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高科技企业发展--时代集团总裁王小兰女士
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在这个地方介绍一下我们中关村的企业发展和关于城市发展的一些观点，我想在我发言之前，作一下简单自我介绍，我本人从1984年下海开始创办时代集团，也是机械部里面第一个下海的人，在中关村运作了20年，现在我是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的会长，在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里面，有四百多位会员，其中有四代的民营企业家，第一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创业的人，包括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柳传志，都是我们协会的名义会长，都是我们协会的一些灵魂性的人物，这些人我觉得用我们现在的说法，过去我们比较有名。第二代企业家1994年代开始创办企业的一批，这样的人大部分从大专院校开始下海的，这些人比较代表性的人物包括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用友的一批企业家，他们从创业之初按照比较清晰的产权优势，纯粹私营或者纯粹股份制度的公司，在我们村里大家说是又有名又有钱的一批企业家。第三代就是我们现在大多数的海归派的一些创业的企业家，这些人总的来讲应该说创业的起点比较高，另外一个他们在企业本身的经营的技术方面后进比较落实，碰到的困难和我们不一样，更多的困难可能是水土不服的问题。现在的企业家一般学习一般办公司，前一段IT业比较疯狂的时候办一些点COM公司的人，虽然大多数是惨败的，但是他们这样的经历也是值得高兴的。
这四代企业家共同了组成一个中关村，一个企业家的群体也应该说为中关村的发展作出很多的贡献，经历了二十年的创业之后，我们这些企业家包括我们无论第一带、还是第四代现在都面临着非常大的困难和问题，或者说我们都不同程度的思考着我们下一步的发展应该怎么样去做，及最主要的原因实际上我想就是很多企业当初的成功成就的商业模式和产业模式已经遇到了槛，原来的盈利模式已经遇到了挑战。因此二十年来他们积累的这样一些成功的经验，到今天都在不同程度的感觉到按这种经验不可能在为他继续的高速增长20年提供一个有益的东西，包括我们过去我们很多企业都是追星族，我们追的是联想，追的是四通，追的是方正，现在他们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他们遇到艰难的追星，他们很多羡慕的指标他们都达到了，比如说联想的亚太PC电脑的第一名，它的市场占有率，它的总体的规模等等，为什么？他经过了二十年这么疯狂的发展之后，感觉到他们停下来，他们遇到什么困难，我们追星的企业也觉得存在一些问题。
因此来讲，中关村的很多企业都在研究这个，我们二十年之后我们中关村该怎么发展，也有一些很悲观的看法，中关村已经死亡了，中关村原有的资源都已经使尽了，没有更新的资源和没有更强的后劲，也有一些人认为中关村还能够继续发展。各种各样的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分析下一步的发展，我们第一次创业很多企业能够成功，我们第一次创业的目的，目前成功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体制上的成功，一个是产品上的成功，实际上1984年我下海开始办公司以来，那时候国家没有给我们任何的资金，我所在的时代集团也是一个靠“四字原则”开始发展起来的一个企业，始终是中关村二十强的企业，说起来叫“四字原则”，说白了就是不管你，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明确了我们法人财产权的地位。
在八十年代的财产权的明确，我们每一个成功的企业都有一个具有革命的市场爆发力的产品，不管是联想的汉卡，还是方正的排版系统还有四通的打字机，这样一种具有市场力的产品在市场上表现的这种成功也是我们中关村很多企业在那个时候能够成功的一个原因，只不过这些产品的技术的积淀不是我们当时的那些人所实践的，他大量的是继承了原来的科学院所和大专院校的科研成果，总归这个体制应从两个方面来看，我们进入二次创业的阶段同样应该从两方面来研究，我们在二次创业当中需要做哪些事情，现在看来从企业讲，曾经在中关村的很多企业对这两个方面的有优势认识上曾经走过一段弯路。
最早我们大家很多认为体制的优势使我们能够成功，所以就有点不管多大，适不适合进入某些行业，放弃了优势的产品和行业进入了房地产，进入了多元化，盲目的走了很多的弯路，扩大的企业的优势给我们带来的结果，我们冷静地认识到，今天来分析当时我们是参加的
我不太同意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前一段和包括柳传志、包括段一机我们这帮老板和北京市一个领导座谈的时候，在中国作企业太容易了，一旦企业做不好的话你们就埋怨政府，在中国的话跳楼的绝对不是企业家，我非常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实事求是的说确实我们有很多企业有一种熊猫的感觉，什么事都希望得到保护，我觉得最值得追求的问题，尤其我们今天我们企业和我们城市和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改革都在进入转型的一个阶段，都在过大关的阶段当中，其实我认为作为我们企业来讲，我觉得各种利益群体的碰撞可能大家都在护卫环境，可能大家说企业和政府其他利益群体之间都是关系，尤其在现在强势政府的存在。因此来将在谈到企业发展的时候不能不去来审视一下我们政府在作什么事情应该作什么事情。
在体制方面，作为我们高新技术企业来讲，我们现在碰到的体制性的障碍在我们身上还压着四座制度大山，总结的不对不好说，确实是我们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来讲，我们自己发展当中我们感觉到有四个方面，四座大山的障碍确实是我们很困惑。
第一个我们目前没有建立起适合于支持我们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投融资体制，这个问题谈了很多，很多人都在谈。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形成以企业为主题的成果转化的互动的创新机制，这个也是我们压在自己身上的第二座大山，这里面涉及劳动人才和技术的来源问题。
第三个我们没有鼓励创新和创业容忍失败的制度。
第四个就是没有建立起支撑我们创新创业发展的中介环境。这四座制度大山分别说，第一个问题就是投融资体制的问题，对我们国家的改革的迫切性，因为很多人都非常明白，但是我只想说确实是应该说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在这方面在不断的呼吁着，但是又在不断的受着伤害，尤其这次关于宏观调控的经济的问题，或者说我们非常的难过和伤心。我们能理解为什么要惶恐，我们非常需要调控，但为什么操作上在执行上出现了一刀切，使我们被误伤了。
政府都说调控的对象不是我们，但是事实上我们被误伤，我记得大概是六月七号的时候调控一个多月的时候，中关村一万三千多家企业有银行贷款的四百家，资金被抽掉了15%到20%，我们国家的银行在独资支撑高科技的企业发展，就是银行这样一种独木桥的话，我们在一个月时间我们受到了很大的困难，当时给柳传志同志写了一封信，这次调控的对象不是你们，你们又不是搞房地产的，为什么你们感觉到这么难受，我给他讲了确实目的不是我们，但是事实上我们被伤害了，原因我不再这里展开讲，这种一刀切的无论是它的执行过程当中的一些水平问题还是它的一些观念上的问题。总而言之，我们确实在那个时候我们资金受到了很大的困难。
这个后来刘淇同志把这封信转给了刘名康主席，紧急要求迅速组织座谈提出了很多的建议，这些建议不同程度的吸收到一些新的调控的方法当中，比如说提出有保有压、限制性的目录，因此中国的高新技术这些有竞争力的中小企业在那个阶段是已经不被银行看在眼里，所以我们当然谈到很多问题，十六大刚刚提出两个毫不动摇，我们感觉到在经济上民营经济上占了主题，这次毫不犹豫把我们的资金给砍了，跟两个毫不动摇确实想不通，这一类的问题都是发展中和改革中的一些问题，这种问题的话我们确实不断的深思和研究，现在没有人给我们道歉，也没有人给我们说哪个地方错了，但是我自己觉得作为融资体制的改革方面积极的参与，我们更多争取得到更好的宽松环境。
我们所说的制度大山没有以企业为主题的产权的创新机制，我觉得企业和大专院校经济的合作现在合作的内容也非常多，合作的范围非常广泛，过去认为企业没有动力，现在已经不存在这些问题，而且企业之间的合作也有很多很成功的例子，但是最主要的问题我们觉得没有国家建立起制度，现在的企业大专院校的合作实际上是双方之间的行为，没有制度上的保障，特别是科技和教育体制两个改革是在两个封闭的环境内各自进行改革，双方之间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趋向是不完全一样的，过去毛主席还说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现在再教育这两个方面我觉得做得都是比较差的。
我认为现在教育当然也要非常重视，但是我认为现在的教育改革和我们科技体制改革我觉得非常落后和滞后，在各自封闭的圈子进行改革，两者之间实际上没有说上话，因此我来讲，如何能够建立起互通的制度通道这是非常必要的，比如说我曾经参加过李岚清副总理的座谈会，我认为大学教授给我们提供的成果是没法用的，我非常埋怨大学教授，因为导向就决定了，因为导向就规定决定一个工科的大学教授发表多少篇文章，能够当成什么教授，当了这个教授所有的待遇都跟他这个职位是相挂钩的，能不能现在对我们的工科教授提出来，他高成果实现产值了相当于三千万就等于这样导向或者机制，当李岚清同志说肯定会有这样一个争论，二者之间实际上没有说上话。博士论文确实使它能够获得头衔，这样脱节的体制确实将来是很大的问题。第三个所谓的制度大山，时间关系我不展开讲，我自己想说确实现在有点孤军奋战的感觉。
作为我自己来讲，我觉得作为我们谈以上的问题，我觉得主要想说明这么几个观点，而且刚才有些观点很多教授已经谈了，我还是想在强调一下我自己的看法。第一就是说作为我们企业发展，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和我们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因为我们不能自认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确实“春江水暖鸭先知”，对生产关系的要求更迫切一些，可能要求的更高一些，因此来讲先进生产力要求和有关先进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现在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塑造大企业的，而且真正的具有市场竞争里大企业的环境，我觉得我们确实也不能把板子打在我们企业身上，应该说环境还存在着不具<, /SPAN>备提供具有完全市场竞争里大企业的这样一种环境，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第二个问题同意很多人的观点，城市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制度的竞争，其他的方面人才也好，资金也好都是可以流动的，只有制度是不能流动的，这个当然制度包括文化等等，因此来讲我觉得现在作为很多政府来讲，我们二十年前高速增长之后，我觉得政府的有限的资源和权限已经用得差不多了，后二十年如何使我们的企业进一步发展在改革和制度创新上做文章，只有这个制度是相对不动的，而且是无法仿制的，而且我认为是核心区域核心竞争力的所在。这种竞争力不仅仅表现在政府本身的自身的能力的提高上，也取决于整个社会团体公民包括我们的社会的自我管理组织这样的互动能力。我觉得确实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三点我认为今后衡量一个城市的竞争力，除了我们讲的那些硬件设施等等方面以外，政府能不能推动不断的改革。为我们社会提供这个平等的竞争环境这是非常重要的，不是点对点的环境，不是观山告诫的环境，前一段政府支持企业的环境，特别是对房地产业的发展上，为什么屡屡出现问题，应该把这种环境看作是一种平台或者是一种公共环境的这样一种建设。因此来讲，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在城市或者我们政府在希望我们的企业能够更大的发展后劲的话，应该从我们的中关村的企业发展到今天碰到的这些困难方面，来研究和入手如何能够尝试着做这个搬倒四座大山的常识，这些事情不是我们地方政府的全市或者实权范围所能做的，四座大山搬除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如果政府在这个方面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为高新技术创造好这样一种小小的环境，我想我们的企业和城市都会得到共同的发展。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