们说它人口不多，比如3000万的人口城市很多，管的很好，礼拜一到礼拜五交通很畅通。礼拜六、礼拜天交通更畅通，城市边上的树木没有灰尘，这种管理让人很钦佩。所以每个城市都在各个方面有特别吸引人的地方，这种城市可能有它的竞争力，所以中国城市的进程当中，在管理方面我觉得大有可为。而且我们城市现在规模都比较大，动不动有一些基本的底线会爆发，有一些城市大家觉得管的很好的也有一些事让我们触目惊心，可想而知我们的城市管理任重道远。
但是我相信中国的城市化，全球的城市化都以经济的发展，我们正处在一个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我们正处在全球竞争力提升阶段，完全有这个能力我们进一步提升。
谢谢。
毛其智：刘院长，应该我们整个论坛，还有我们谈主题的核心策划人，同时，您又是经济学教授。现在我想请您就我们这个主题“决策与市场”，和你对这个论坛的期望，和设想谈谈您的想法。
刘杉：谢谢王院长，今天我们的论坛是凤凰网财经与中国百人城市论坛一起做的。主题就是关于城市的对话。城市如何发展我想我还是结合刚才城市跃升这个主题，我想谈一谈。刚才说深圳是个小地方，20年前我就在深圳工作，当时就是个小地方，我做总编辑，当时的深圳，它的产业还是以加工贸易为主，满大街的都是农民工，与现在的深圳完全不一样。所以它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变化。
我们看为什么深圳能有那么大的变化呢？从一个劳动密集型到一个创新型，其实跟中国整个经济发展过程相关。中国最早的经济增长靠的就是对外开放，所以我们讲的一个是改革，一个是开放，改革是进行制度改革，从计划经济到市场化，开放就是引进了资本。
刚才蔡院长和唐市长都讲，城市的发展是靠人。那么整个国民经济的长期增长，都是靠资本的积累和人类的聚集。农民工成为城市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所以我想深圳从最初的开放，经历了一个产业的转移，这是在全球的经济增长历史过程中都是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
但是，城市的跃升，我想再说两句，城市的跃升不仅仅是说城市变大了，城市变好了，或者是城市的产业升级了。城市的跃升首先要有个性。我们现在的城市发展千篇一律，大家可能去看了很多的城市建筑都一样，这个城市的文化底蕴没有体现出来。所以我想在未来的城市跃升过程中一定要体现城市的文化。第二一个，要体现城市的包容。如果城市没有包容性，那么你的城市跃升仅仅集中在所谓生产力或者经济总量的提升，那应该和我们城镇化的发展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我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城市的跃升在城市的管理中，一定要体现以人为中心。为什么常住人口城镇化，和户籍人口城镇化有一个缺口呢？长期以来，我们的城市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一方面吸引资本一方面吸引了劳动力，同时这些劳动力并没有转化成城市人口，也就是城市发展的短视，只重了劳动力，而没有把这些劳动力转化为劳动的人力资本，以至于这个城市的居民。特别是城市管理，我们说“有温度”，有温度看起来好像很奢侈。我记得在20年前，曾经出现过，在北京和深圳也有，警察在大街上检查身份证，如果你没有，就把你抓到卡车上到郊区挖沙子去，那个时候的城市管理很粗鲁，现在的城市管理同样也存在着问题，比如说交通的问题，我们经常看到有警察的地方就堵车，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交通管理的目的，有时是扭曲的。很多的交通管理的目的是为了罚款，而不是为了疏导交通。所以我们很多的时间浪费在处理违章上，而不是在梳理交通伤，也就是没有提高城市的效率。所以我想城市的发展未来一定要包容，一定要有个性，一定要有提高城市的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通过制度改革来改变你的生存，更重要的是城市的跃升是以人的发展，以城市化，特别是户籍人口，整个的城市居民能够得到服务的均等化，这是城市跃升的一个的目的，谢谢主持人。
毛其智：谢谢刘院长对城市跃升的解释。我们下面有请北大PPP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邓冰先生，对城市跃升谈谈你的看法。
邓冰：谢谢主持人，各位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PPP研究中心。很高兴今天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参加这样一个中国城市百人论坛的会议。北京大学PPP研究中心是由财政部和北京大学联合成立的一个部校级的高端智库和研究平台。是于今年9月份正式揭牌，中心是由北大经济学院来牵头，同时整合了北京大学在社会科学领域几个比较研究实力雄厚的院系，包括了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光华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发展研究院和外语学院，这样一个中心主要是围绕着财政部在PPP方面的政策优势，以及北京大学在学术专家方面的一个资源优势和企事业单位的社会力量。
目前，大家都知道，PPP在中国现在很火，应该说特别是最近一个月以来，国家密集出台的文件，对于PPP如何发展提出了很多规范性的要求。我想今天这个会议主题，其实跟PPP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包括刚才第一位我们广安的书记也提到了，广安的污水处理，有水环境集团做的案例，在整个PPP当中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经典的案例。
我们认为PPP对于在城市的跃升当中起到的重要的作用，其实在我们PPP的设计之初就已经做了这样一个安排。大家知道PPP，他对开始的那样一个背景，从我们2013年底，为什么中国要推出PPP的改革，其实就是源于4个要求。
第一个是关于对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要求我们的政府要转变为法治政府，有限政府和高效政府，所谓的法治政府要求我们的政府依法治国，按照法律法规依法办事，有限政府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政府，而高效政府是要通过PPP让政府在运营管理过程当中要提高自己的效能。
第二个背景要求，其实是对我们地方债务的管理需求，大家知道截止到2013年6月，全国政府性的债务达到30万亿，地方性的各级债务17.9万亿，在这样一个背景的前提下，推出PPP，我们要求开“前门、堵后门、清存量”。开前门指的是发行地方的债券，缓解地方资金的需求。“堵后门”，就是把我们原有的一些融资为主的地方性融资平台，关停并转，“清存量”就是用PPP消化我们以往存量的债务。
这样一个背景在现在看来，对整个财政体制的改革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第三个需求，我们整个投融资改革的要求。以往财政对于我们整个城市管理的一个模式，都是一次性的去补建设性的资金。但是通过PPP会逐渐的转换成补贴我们今后长期的运营。同时把政府，原来是作为抓基础设施的建设，转变为重视我们整个城市的管理化运营。
第四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我们的新型城镇化的需求。大家知道到2020年我们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60%，资金缺口量是42万亿，这么巨量的资金单纯靠国家的财政力量是无法实现的，必须要吸引大量的社会资本，民营资本共同参与到城市的提升这样一个领域。因此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面，从2014年到现在，我们很高兴的看到目前我们整个释放库里面6788个项目，整体有10.1万亿的项目，目前落地已经达到40%，可以说很高兴的看到我们整体PPP改革的进程，为我们整体的社会发展、经济的进步，还有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都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大家看到，为什么在PPP的领域不仅仅是一个投融资的改善，更多的在提高我们的城市管理水平上面，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大家比较熟悉的北京的地铁4号线，大家很明显的感到他的运营管理跟服务可能跟其他的地铁线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引入PPP的初衷，不光是解决政府的资金问题，同时更多的是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提升我们政府在运营公共产品，公共领域的能力。因此作为中国城市的能力如何跃升，站在PPP的角度我认为是两个方面的思考，一个对已经建成的大的都市，像北京、上海、深圳，如何运用PPP的模式，在公共领域引入更多的优质方参与政府的管理，提高政府的管理水平。
另外一个城市，像在中小城市、三四线城市，如何借助PPP模式，用中国片区开发、特色小镇等于这样一些吸引大家共同参与的方式，来把我们的城镇化按照一个有序的进展来推进。因此，我也觉得，这样一个论坛，对于我们的城市发展，包括对于PPP今后的研究，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也希望今后能有机会，我们北大PPP中心，也能够跟我们的城市百人论坛做一些必要的合作。谢谢大家！
毛其智：谢谢邓冰先生。刚才我们在座台上的四位嘉宾，都分别讲述了一下自己对城市跃升的看法，并介绍了自己相关的研究工作的背景。
我们知道，在中国自从2013年底，中央召开了城镇化工作会议，2015年底召开了城市工作会议之后，城市的关注度比以前提高了很多，有关城市的话题也越来越多。我们这一节，我们主要讨论城市的跃升。会议方准备了几个题目，我想请在座的几位嘉宾，自选来做一些自己的看法。这几个题目，包括目前中国城市间面临更为激烈的人才资本等要素的争夺，如何合作竞争，实现共赢，这是一个题目。
第二是在城市群的竞争中，中国城市群遇到的挑战和机遇。
第三个是经济全球化加剧的我们如何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能级？
第四个是区域协调发展，我们怎么能在区域中做出更多的选择？更有价值的区域，更多的发展机会等等，还有一些议题。看看我们在座的四位哪一位先来谈谈？还是我们请严书记。
严春风：我讲一下区域合作。像目前，中国的城市，像北京、上海、深圳都是一线城市，走的非常好。在世界都有竞争力，但是在后方的队伍更大，像广安这种城市，我们是怎么考虑区域合作的？实际上，我们也还是瞄准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靠四川内陆城市，虽然说广安离重庆机场只有75米，但是它还是内陆城市。怎么在世界，或者在中国能够有一点点地位，能够吸一点营养，除了小平同志的恩泽以外，我们自己有什么方法呢？实际上也是借助于区域合作，我们走这条路很成功，我们和深圳合作，动员好深圳，你们“前店”我们“后厂”行不行？拿20平方公里一起合作，形成产业园区，目前一大批企业落户。同时，我们和天津滨海新区也采取合作，我们拿50平方公里跟他们一起，你们“前店”我们“后厂”，我们跟中关村也合作，形成了数字化的产业园区，大家一起共同来推进产业发展。我在中关村自己设立孵化器，我在那儿设立孵化器，这个企业孵化好了以后在我这儿生产，我给你返税，我给你好处。这样的话形成一个很好地和先进城市合作的态势。
所以说，到目前为止，广安成果就出来了。比如说，在四川省，我的手机，Ipad终端产量比成都还大，广安为什么比成都大呢？因为我前头有深圳在帮助，有天津在帮助。成都是自己发展，所以说我觉得，中国共同富裕，城市也需要共同的跃升，这个时候需要区域合作，需要先进城市带后进城市。需要像我们这样的中等城市，怎么找到自己的定位，借助自己的优势和先进城市合作，在自己山清水秀的情况下，文化底蕴很深厚的情况下，能不能够把产业和技术引进来？目前为止广安一线城市在我设立的研究院有27个，大家很惊奇。实际上我觉得广安就是一个例子，他就是一个区域合作的一个样板。也希望有兴趣的同志们，希望到广安来考察。咱们一起共同研究，甚至国外我们也想，希望能够走出去，国外到我们这儿来，能不能够先进技术，区域合作，也我们共同发展，我们这个方面有一些思考和体会。希望有机会跟大家一起交流。
毛其智：谢谢严书记。
张玉良：我觉得刚才这个题目当中要解决的两大问题，一大问题是我们全国上下，都看到的，还是个资源配置的市场化问题。资源市场化配置减少行政干预，在中国城市形成城市群竞争力，形成各个城市有序发展，这个是太重要了。
第二个，确确实实在中国，围绕创新。特别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来提高城市，提高国家全球竞争力。这两个方面太重要了。
我们也看到全球一些城市的竞争力，那些城市的竞争力其实是一些企业的竞争力。我们公司有个是研究全球经济的一个教授，他跟我讲，城市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也是政府造成的，城市是企业形成的。你说全世界有很多城市，不就是一个企业在全球竞争力形成的一个城市吗？在中国，有一些城市不就那么三五个核心企业形成竞争力，当然还有亿万有生命的小企业在一起创新成长。但是那几个企业左右了这个整个城市的全球竞争力。所以他认为企业的创新太重要了，我觉得这个话我很赞同。谢谢！
毛其智：谢谢张董事长，我们请刘院长。
刘杉：我想谈谈城市群的问题。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现在大家开始讨论要搞城市群的发展带动城市，背景是因为城市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大城市病的问题，我们现在有几个大的城市群，像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国家还批准了其他的一些个城市群。像中原，像长江中段。我想搞城市群不应该是拉郎配，也不应该是靠行政来分配。
我们看到这几个城市群，成功的几个所谓的城市群，比如像上海，就是长三角，依靠的是上海的经济中心带动的作用，其他的省市是资源跟着上来。
我们再看看珠三角，广州跟深圳是在改革开放，比如说它的发展有先期的优势，深圳和广州，因为行政闭锁的问题，在经济发展上并不协调。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京津冀，京津冀谈了很多年的协同发展，到现在也发展不起来。原因就在于权利的分配问题。天津、北京都是大城市，书记都是政治局委员，谁听谁的很难讲啊。
历史上还有一个城市群，就是类似于城市群，我们当时搞了一个环渤海经济圈。现在来看，这个战略不能说失败了，至少说它没有成功。因为在这个所谓的城市圈的发展中，天津是龙头，但是天津没有那么强的实力，政治上有北京，甚至于金融和资本，人才创新能力的地位上，北京都压过了天津。
在整个的环渤海地区，天津是压不住其他几个省市，比如像辽宁、山东和河北。所以城市群的发展一定要遵守经济规律。如果没有一个大的中心城市能够从经济上来做资源的有效配置。那么仅仅靠行政配置的城市群，一定会产生问题。一个是权利的问题，还有一个税收的问题。我们现在税源和税收所谓的一致性问题，虽然政府也在改善。比如说在总部的注册地要分一部分税，在其他分公司所在地也要有一些税收的分配。
但是在一个区域里头，如果产生同质化的竞争，那么就涉及到了税源和税收的分配问题。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城市群发展，可做的研究还很多。可能将来遇到的困难还有很多。所以在中国城市群的发展中，我觉得还是更多的依靠经济规律，靠企业、企业家来配置资源，而是靠政府搞所谓的拉郎配。
邓冰：我想就站在城市竞争力这个角度稍微谈一谈我的观点。我觉得北大有一个精神一直在影响着我，最早由蔡元培校长提出的“精神自由，兼容并包，”这个目前对于北京来说最近也经历了一些热点的事件，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北京包容的精神，我自己是2008年在北京工作了一年，后来2013年正式调到北京，北京对我而言是一个充满了很多工作机会，同时也充满了很多人文情怀的这样一个古老的城市。
当然，我也曾经想过，可能在我退休之后我会回到我的家乡去养老，去退休。但是我觉得北京这样一个大城市，它的竞争力体现在不仅仅是它的经济总量，经济结构，或者它的政治地位。更多的是让我们体会到他给予年轻人的一种包容的思想。当然最近的一些事情，我认为他不能代表这样一种博大的情怀。
我想，也通过这样一个事情，促使我们的大城市在如何定位好自己的规划，以及在确立城市发展的这样一个目标的时候，你自己最终关注的是什么，规划的要点在哪个领域？不能仅仅把一些数量上的，或者说经济总量、体量上的要求作为总体规划的目标。
作为年轻一代来说，特别像今后的80、90后，他们是不是会随着自己的理想迁徙到大城市，我想不仅仅取决于这个城市在其他方面的竞争力，更多的在于它的兼容并包，是否能够被新一代的年轻人所接纳，这也是提醒我们的城市治理者、管理者、建设者要思考的更高层面的因素。因为时间关系，我就简单说这些。谢谢！
毛其智：谢谢邓冰先生。刚才我们在座的四位嘉宾，都从自己不同的视角来讨论了城市的跃升。中国的城市，至少有五千年以上的历史，在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可能会追溯到一万年以前，我们今天讨论城市的跃升，我们还是应该遵循，尊重城市发展规律，搞好各方面的统筹协调，我想这是一个中央制定的总的原则。
在近期，中国政府从宏观到微观，都做出了一系列有关城镇发展的重大决策。比如说，我们有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有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我们有在区域层面上提出来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规划，有建设长江经济带、国家及转型升级示范开发区的决定，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在城市方面更是百花齐放。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北京城市主体规划做了重要的批复，指出来我们城市未来发展的一些重点，这些决策都极大的推动了城市的跃升。时间的关系，如果有可能我想请在座的四位每人用一句话结束我们的圆桌讨论，我们先请严书记说一句。
严春风：中华民族的复兴，希望就在我们的城市跃升上。
毛其智：谢谢，张董事长。
张玉良：中国的城市群的竞争力在全球的作为大有可为，也一定会为伟大的复兴梦助力。
刘杉：城市的跃升应该是城市文明的不断进步。
邓冰：希望我们能够把PPP作为城市提升的一个有效工具，来加以合理的有效的运用。谢谢。
毛其智：谢谢各位。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圆桌讨论就到此为止，谢谢四位嘉宾，也谢谢各位观众。
曾静漪：谢谢毛其智院长，谢谢台上的四位嘉宾，各位朋友，给我们这场圆桌来一点热烈的掌声，谢谢他们，谢谢，请台下就坐。
一个城市有人，有企业，有政府，所以这个城市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处的如何，协调的如何，关系如何，会主导这个城市未来的命运，我们知道在“十九大”当中对城市有一个新的说法，新的想法，“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坚持新的发展理念，推动新兴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等同步发展。目的是通过新型城镇化拉动内需，信息化改造传统产业，当前很多人都琅琅上口的就是智慧城市，智慧城市好像已经成为驱动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好像智慧城市也是应对城市发展挑战的一大把钥匙，比如说大数据物联网，大家都往这个方向去想，很多的企业也在这个过程中建构他们的智慧，然后将他们智慧城市的理念延伸到每一个城市当中。
接下来我们有请的就是中国社科院城市和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科院—联合国人居署联合课题组首席城市经济学家倪鹏飞先生给我们做演讲。热烈欢迎。
倪鹏飞：谢谢主持人，谢谢今天到场的各位嘉宾，事实上我们也是主办方之一。
我想给大家在这个环节里介绍一下我们的最新的研究发现，我想我这个题目改成第二波崛起，“中国城市空间三大崛起与跃升”更为准确，为什么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整体的崛起，我们认为在这些城市的视角来看，我们有第一波的崛起，就是中国中心城市的崛起，中国东部城市的崛起，还有中国一线城市的崛起，这是第一波的崛起。第一波崛起完成以后，我们现在正面临着第二波的崛起，也是三大城市空间的崛起。我想讲三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我是说从城市的视角看，中国城市发展进入了一个扩散、外溢的新时代，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空间经济的发展它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律，我们梳理了一下开始的时候它是先聚集，也就是说先在一个几个点上进行发展。然后它要扩散，但不是全面的扩散，是局部的扩散，在这个扩散的过程中还有激化。第三个阶段是扩散，全面的扩散，扩散的外溢，这和我们小平同志提出的理论非常一致，但他那个更有高度，他那个理论应用到空间的分析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十九大”报告里面对主要矛盾的判断，从城市的角度去观察的话，就是说我们城市体系它有发展，但是它发展的不均衡，不充分，我们要到2020年完成激化期，开始激化和扩散期，也就是说先重点的发展。刚才唐市长讲的深圳的崛起，深圳科技创新的已经走在全世界的前列，在中国的深圳、上海、北京这三大城市，放在世界的高度，世界的坐标上，它已经是崛起了。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目标。
第二个目标，“十九大”说是2035年要实现基本的现代化，那也就是说要有很大一部分的区域、城市有一个跨越、升级、崛起，这是一个激化扩散其。
第三个阶段，2050年，可以说那就是我们所有城市都实现了一个跨越和飞跃。如果我们把全球地图打开的话，我们做过竞争力和科技创新的研究，就会发现在美国，在欧洲，那些发达国家，他们虽然城市的规模大小不一样，功能不一样，但是它的发展水平是很接近的，但是在我们现在国家目前这个阶段，我们发展水平差异是非常大的，高端要素的聚集差异是非常大的，主要集中在这几个一线城市。
那么未来2050年我们的目标，就是能够像美国、欧洲那样的发展，所有的城市的人均收入水平，不是绝对的平均，应该是大致的相当，很快速的缩小。我们现在当前正处在这样一个从激化向扩散转折的时期，正像我刚才说的，个别的城市已经实现了崛起和转型，已经成功了，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同时面临着赴外部性的压力，简单说就是城市病的压力，它也要扩散，从它内生来说也要扩散。而另外一些城市空间具备了跃升的条件，也正好遇到了一线城市向它扩散的机会。所以我们说，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扩散外移的新时代。
第二，这个扩散这个外移不是全面的扩散和外移，是重点的，是向三个区域的扩散和外移，它的崛起和跃升，我想从空间的纬度上来说也是三个，一个是从区域的角度来看，就是中部城市快速的崛起和跃升，这个与东部发展的压力、东部产业的扩散有很大的关系。中部城市的跃升我认为意义非常巨大，中部，我们知道它处于我们中国的中心地带，它是我们文明的中心，人口众多，3.6万亿，所以我们说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的崛起关键我认为是要在东部崛起的基础上是中部的崛起，中部的崛起对中华民族最终的复兴我认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目前中部恰恰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人口总量，原来发展的基础，特别是在人口这个基础上的人口红利，再加上现在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等高速网络的建设，把东部和中部已经连为一体，任何一个城市和它周边的城市的距离，用高铁连接起来，都不会超过一个小时。所以东中已经成网，这个就决定了中部会有一个重要的崛起。
第二个是从城市的层级来看，我们发现就像刚才说的，目前是二线城市，将来还有三线城市，目前表现最强烈的是强二线城市它在快速的崛起，一个原因就是一线城市升级以后面临的压力要扩散，第二个它自己二线城市有很好的人口条件，产业技术，最重要的一些省会城市，一些区域的中心城市，他们有很好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等的公共服务。因此这些城市进入了快速崛起的一个时期。
当然，他们的崛起，我认为对中国的崛起，对中华民族的复兴意义也非常巨大，因为大国经济需要多点支撑，大国经济需要多个引擎。要跨越这个激化的陷井，带动全国区域的发展，甚至支撑中国成为世界的中心，中国需要多个区域的中心，从区域的中心上升到国家的中心，甚至上升到全球层次体系的中心，这样才能真正带动中国的复兴，中国走上全球经济舞台的中心。
第三个崛起，是我们发现中国现在空间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主体就是城市群，但是城市群现在发展的也不是特别的均衡，有发达的，有正在发展中的，还有潜在的，那么我们发现发达城市群它的周边区域，大都市周边的区域正在迅速的崛起，这些区域的崛起对中国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可以解决大城市的城市病的问题，另一方面它可以真正使中国的居民进入到城市来，现在大家都希望到城市里面，城市化，都到大城市里面吗？不可以，也不可能。但是我们在大城市周边建很多很多的小城市和小城镇，实现大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就像“十九大”报告里提出的，既能解决大城市的大城市病，又能利用大城市外部的外溢效应，促进这个区域的共赢，实现我们全国居民的真正成为市民，进入一个幸福的现代化国家。
前面我的观点给大家介绍完了，问题是我说的这个对吗？所以我用最短的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证据，用这三个层面的崛起，人口，这个大家共识了，如果你这个区域人口在快速增长的话那肯定是崛起的。第二个，经济，人口是受经济的影响。第三，房价，房价既是受前两个因素的决定，也是代表着预期，因为一般来说房价的高低含有人们对这个区域的未来判断。
这张图是一个总的图，这个总图在我们做全球报告的时候发现，全世界有三条经线，一个是东京20度，一个是东京110度，就是咱们这里，一个是西京100度，这三条线的两边情况是很不一样的，一边是特别繁荣，一边就相对比较落后。我们东京110以东这个地区就是中部和东部这个区域，我们发现在之前下面那个图看不出来东中一体共同繁荣，但是这个图是最新的2017年美国航空航天局公布的图，这个图里面已经看出来东中的差距在缩小，都变得亮了一些。那么右上角那个是腾讯的社交聊天的图，那个图更能反映出东京110度的情况。这是房价的情况，基本上和我刚才说的三个层面的崛起都有很相似的地方，待会儿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首先我们从区域来看，我们说中部，现在面临着崛起的重要的趋势，中国有四大区域战略，我认为最成功的目前来看是中部崛起战略，之所以这个战略成功，因为它与经济发展的规律有很重要的关系，也就是扩散的规律有很重要的关系。从这个我们可以看出来，中部地区这五年的时间它的常住人口的增速，也就是中部地区的人口出现了明显的回流，这个是2.2，远远高于其他区域。因为一般来说，人口更具有长期性，这个就特别特别突出显示出中国人口的增加和它崛起的一个重要的表现，这是人口增速的趋势，从这个趋势也能看出中部明显人口在回流，在上升。
第二个是从经济，也就是从GDP的比重来看，也是从中部，从最初占全国的0.19到现在的0.21这样一个水平。这是一个变化的图，那个红的明显是稳步上升的，当然右下角西南地区也是在上升的。变异系数，中部地区的变异系数比较大，反映出刚才说的虽然在崛起，但是在明显的分化中。房价的情况，基本上就反映出刚才我说的它的价格在上升，除了环渤海地区，中部是最高的。随着时间的发展，我相信我这些证据还会进一步证实我刚才的判断，我们基本上在讲未来，既有现在又有未来。
第二个就是二线城市的崛起，这个大家看的应该是比较明白了，一个是二线城市的常住人口占比在迅速的提升，这个也是二线和一线城市的人口比重在迅速的提升，右上角那个是二线城市的人口在提升，三四线的比重在下降，常住人口的增长速度也是和前面这个一样，是一线更多一点，二线也开始比较高。今年的房价，二线上涨的速度更快，其次是三线。这是GDP，二线城市的比重在全部城市的比重在迅速的上升，增速应该是这四条线中最高的，这不是可比价格，是当前价格，是唯一的超过8的水平。变异系数也是反映出它在分化，这个图反映出它的经济增长率比任何一线都是最高的，并且已经稳了下来。
第三个就是城市群，我们发现发达城市群的周边城市，也就是小城镇，他们在迅速崛起，这个从人口的角度不是十分的明显，十分明显的就是长三角的周边城市人口的比重在上升，中心城市的人口在下降，周边城市人口在上升，其他的城市群还是中心城市的人口再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相信未来几年，像珠三角、京津冀几个发达的城市群可能也会上升。
时间关系，我要加快一些，从人口增量可以看出，周边城市明显快于中心城市。GDP，也是长三角，周边城市快于中心城市。房价，这个表现的最明显，因为房价有提前预测的特征，你看从房价来看，是有四个城市群的周边城市的房价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中心城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环渤海，其他区域还不行，这个趋势还没有前两个趋势明显，但是已经有这样明显的趋势了。时间关系，我就不把具体的证据展开了。
最后一点，我们只能来顺应这个规律，促进这个崛起，以最终实现我们所谓的全国共同富裕、共同进入现代化。其实我们说这是一个趋势，这仅仅是一个趋势，它也是可变的，也是脆弱的，在其他国家发展过程中，它是存在着激化陷井的，也就是说那些好的城市发展永远好下去，其他城市就扩散不了，这就叫激化陷井，在拉美是一个最普遍的现象。那么我们有这个趋势了，但是我们在市场作用下，已经出现了由聚集向扩散这样的发展阶段，如果我们的政府还像过去那样把资源都集中在行政级别高的城市，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没有随着市场、企业的需求扩散出去的话，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扩散，市场最终的扩散是不可能成功的，就有可能陷入到扩散的陷井里面去。
因此我们说怎么办呢？解决这个扩散的问题，我们换一个角度，我说用围魏救赵的办法，简单说就是要在刚才说的这些热点区域，甚至潜在热点的区域，加大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让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相接近，人口、产业自然就会流动了，所以这是一个总体的战略。
那么这三个层面上我简单说一下，中部崛起我们提出要适应两大分区的战略，第一，东部和中部应该是自主发展区，让市场来决定，政府不要过多干预了，这些区域最好是要市场来决定，东北和西部他们这些边缘衰落地区，我们需要的是政策扶持区，所以要采取两个相区别的战略。
第二个，针对不同层级的二线城市的崛起，促进二线城市的崛起，我们说应该实行多中心促进的战略，对于正在崛起的这些城市，我们怎么支撑它呢？或者怎么提醒它呢？这些城市我认为要发展多样化，这些城市都是大城市，大城市的竞争力来自于多样化，单一的功能，基本的功能，所谓疏散其他功能，这个不可取。城市越大，城市发展的水平越高，它是越多样，它的人口是多样的，各种收入的，它的产业应该是多样的，它的文化更应该是多样的。第二个就是要它的新型化，这些城市要成为未来全球重要的中心城市，它必须要发展金融，发展科技，这些城市要多心化，要克服它的城市并，要大都市化，要建立多个中心。还有一个要改善它的环境，提升它的品质，品质化。再一个我想讲的，这些城市应该是坚强的，我们发现我们的城市不是坚强的，是脆弱的，看起来很光鲜，外面很光鲜，不能受一点风吹草动的冲击，这个是未来我们很大的一个潜在风险。因此我们在建新的崛起的城市，不能像原来一线城市那样，要变成坚强的城市。
再一个就是发展城市群，周边城市的发展，我们说实施极其优化的战略，一个是完善周边的中心城市，建立城市体。第二个就是要强调同一个水平分工进行产业机会，就是你这一个区域里面采取一样的产业，只是在不同的环节上是有区别的。最重要的第三点，就是要把它的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基础设施实现一体化。
谢谢。
曾瀞漪：谢谢倪鹏飞先生。感谢！从今天开场一直到现在，我们一直谈到市场，市场的力量在城市发展的过程当中在城市竞争的过程当中特别重要，但是市场的资源配置更是决定着城市的未来。接下来在这场环节我们要进行的就是城市的未来圆桌论坛。有请：
京东集团副总裁黎科峰；
科大讯飞执行总裁陈涛；
ETCP集团董事长谭龙；
权健集团董事长束昱辉；
请上台！用热烈的掌声！有没有发现，我们台上这场的嘉宾都是在中国非常具有影响力和领导力的科技企业，创新企业，他们在台上讲的话，可能就会告诉你们未来城市的发展会是怎么样的。谢谢束昱辉先生，陈涛先生还有黎科峰先生、谭龙先生，欢迎你们。
城市的未来，大家可以有很多的想象，你们想象当中的城市的未来是什么呢？我想在这个环节先请问科大讯飞的执行总裁陈涛先生，您谈一谈，您想象当中，城市的未来，应该是一个什么景象？是我们常常在电影当中看到的科幻片，还是说您有您自己想象的城市的未来的模样。
陈涛：主持人好、各位嘉宾好。刚才其实一直在提关于城市的竞争力，还有包括比如说城镇化，还有城市群。科大讯飞其实认为未来城市的这样一个概念里面，非常重要的就是要解决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是城市规划的合理性。第二个，就是公共资源的，特别是优质公共资源的可复制性。包括一线城市怎么样去容纳，或者现有的城市怎么样去吸纳我们的农民工等等的。其实可能城市的管理者他也会去考虑这方面的问题，为什么不吸纳过来呢？也不希望北京等到春节的，最后相关第三产业的人全都跑了，最后发现买菜或者叫外卖都非常困难，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城市的公共资源，其实供给是有限的。比如说优质的学校，优质的医院。我相信可能现在很多城市，包括北京也好，这些优质的学校和优质的医院，他本身对于北京的市民来说，他就是一个稀缺资源。你更不要说对于一般的老百姓，甚至农民工等等。
因此的话，如果城市的发展的过程中，解决不了生活必须要素还有公共资源，特别优质公共资源的可复制性这方面。我们习总书记所讲的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性，这个问题事实上很难去解决。
第二个，其实就是关于城市的科学的规划的问题。
曾瀞漪：陈涛先生很认真，您是不是一开始到现在都坐在这里听。
陈涛：一直都在。
曾瀞漪：他有把蔡昉院长刚刚讲的那句话吸收进来，也就是说在中国现在发展要有一个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就必须要进行城市化，城市化的关键就是公共服务能不能全覆盖，您刚刚已经记住关键的要点了。我们先不用谈未来科技带给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美好，我们先看看人在这个环境当中是不是有一个完善的公共服务，这个部分我们待会儿谈一谈。接下来请黎科峰先生，谈谈你想想当中城市的未来是什么状态？
黎科峰：对于京东来说，去年开始我们就强调智能，人工智能。我们也坚定地相信，不论未来是在我们的交通、教育、医疗，包括我们的商业应该都是智能化的。所以整个这四部分组成了未来的智慧城市。我在京东我们自己来看会定义未来的城市，会智慧化。未来城市智慧化最关键的两点，一个是大数据，一个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会极大的促进交通的智慧化，教育的智慧化，医疗的智慧化和商业的智慧化，京东在商业智慧化里面，我们提出来无店零售的概念，通过把线上线下把数据打通进行更精准的商业化的应用，然后促进整个商业往智能化的推进，我相信这是我的理解。
曾瀞漪：黎先生觉得未来的城市就是一个智能化的城市，就是一个大数据，就是一个物联网，就是一个我们交给科技就能够解决很多问题的。接下来想请教谭龙先生，网上介绍您说，你现在是中国停车方面最智能化的一个企业，在相关的推动方面，您这个idea是来自于您跟女朋友在一块的突然想到停车那么痛苦，就应该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因为女朋友的触发，你现在做成了这个事情，在中国的停车服务当中您智能化的服务做的很好，讲讲您认为中国的城市未来究竟是怎么样的？
谭龙：首先简单介绍一下ETCP，可能很多朋友觉得比较陌生一下，我们算是全球领先，也是中国第一的智慧停车产业集团。我主要是跟停车厂，把信息孤岛联网化，解决停车难。解决这个城市的一些城市病，对于城市的未来，在我看来，除了一些必要的适当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之外，更多的就是应该提升促进现代服务产业，把我们老百姓生活中间，比如说像我们每天都会遇到的停车，像刚才两位讲到的个人生活的应用场景把它智慧化，把它服务的效率提升上来。我们能够更加方便、快捷获得一些服务。同时，也能够给这个城市带来一些新经济、新产业的一些机会和延伸。
曾瀞漪：束昱辉先生谈谈您对于城市的未来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是想象呢？
束昱辉：我还是接着刚才陈总的话题，叫城市公共资源，刚刚陈总讲到一个医疗，其实像一线城市的医疗设备，比如集中在广州、北京、上海这些地方。那么，另外我是做医疗医院的，我基本上能了解到一线城市，他有的设备，二线城市和三线城市都有了。但是更多的人，他都是到一线城市去治病，或者三线城市到二线城市去治病。其实是公共资源的浪费。他是通过互联网的模式，互联网医疗的模式来实现的，就是这个人，他在二线城市或者三线城市，通过医疗设备的检测，做疾病的鉴定，如果二线城市和三线城市的医务人员资源紧缺的情况下，通过这样的一个互动，让一线城市的专家、教授来拿出一个治疗方案，让二线城市或者三线城市去达成或者实现，这是我认为城市群的一种体现。
另外一个四线城市，四线城市，一是偏远，二是贫困，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让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以及三线城市，这些专家、教授的以及医疗设备如何从工业的角度来讲，为四线城市，贫困地区的人，为他们做好公益性的服务，让大夫给他一个好的治疗方案。我想聊的话题是，作为我们中国人，其实有很多资源是浪费的，为什么资源是浪费的呢？比如说治病，追求大的医院，好的医院，我告诉你好的大夫，好的设备不一定在大的医院，不一定在好的医院，而是可能在我们的身边。
曾瀞漪：所以你有解决方案了吗？我们卖个关子，等一下让他告诉我们他研究出来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接下来请教陈总，您刚才谈到了对未来城市的想法，眼前您觉得城市的公共服务是特别重要的，科大讯飞在这方面有一些什么样具体的想法吗？您先讲一下您公司本身跟这一块还有跟未来科技方面有什么样的结合？
陈涛：科大讯飞在做人工智能这个领域，我们做人工智能差不多已经将近20年了，人工智能就是指的，把智能的机器最后去扩展人的智力或者是能力，还有效率。我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们非常关注公共资源。我举个例子，我们目前研制的软件的治医的助理，其实他是智能的软件，在今年我们合作参加了我们国家的职业医师的资格考试，这个资格考试，束总应该是本身这个行业里面的。今年的话，总共参加职业医师考试的考生全国总共有53万。考试的话，差不多总共满分是600分，如果要是通过了360分，超过360分，就可以拿职业医师的全科执业证书。我们的机器人考了有456分。也就是我们的机器人其实整个的考生里面，差不多属于前大概15%左右。
而且，考过了以后，它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因为我们安徽省是全国第一个推出人工智能的案例。介绍一个案例，原来在县级医院有一个患者，他有一个病在县级包括他的市级一直确定是一个血液病，后来治了三个月没有治好，到了我们人工智能医院以后，会根据所有检验的结果推出来了，建议比如说可能还有其他病的可能性，然后给出来另外的一种检验的需求，最后其实是诊断出来这个人根本不是原先的那个病。
曾瀞漪：也就是人诊断错误了，你的机器诊断对了。
陈涛：对，所以我们为什么强调公共资源，优质公共资源的复制能力，是城市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你要是没办法对它进行复制，大家只好扎堆发展。因此，包括三线或者四线城市的人，他必然会有一种诉求，要去追求更好地资源。所以科大讯飞在这个方面，其实是在用人工智能，在给很多的行业进行赋能，赋能使得优质的资源能够进行复制，在我们这个公司，其实它有一个概念叫做用人工智能去学习顶级专家的知识，然后达到一流专家的水平，超过90%的普通从业人员的水平，这个其实很多领域我们都这么做了，包括教育、医疗。现在事实上在养老，这三个方面我觉得是城市要想具有这样的一个留存现有人口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公共资源的质量的保障。其实科大讯飞就是在这做方面的东西。
曾瀞漪：科大讯飞做的人工智能在全球非常有名，有外国的媒体推荐，未来在中国关注中国的企业当中科大讯飞是非常重要的一家企业。你们除了刚刚谈到的医疗方面，还有别的很多方面。我们就不细说，待会儿可以再展开一下。束总，您一看到我们陈涛总这么一谈的话，您觉得还有戏吗？您怎么办？没关系，我还是给你机会讲讲，你刚刚提到的在医疗方面，你可以想到的解决方案和你们已经在做的解决方案是怎么样的，也许你们将来可以合作，你想讲讲您的方案。
束昱辉：我们是中西结合的医疗机构。但是你比如说像刚刚陈总讲到的人工智能化，我们现在已经能做到，我们通过人工智能都能做到。像过去的大夫要诊脉，我们只要带一个腕表在手上，中医诊断用手就能诊出来的是什么疾病，他诊出来的就是什么疾病。
比如说望闻问切的望诊，我们跟清华合作的人脸识别系统。我们通过这个技术，比如说通过人的骨骼的18个点，能够识别出来这个人，怎么我都能够把他认出来。我们通过这个系统，我们通过中医的望诊，不同的颜色或者不同的形状，中心能够把它诊断出来大概的是什么病，这个我们也做到了，这块也是人工智能的一个体系。
另外一个我刚才讲的，包括影像系统，其实影像系统，这个城市再穷，他都买得起这个设备，因为中国现在，像核磁共振或者什么彩超，这些东西没多少钱，也就是一两千万，两三千万的事情，但是他最缺少的是诊疗的专家。通过这个系统，像北京、天津有很多的大医院，他可以把周边的城市，跟医院进行一个联合，把这个影像系统，通过网络传输给他，专家传输给他结果，这样去做。
同时，比如说，治疗也是的，其实治病贵治病难的问题，其实真的不是真的治病多贵或者治病多难，问题出在什么呢？我举一个例子。像我们平时治病的，比如说一个治胃的药可能就几百块钱，但是这个人从新疆或者海南飞过来就好几千块钱，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什么不能跟新疆或者海南医院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医院形成一个城市医疗群，形成这样的一个对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在实施之中，应该在明年年初，2018年年初就能上线，基本上把全国很多大的医院，一线城市的一级三甲医院，二级城市的三甲，三乙，二级医院全部连通起来，就它解决治病难，治病贵的问题。
曾瀞漪：我们谈到未来城市的时候可能有一个更直接的景象，不是我居住在西南地区的某一个城市，我就觉得我住在偏远的地区，而是我住在西南的某一个城市，我可以享受到这里的青山绿水、美好的空气，但是我又可以享受很好的医疗的服务。它打破了城市跟城市之间所谓的距离，所谓的城市的分界，这样的医疗不管是您还是陈总提到的概念，其实这些偏远的人有很好的空间和医疗服务，通过我们的智慧城市和人工智能。在医疗问题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应该说是最苦恼，也是最需要解决的，如果在这方面，我们台上两位嘉宾，他们的企业都可以做到这个了，现实的问题就是说，塞车、堵车的问题，所以接下来，我想谭龙您刚刚已经简单谈到你们现在称为是全球最智慧的停车智能企业，介绍一下。怎么个智慧化，在中国方面，这个智慧是怎么样的运用？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来告诉我们。
谭龙：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大家很多企业都在讲智慧停车，实际上他们都是把过去的取卡的方式，卡就是金属的介质，把它变成车牌识别，把微信、支付宝引入进去，我们就停车快。
ETCP在过去几年的实践我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因为都是基础设施，实际上我们并不认为这是真正的智慧停车。我们眼里的智慧停车是怎样子呢？举个例子，待会儿会议结束之后，各位都要回家或者去下一个目的地。当我们出发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去的目的地停车厂，这片区域它的停车指数，以及你即将抵达的停车场，他的空车位等等具体的相关数据展示给你。当你的百度地图或者高德地图显示你将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到达这个地方，在未来一个小时，你要去的停车场这片区域它的停车指数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在你行进的过程中间告诉你。当你将要抵达目的地的，假如车位没有了，我们迅速告诉你，离你的目的地最近的停车场，最贵的或者说服务最好的，最便宜的停车场在哪里。
如果说，你距离停车场目的地有一段距离，不要紧，我再给你一辆单车，我们叫做ETCP摆渡车，跟机场的摆渡车一样。我们现在目前这个业务是自己有一小部分，更多的是跟摩拜进行战略合作。所以这个过程我们就实现了，车位的预知到指引到控制到指引，能够极大的节约我们的时间，把我们另外30%城市的交通拥堵是因为周边停车，因为停车导致的30%的拥堵，我们的一个车进到停车场以后，刚才讲我们是智慧停车的2.0，1.0就是信息化、标准化、联网化，这是讲的第一种方式。
3.0当我们把车开到停车场，停车场是个很好的场景，在座的各位，我们在这里开会，我们很多人都把车停在地下停车场，我们开一天的会，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可以把车洗了，给它做个美容，甚至把我们的车在停车场租出去几个小时的时间。这样子，基于停车场这个场景，我们能够衍生出来汽车服务很多很多关联的东西，加上ETCP做的这个业务是一个资产容量的业务，这样子加上入口的LBS，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汽车服务的人口，这就是真正的智慧停车。
曾瀞漪：细节的部分我们这儿不多谈，但是我想从您这样一个拓展当中，确实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在这个时候也是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您刚才号称全球智慧停车，这个概念你们在中国究竟做到哪些城市，全中国都有了吗？还是在一线城市。
谭龙：我们ETCP业务覆盖了将近190个城市，第三季度达到了186个城市，主要是在北上、广、深、重庆一线城市比较多，我们现在开始向国外，像法国、美国、北美、巴西、韩国这些国家已经开始输出ETCP的商业模式和我们基础层面的应用。所以我们说全球领先，一个是我们的业务规模，第二个是基础应用能力。第三方面是在市场影响，第四是资本实力，这四方面组成的。
曾瀞漪：谢谢。谢谢谭龙总，交通运输或者我们行动当中的可预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重要，因为预知，我可以知道往什么地方走。这样的出行就很方便了，接下来请京东集团的副总裁谈谈，您对未来城市的设想，包括京东在大数据方面也很厉害，京东在也方面落地究竟是怎么样在智慧城市里面做到什么样的服务的？
黎科峰：其实刚才陈总这块我们跟科大讯飞的合作也是非常多的，很早以前就进行了人工智能方面全方面的合作，对于京东来说，刚才提到了偏远城市，现在我们在大城市里面都可以享受到最好的点上服务，但是往往因为地理原因或者成本的原因，在很多偏远的地方，现在很难享受一二线城市这么便捷的购物体验，我们京东提了无人机，无人舱，通过无人机配送到偏远的山区里面降低运输成本，通过无人舱，通过机器人降低整个仓库的运营成本，可以迅速扩展到非常多的城市或者城镇，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所以我们也是通过这方面的无人机，无人舱，无人车的战略，能去让更多的四五线城市享受到更好的点上服务。
第二块对于我们的购物体验，现在京东我们不但是说现在在移动或者PC，我们在智能硬件，包括我们跟科大讯飞合资成立的铃珑科技做的音响上也可以购物，现在我们在冰箱上也能购物。无处不在的购物，甚至通过AR、VR（虚拟现实），可以体会到在线上，可以体会到线下试衣，试装等等这样一些新的购物体验。
第三方面，我们通过无介（音）零售，让我们从大数据线上的技术去辅助线下的厂商，我们看到随着电商的发展，在很多购物中心，大家可以看到购物越来越少了，在这上面大家觉得线上可能更便捷，其实我们利用线上的技术推动线下的改造，把线上的技术，包括线上的用户，它的画像跟线下结合，当你来店里面以后，他不是一个新客你已经对他很熟悉了，因为他线上的数据知道他喜欢哪个品牌的，喜欢哪个颜色的衣服。最后一点，我们还做了智慧供应链，帮助做生意的品牌商从原来的传统零售跨越到新的智能零售，让他更了解他的用户，他更了解他的货应该在哪个城市去卖，在哪个城市应该去卖什么样的款式等等，所以这四方面是京东我们做出来的实力化的东西。
曾瀞漪：刚刚在台上听四个嘉宾的回答，让我想起来我们这个环节谈的是城市的未来，实际上也不是城市的未来，我觉得好像就是你们企业的未来，就是所有城市的未来，智能化，哪有什么一线二线三四线五线城市的？没有，那不就是你们一出睡所有城市统统都方便了吗？您刚刚特别谈到在公共服务方面在未来城市发展方面，假设真的有智能城市这样的概念，实际上就是一个智能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城市的概念，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如果真的有所谓的智能城市的话，可能更牵涉到资源配置，比如说政府在智慧城市的发展过程当中，它起到的影响力究竟是什么，这跟我们今天所谈的城市的竞争力，城市有这样的一个地域的跨界，有密切的关系了。您来谈一谈我们城市的未来，负责要达到像你们想象美好的智慧的城市，如果我们要打破这种公共服务不均等，公共资源分配不够，全面的情况，是不是智慧城市跟资源配置之间需要有一个协调，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陈涛：第一点我们做智慧城市这个领域其实大家都有一个认可，就是共识，智慧城市它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比如说，我们讲什么时间2025年我们达到智慧城市，不是这么来说的。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一线也好，五线城市，刚才讲的城市的竞争力和城市自己的资源要定位。因此在每一个城市，比如说有一些小城镇，他们其实觉得自己，比如说就活的很开心，比如说有一个乞丐他也很开心，但是一个亿万富翁，其实他有自己的烦恼。所以在这里面，关键可能还是，不是在于现在的指标到底是怎么样衡量他，以及这个智慧化的过程，到底这个指标对不对？包括城市的竞争力，GDP，还是创新能力等等，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但是在讯飞看来我们人工智能赋能的手段最终还是为了优化整个生命的质量，优化时间的质量。如果说我必须要去上学，我有没有可能在上学，大家都付出45分钟，我们的效率都变成是很高。
再给嘉宾分享一下，现在的技术，其实在比较优质的老师的配合底下，我们现在比如说在有人工智能的辅助写作的系统，使得可以让我们在北师大的二附中，我们大概做了一个实验，270名学生使用了一个学期我们的系统，他们的作文分数提高了15%，这个是已经顶尖的学校，顶尖的老师，顶尖的同学。但是假如说把能力能够复制到我们的三线四线甚至五线的普通的学校里面，我们可以想想看，这个其实对于习总书记所提到的不平衡，不充分，事实上就是一个巨大的改变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一直就是在做这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其实相对来说对于人工智能来说，现在应该还是弱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阶段，还不是强人工智能，弱人工智能发展的阶段，我们需要花费大量的，包括专家的资源，数据的资源，以及比如说像类似这样科大讯飞的一些核心的平台。比如深度学习的平台。因此在各地方的政府，我觉得他们现在要做的，呼吁的是什么？这个和人工智能的三大要素有关系，第一个是专家，一线城市，甚至世界层面的专家知识我们可以学，我们可以拥有，而且人工智能的复制能力，比人的知识传播的速度效率要高得多，这个我们不用担心。第二个核心算法，我们中国其实包括BAT，包括科大讯飞，我们在人工智能在世界是达到先进水平的。
第三点最重要的是数据，现在很多政府对于自己的，包括政府还有城市的数据的汇集，安全开放这方面其实是做的不够的，人工智能的发展必须要依赖于数据的汇集。
曾瀞漪：您刚刚谈到现在是弱人工智能阶段，即便科大讯飞帮助了偏远地区的学生可以提高他的竞争能力，但是它最后还是得想办法提高分数之后挤进北大和清华大学，他还是要到北京来念书，他还是要进虽学校，他不能说我是科大讯飞培养出来的。在这个阶段当中我们要讲的是说，在城市的竞争力方面，在城市的未来方面，其实跟政府在看待这个事情，在投入的资源是有关的。接下来请谈一谈你的看法，在资源的配置当中，刚刚谈到无人飞机可以到那里去，可以到这里去。在智慧型城市的发展过程中资源的配置是怎么样的？
黎科峰：智慧城市发展最关键一点可能就是政府政策的支持，在中国做人工智能还是比较幸福的，因为整个政府位于创新的鼓励是非常积极的心态，包括京东我们在整个陕西省都获得了整个全域的飞行许可。
曾瀞漪：只有在陕西吗？
黎科峰：我们第一个点在陕西。
曾瀞漪：要一个省一个省去谈。
黎科峰：对，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当然其他的也逐步在开放。在这个点上，包括在无人车，上路试行等等方面，其实政府的态度都是非常支持的，积极去拥抱变化，以及对于无人车技术的支持，政策的支持，包括对于环境的支持，所以这方面我觉得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对于京东来说，我们也是积极贡献我们的数据、技术积极与政府进行整个城市的推广，参与到很多政府的项目，我们积极主动的把数据贡献，怎么帮助其他的有需要的企业共同推进智慧化的发展，这个是一个双向的，一方面政策有支持，另外一方面作为企业，要有更开放的心态，包括跟其他的企业联合起来，去共建这个数据，把数据打通，然后和政府进行结合，我相信这个速度会更快往前推进。
曾瀞漪：谭龙您简单谈一下，您现在已经从一个从中国发展的企业，现在已经到了欧洲国家，进到那个地方去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感受到的政府在发展智慧城市，给您的支持和力度是怎么样的？最困难的地方是不是已经过去了？
谭龙：困难的话，我觉得永远都是有困难的，没有说过去和没过去这一说，今天困难过去了，明天就会有新的困难，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去年跟张院长一起开了一个会，智慧城市的圆桌会议，讲的现代服务产业他们向中国学习，那个会议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通过那一次开始慢慢往外输出一些东西。
第三，我想跟大家讲一个刚刚发生在ETCP的案例，昨天晚上凌晨两点从成都回到北京，我在成都两天的时间，我从市里面的主管副市长，到局长，到各个委办局，三到四个主管委的主任全部见了一遍，这个超出我的意料。两天的时间，我们到当地达成ETCP，跟政府合资做基金，跟当地的企业资金等等方面，合同全部订下来了，政府的效率超过我们一般的企业，为什么呢？回到这个主题，刚才您讲到城市的发展崛起，企业的发展崛起，我觉得如果是没有政府的支持，任何企业你想发展崛起，没有可能，这是第一。因为我这次在成都深刻感受到了。
第二政府的支持力度，ETCP在中国这么多城市，也跟很多政府打过交道，这次我在成都发展一个别的政府看不到的部门，叫做新经济委，各委局安排任务，什么时间必须做到什么事情，我们跟他们谈，谈的很好，他就把我们刚才讲的京东电商这一块的内容，和科大讯飞的内容他能想到的全部放进去了，这让我感到很意外，如果政府支持，他有这个意识，加上企业有想法，具备这个能力，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些企业来讲，是他们崛起，也是我们崛起的绝好的机会。
曾瀞漪：台上的嘉宾有很清楚的，我想跟政府之间的发展，大家都是同样的向前走，而且应该说是共同地命运，觉得对于自己的未来的发展，对于中国的发展大家都是站在一起的。最后我们要请台上的每个嘉宾来谈一谈，作为一个自己要好好发展的企业，对于城市的未来，他们也是有责任的，城市对于政府有些什么样的希望或者是感谢？束总先谈一谈，在你的医疗大健康体系要向前发展的，您对于政府有什么样的呼吁或者是建议吗？
束昱辉：因为我经常做医疗改革的调研，我是小组成员，所以这方面了解的可能多一点。但是政府也在积极的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有的地方，他是把个人的思维参杂在人们很需要的领域去。这样的人，希望他们好好地去解放思想，把心放在为民服务上。
曾瀞漪：希望政府官员好好地解放思想，把心放在服务病人上面，是吧？谢谢您。陈总接下来您有对什么样的建议？
陈涛：我们从去年开始，科大讯飞提出来一个口号，叫做用人工智能建设美好世界。但是虽然说是从去年提出来的，但是其实这个梦想，我们坚持了差不多有19年，所以说包括互联网，包括移动互联网等等的浪潮，其实讯飞的团队一直坚持着我们人工智能的梦想。我觉得一个城市的发展，可能比一个企业的发展更需要底蕴和坚持。因此，我觉得，城市的管理者、经营者事实上更要不忘初心。这个核心竞争力真的不是说一届五年上来以后，我想打造一个这个，下一届过来以后我想打造另外一个，现在人工智能，我要建设一个人工智能的产业园，过一段时间又是一个什么。我觉得这个其实，刚刚束总说的非常对，第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第二要意识到核心竞争力打造要不忘初心，要坚守，坚守的基础上是要创新。
曾瀞漪：非常好的建议，接下来黎总。
黎科峰：京东这一路走过来其实是和政府很多支持是紧密相关的，包括我们自己也积极响应政府的精准扶贫，解决贫困山区他的货物怎么卖出来的一个很大的痛点。这一路我们受益非常多，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希望政府能继续保持对于创新的支持、鼓励。以及对于优秀人才的引进的策略，因为我们的未来，人才最重要。谢谢。
曾瀞漪：谢谢黎总，谭总。
谭龙：大家知道现在对于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城市病里面最突出的矛盾之一就是停车难，现在各地政府都要解决停车难的问题，我们跟很多政府打过交道，感觉他们又想解决，但是觉得又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我们给他们很多建议意见的时候，他们觉得你们的意见我们接受，但是的怎么干？还得听我们的，听政府的，其实到最后的话，时间花了、钱也花了，但是老百姓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觉得像ETCP，我们一些落地的业务，以及ETCP的，叫ETCP智慧研究院，我们能够解决城市停车难的城市病，我觉得政府应该多听听我们的意见建议。并且，最重要的是，迈出去尝试的那一步，而不是按照他们过去的传统思维去解决停车难的问题。谢谢。
曾静漪：什么是城市的未来？城市的未来就是人民老百姓对于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那个就是城市的未来，当老百姓觉得满意了，这个城市的竞争力肯定就比别的城市要强，当然这个城市的发展当中，就像我们台上这么多好的嘉宾，好的企业，他们的发展，他们的建议，也请我们的政府官员们多多听听，帮助你们的企业增加未来的竞争力，谢谢你们，也谢谢台上的所有嘉宾，请台下就坐。谢谢。
今天我们的压轴演讲嘉宾，马上有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先生做主旨演讲，热烈掌声欢迎。
王一鸣：大家好，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做个交流。今天是讨论城市，城市的未来，中国城市的未来，我觉得很重要一个方向就是城市群的发展。刚刚闭幕的“十九大”，对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也有重要的阐释，就是以城市群为主体来构建中国城镇化的格局，同时在这个背景下，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所以我今天就围绕这个脉络来谈一下我的认识，第一就是以城市群为主体来构建城镇化的新格局。
我们可以观察世界城市化的浪潮，它也大致经历过不同的阶段，工业革命后早期是单一的城市，因为它工业革命兴起，集中的产业分布。随后城市逐步扩大后就遇到问题了，就出现了这种向中小城市的扩散，就是治理大城市病。应该说这两次城市化的浪潮我们都没有赶上。第三次浪潮，就是城市群的发展，就是城市通过现代的交通、通讯，形成网络化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现在成为世界城市的一个主流形态，英文是city—region and entworking，比如说各个大湾区。
同样我们也是这样，从国内来看，我们经济最具有竞争力，或者创新最活跃的主要就是这些城市群，比如长三角城市群，大概接近中国GDP的1/5，它的经济密度已经很高了，但是你要观察它每年吸引的外来投资依然规模非常大，交通的便捷，通讯的发达，知识分享的便捷性，珠三角，我们看到深圳和广州，现在随着港珠澳大桥的建设，我想珠三角的西海岸，比如珠海、江门和澳门这种组合未来也能有条件发展成为一个城市群。
所以说，城市群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城镇化的一个重要实现形式，非常重要的实现形式。从过去来看，我们实际上除了沿海的三个比较大型的城市群以外，在内陆地区，我们也形成了一些城市群，有些也有相当的体量，比如成渝城市群，那是在西部地区，现在依然绝对相当的规模，而且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
那么为什么我们说城市群应该成为我们主要的形态？这个跟我们的自然地理条件有着特有的关系，最近有个评比，就是我看了一下报道，叫“什么是不变的”，尽管我们过去经济非常活跃，就是我们说的胡焕庸线，就是云南的腾冲到黑龙江的瑷珲，大概600毫米以上，它的人口94%，就是过去没有变过，不管经济怎么发展，它的态势没有变过，这就告诉我们这种自然地理条件人口应该相对的积聚、分布，因为这是自然地理条件决定的，胡焕庸线西北人口非常稀少。
再有我们市场化的改革，要素的流动性大大提高，包括劳动力的流动，资本的流动，包括土地资源的再配置，这个都为经济活动的空间积聚创造了条件。
还有一个我们最近几年高速铁路网的迅猛发展，去年达到了2.2万公里，我们现在铁路规划到2020年要到3万公里，而且我们正在从四纵四横向八纵八横延伸，要把50万以上人口城市都连接起来，这个就为城市群的发展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第四，就是大规模的农业人口转移，这个也是原有的城市空间显然很难容纳，人口随着产业的发展，农业人口转移，也要求城市进行新的拓展，而这种拓展形式在一些中心城市，特别是经济发达的中心城市，它往往是在周边先发展中小城市，这种形成的城市群的形态现在是比较典型的。
你仔细观察农业人口转移以后，他在城市里面是怎么分布的呢？这个就是我们做成都的一个样本，就是你把一个城市切开，外来人口在城市分布从垂直面上来说是不均衡的，你发现很有意思，就是我们说最中心的地区也不是最多的，恰恰是次环，依次往周边地区是递减的。
如果你再要观察，比如我们拿大数据去观察，比如百度的数据，你会发现我们的城市间的联系，跟我们原来想象的好像不完全一样，比如长三角，我们说做长三角规划16个城市，但是你用百度的城市，手机的定位进去，因为你有定位，你发现人的来往有定位，你用百度数据观察，你会发现长三角的城市它联系度高的好像比我们原来想象的16个城市范围更广，这个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
如果我们再考察一下城市群它的其他特征，比如它的人口的积聚度，它的相互间的联系度，和城市的中心度，你都会观察，比如这个是人口的积聚度，这是用百度这个大数据来分析，从人口的积聚度可以发现大体的形态跟我们开始说的胡焕庸线是完全一致的。然后你再按不同的城市群进行观察，你会发现有些结论好像跟我们以前的推理也不完全一样，我们经常以为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是人口积聚度最高的三个城市群，但是好像用百度的数据观察不完全，当然基本吻合。
还有人口相互的联系度，就是你看它的来往，你可以观察到它的大致分布形态。他在城市群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排位呢？我们看到成渝地区是人口的流动总量排位比较高的，这个跟我们的一般的常识和推理好像也不完全一样。再有，我们看成是的中心度，就是说它是一个人的集散的中心，从这个中心度的角度，你观察跟我们传统的观念也不一样。那就是比如成都它的中心度要比我们想象的高，它仅次于北上广深，就是说它比我们原来预期的要高，这个也挺有意思，就是跟我们原来常规的推理不太一样。
我说这些现象，都是为了下面要得出的这些判断：第一，我觉得要重视发挥城市群和大都市圈的作用，因为我们正处在这个阶段，而我们仔细观察，现在有活力的企业，这些创新型企业，这些创新的活动，我们说BAT，比如说京东，比如说滴滴，比如说华为，比如说等等，我还有很多比如说。你发现这些有创新活力的企业大部分分布在这些城市群，而有竞争力这些现代服务活动也分布在城市群。所以我们怎么去顺应这种城市群的发展，这个是我们政策层面需要去思考的。
第二，我们需要完善城市群的布局和形态。我们在一个纵切面你会看到上海的人口分布它的中心度非常高，也就是说它的中心城区积聚的人的数量非常多，而马上它又到中间开始陡紧。成都差不多有点类似，但不完全一样，你看它周边有些中心城区的分布。但是你仔细观察巴黎，巴黎相对来说是很均衡的。所以我们说城市的形态需要优化，我们怎么把优质资源能够更加均衡的分布，使得人口不是过度的积聚在中心地带，这个是我们需要去观察的。
第三，改变优质资源按行政等级配置的这种体制。就是你会发现我们的城市，大城市为什么中心城区，对外来人口有无限的吸引力，就是优质资源的过度集中，比如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医院，最好的文化设施，最好的公共服务设施，它差不多都是按等级来配置的。你比如北大、清华肯定在北京，上海其次，一个省里面省会城市肯定有最好的学校，我说的是大学，当然中学、其他都有类似。这就带来了这些城市的优质资源过度集中，特别是中心城区优质资源过度集中，这样就带来了人口的分布过度集中。
所以我们说怎么改变这种形态，这也是我们需要去观察和思考的。当然，也包括我们要改变这种城市管理的模式，给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更多的管理权限。
第四，我们要推进区域规划制度的改革，就是因为城市群完全是打破行政边界的，它之间的联系不受行政边界的约束。比如安徽的马鞍山跟南京就很近，它跟南京的联系程度也许比跟合肥的联系要多的多，所以你在做这种规划的时候，我们需要打破这种行政边界的约束，这个我觉得也是需要去改变的。
第五，你要改变城市资源过度集中的形态，你怎么改变？我们需要加快城际快速交通体系的建设，这个也非常重要。比如长三角我们说16个城市，都用快速轨道交通把它连接起来，它的分布就会更加均衡，很多人就不必一定要居住在城市中心地带，同样京津冀现在也处在这种情况，比如雄安新区建设，未来一定要有高速通道与北京进行连接，这样来往就非常便捷，这样资源分布就更容易均衡。
第六，就是我们需要加强城市间的产业分工和技术合作，就是你怎么在一个城市群之间能够实现这种相对均衡的配置，就要建立一个产业分工的关系，就是通过合理的分工，使得不同比较，不同价值链的驱动，能够分布在相对有比较优势的区位上，形成相互的产业和技术的创新联盟。所以这个我觉得也非常重要。
第七，当然还有我们现在要绿色发展，我们需要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这些协调和联动，包括生态规划、标志、检测、执法、评估、协调体系的统一配置，比如京津冀，污染物又不分行政区的，你怎么来统一解决问题？这就显然需要打破行政边界，就是生态规划需要统一规划。包括标准，怎么能够尽可能做到一致，这些都是需要去做的。这是我说的第一个。
第二个在城市群这种主体形态下，我们怎么加快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我们到2020年的目标是要一个亿转移人口市民化，就是他不仅要进城还要落户，我们观察到我们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市化有一个缺口，我们户籍城市化率不到或者说差不多40%，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7%了，有17个点，这个里面的缺口大概有2.6亿的样子，我们首先要解决一亿人怎么落户。
这就涉及到改革户籍制度，尽管我们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但是我们说还有继续改革的空间，当然对一些特大城市，我们现在还很难放开，什么原因呢？就是你只要放开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涌入，就是你优质资源依然过度集中，那么能不能采取一些公开、透明的积分制来促进它逐步使外来人口能够落户。当然现在力度比较大的是实行居住证制度，就是你只要有居住证，我就给你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未来怎么缩小居住证与户籍人口的这种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这个就要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的创造条件。
第二，就是土地制度。我们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三块地，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宅基地能不能扩大流转范围，农村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能不能同权同价入市，这些都在试点，这个对我们未来城市化也好，农业人口落户都有重大意义。他如果土地能够有一笔收益，他就进城就有一笔原始的资金，这个对他创业，哪怕是购房，都会有巨大的意义。
第三个，就是完善基本公共服务。怎么解决好外来人口，特别是农业转移人口比如子女就学，我们以前都是农民工学校能不能进入到公立学校的体系，这个需要财政投入的，怎么样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还有能不能进入养老的体系，社保的体系，医疗保障的体系，等等。
第四，住房制度。“十九大”明确要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租赁放能不能覆盖新市民？就是这些转移的人口，就是公租房，我说的是这种公租房能不能覆盖新市民。
还有财税体制，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是要有成本的，怎么建立一个成本的合理分担机制。还有我们正在实验的转移支付、用地指标、预算类投入，能不能跟转移人口建立相挂钩的机制等等。
还有金融体制，探索适合农村发展的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产品，探索土地这种承包经营权抵押、产权抵押等等这种融资渠道。
还有就是改革城镇管理体制。我想起一个故事，我有一次去美国，那个市长接待我，他跟我介绍说我这是美国第十大城市，我说你有多少人？他说97万，我说我们广东的（副门镇）大概有90多万人，美国除了纽约，除了洛杉矶，除了芝加哥这种特大城市，其他城市规模都很有限，因为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不到十个，而我们有的镇都接近百万人口，就是说我们这种城镇管理体制确实需要改革，这些镇已经这么大程度了。但是它的公共服务受制于这个镇的等级不能扩大，所以要下放经济和社会管理权限，同时要适当放开设市的标准，这也是我们面临的课题，当然我们现在正在建设这些特色小镇，都同样面临着行政管理、投融资、公共服务等一系列改革。
所以我想“十九大”以后，我们这些改革都会相应的推进，城市群和城镇化也会更加健康的向前发展。谢谢各位。
曾静漪：感谢王一鸣先生，谢谢您，请就坐。人是一个群体社会当中互相成长互相有温暖的一个动物，我们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时常会说“您从哪里来”？先问您从什么地方来，这样界定彼此的亲疏关系，很多人说我会北京，我从北京，我从深圳，我从成都。也许将来我们是这样的回答，我来自一个青山绿水，交通网络方便，科技先进，而且公共服务非常完善的地方，我是那个地方的人。当您说出这样话的时候，是我们城市的未来，也是现在城市跃升的动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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