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借此机会，我想作为一个研究者谈一下对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及其财政支持方面的一些看法。今年我们迎来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日，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来，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国家里面，最引人注目的经济社会的直观变化就是中国的城镇化，内含着工业化，配合着市场化，反映着邓小平总设计师所构想的跨越70年左右的“三步走”现代化战略的阔步实施进程。
我们城镇化率大约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现在在46%左右，近几年有一个特征，还在加速。最近几年人均要上升为1.2个百分点左右，我们在2011到2013年的时间段上，会迎来带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的转折点，中国的城镇化率将首次超过50%。
城市在发展过程当中，正像论坛的主题，也是处在竞争之中的，这是一种越来越被纳入全球化背景的竞争。前面裴所长代表课题组做的报告中间，他专门讲到了奠基城市的选取，除了国内还必须要有国际的。
现在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之下的竞争是当然的背景，这种竞争也是越来越被社会居民用生产要素形成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口、资源、环境等等因素的综合制约之下，宜居和宜业程度综合而来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竞争。要实现协调有特色、有内蕴的可持续，在各个城市的具体内容会千差万别。但我认为在当今的中国，从研究的角度，也可以而且应当抽象出来若干个共性。
我个人感觉至少可以从三个角度谈这个问题：第一，任何一个被称为城市的地方政府辖区，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单元，必然有所谓中心的作用和效力。所以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首先要讨论它的中心的作用和效应和是否能够比较好的发挥出来，无论它的合理定位是政治中心，还是经济中心，还是文化中心，这里面具体的分类又各不相同。比如同样是经济中心，有的更强调集散地，物流中心的意义，有的更强调是金融中心的作用，有的是高科技中心，或者是几中中心里面不同重点的搭配。
这种中心我们也必须承认有区域性和全国性，而且中国的某些城市现在有这样的雄心壮志，要发展成为世界性的。这种中心的作用和效应能不能合理定位，能不能发展出来，当然要密切关联到它的可持续发展和竞争力。
第二个角度，对于二元经济，中国带有突出特点的历史起点，它的弥合是不是能够顺利？任何一个城市，它的发展中间都不能回避怎么样弥合二元经济这个问题。整个中国的现代化，无论是走50年，70年，还是100年地就是一个弥合二元经济的过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二元经济体，我们现在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就是弥合过程最集中的体现，是一个龙头的指标。
这种弥合二元经济在具体的各个城市辖区会表现为：是不是能够在发展过程中实现城乡接合部的和谐状态？比较成功的区域这些年都在不断的扩大，都在不断的外移。在北京过去被称为郊区的很多地方，现在成为繁华的经济中心了。
还有一个角度，就是城乡一体化的处理方式。像成都的实践当中已经非常明确的提出城乡一体化。虽然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对于这个表述如何精确，我们可以讨论。但是里面内涵的就是要打破二元经济的眼界，把城乡作为一元来处理。这里面的处理方式各地必须结合自己的情况作出有效的探讨。
还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中国在城市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有没有可能避免其他国家，几乎毫无例外出现的贫民窟化阶段，很多发展国家发展的速度不慢。但是在城镇区域无一不出现让人们感觉非常棘手，难以处理的贫民窟化这个问题，。中国现在很多都市区域也有明显的贫民窟化的迹象和表现。就说首善之区——北京，人们报道出来的“浙江村”、“棚户区”，过去在上海也屡屡被人们提到，实际就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的贫民窟，怎么处理，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在内部讨论中，我也听到决策层的同志非常关注这个问题，说：如果我们不断的提高城镇化率，同时又绕到别的国家走的老路，出现贫民窟化的问题。这个内涵是一个带有威胁性额的因素，我们后来居上的赶超战略，要求我们必须探讨怎么样消除这种威胁。还有城市可持续发展必然要讨论，怎样在人文传统、人文特色，区域特色方面有效地得到保持和发展，形成或者是延续它的吸引力。
从全国来看，这种特色必然在北京、成都这样的城市，城市比较起来各不相同。在省的辖区之内，比如同样在江苏，南京和扬州相比同样是不相同的，要各有各的特色。这种各自不同的特色的形成有它的历史原因，在中国的发展中，还有继续形成的一种态势，还有它必须考虑怎样适当的延续，对立面真正有魅力的成分继续弘扬、发展的问题。这些所谓可持续发展，形成和提升竞争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形成了非常具有实质性的挑战。
这种挑战，我们可以归结为几个角度：一个就是城市的发展战略和顶层规划做得好不好。这次论坛上前面的几位领导同志都提到了这个问题，这是客观规律决定的，一个城市的定位，发展思路，各种功能区的通盘搭配，是市场配制资源机制本身解决不好的，只有由政府牵头来做这个事情。如果在世界范围之内，举一个例子，我们到澳大利亚的首都堪培拉，就会注意到那个城市特色特别的鲜明。我们知道堪培拉城市规划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做的招标，大约在一百年前做，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非常有魄力的，中标者是美国人，到现在都被评价为非常有远见，非常有水平的设计。
前几天我到澳大利亚的时候，现在堪培拉的城市人口是30多万，哪怕以后发展到100多万，它现在的规划能力可以保持它的协调功能，保持它现在具有独特的风貌，发挥好它的政治中心的基本功能要求。我们每个城市在考虑可持续发展和综合竞争力必须首先解决一个顶层设计的问题。
第二，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高不高。基础设施还可以从几个角度强调一下：一个就是城市风貌，首先就是它的各种建筑，这种建筑风格的品位和它和环境的协调程度，它的高下之分虽然没有非常严格的定义，也可能产生见仁见智的不同意见，但总体而言社会群体会有公论。如果我们去圣彼得堡会很少有人批评这个城市的风格和品位，我去了以后感觉由衷赞叹，开始的规划者和以后的建设者能够保持这座城市的魅力，和它基础设施本身所形成的品位、风格、协调性，和环境非常好的融合，是通盘联系在一起的。
还有一个我称为非表观不可见的内部基础设施质量和容量问题。比如巴黎的地下排水系统，我们到了巴黎没有人会直接看到这种地下排水系统，但是一旦了解了它的功能以后，你不能不敬佩。在200多年以前，当时城市的规划者和建设者，所建成的排水系统，到现在仍然能够非常好的发挥功用。相比之下，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台湾有一位陈云真，他说：现在比较一下实际的城市发展水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高楼大厦，发展中国家有一些后发优势，有一些大厦会更漂亮。但是真正考察它的实际内涵的时候，要考察在大雨之后是什么样的。发达国家大雨以后水很快排光了，发展中国家通常产生一系列的问题。看到这块我就想到了北京，北京这几年的发展突飞猛进，但是一场大雨之后，北京门户首都机场高速桥下了淹在里面了。
还有一个就是公交系统，对到了一定规模的城市都是非常重要的，必须要过的关口。还说北京，北京发展了这么多年，公交系统现在是一个瓶颈，到了奥运不得已，采取了很多产生民怨的强制性的措施。所谓的奥运专线，你只要上去第一次罚款200，记录档案，第二次罚款2000，第三次就关进班房。但是现在已经出现了，车道减少车辆拥挤的矛盾状态。诸如此类的问题，跟北京整个的公交系统前期的规划是密切相关的，这种公交规划在北京被批评为“摊大饼式”，短期行为造成的，各界领导在任期内办的实事就是把二环上加三环，三环又加上四环，一直加到七环，但是有哪一个领导真正考虑北京作为个国际化的大都市的追求，它是不是要建成一个蛛网状的地铁轨道交通系统，是城市居民不论往哪个方向走，都能在
比如看东京，东京的道路绝对不宽，但是他基本不上不塞车，除了机动车的立体轨道交通网状系统以外，还配套好了步行者，残疾人，所有可以立体联通的通道。这些经验在我们的城市可持续发展中间，中国现在面临跨越式赶超现代化历史阶段的发展中间一定要非常重视。
另外还要谈到挑战，包括产业、文化、生活等，这方面实质性的挑战。我简单地提一下到德国的印象，德国的城市个个都非常有魅力，说的绝对一点，不敢说没有缺点，但是我观察下来，不论是到斯图加特，还是到慕尼黑，还是到海德堡，每一个城市都有魅力。斯图加特有产业的特色，慕尼黑由过去中心城市带来的一系列特色。海德堡更不用说，它的奠基在世界级的人文、科研方面的奠基很少有城市可以和它比。诸如此类的是不是需要一代一代人的打造。我们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每个城市都有这种挑战，应对这种竞争挑战，要考虑支持城市和持续发展问题，不可缺少的从顶层规划到发展都需要政府政策和财务支持。
我简要的介绍一下：财政概括地说就是以财行政的政府分配系统。是代表全体成员分配公共资源。哪怕是公共财政的定位，支持作用首先使政府能发挥好既不越位又不缺位的功能，做好顶层规划和战略规划，争取在我们走向现代国家的进程中间，依法规，贯彻合理规划，消除各个政府换届所带来的短期行为。中国现在在高层上开始提出主题功能区的概念。
主题功能区有一些合理性，如果能够得到一个主题功能区，从中央级到底下各级大致方案的话，我们的顶层规律管理可以上升到更高的层面。在每个主题功能区框架的时候，我看到一些地方已经体现了新的水平。比如过去默默无闻的山东黄河入海口现在发展的宾州，肯定有它的症状，有它的问题。但我看的时候我觉得宾州的城市规划很有值得肯定的之处，它包括了产业增长点和人均分布确实有它的品位。它的建筑风格的掌握，确实有它的品位。当地同志介绍，它的城市规划和各个主要建筑的建筑风格是市委书记一支笔批的，这个书记是何许人也？是原来山东航空公司的老总，他去过世界很多的地方，他非常关注城市品位，建筑风格协调的问题。
在这个具体规划中间，显然应该从现在的人治走向法治，比如从80年代初中央就要求做一个很好的规划，那么这个规划应该对法律强制约束力的，约束它的各级领导班子，无论怎么换届都要按照法制要求走到底。如果在80年代初能够更清晰地规定，北京公交系统怎么样发展建设，有法规的力量约束领导班子，都要贯彻下去，肯定会比现在建设得更好。
我们还有一个角度，就是公共财政必须在公共体系建设和公共服务方面要有新的公共财政的绩效追求，不是把钱拨出去就可以了，一定要有绩效方面的高水准、高质量的要求。还有协调各种要素，融合打造城市品牌的特色这方面的内涵。财政的钱用出去，要以人为本，有前瞻性的特点，要融合在一起。特别注重所谓PPB概念的创新，世界潮流的PPB是公司合作伙伴关系，这个概念在中国的情况下，有它广阔的作用空间。我们看一看，在十多年前，泉州大桥是中国第一个靠民间的资金用BOT的方式完成的，我们看到从中华民族区别的台湾中央区域是政府不出钱，也是用BOT方式用民间资本完成的，现在成为了台北的新地标，有很好运用的业绩和发展前景。
温州的旧城改造，过去认为温州是老百姓有钱，政府没有钱，旧城改造是难上加难，但几年之间完成了，靠什么呢？靠政府规划之下，各个沿街铺面的招投标以后，进入的资金实际上就分担了所有的基础设施和相关的网点建设。诸如此类都是很好的公司合作伙伴的案例，我们应该通过引导，合力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杠杆引导之下，使市场经济的作用、潜力和空间发挥出来。我们也要运用这种杠杆来支持前面提到的生态补偿机制等等。就谈这些，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