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網北京8月31日電（記者 李瑞英）由吳良鏞﹑徐匡迪﹑王偉光﹑牛文元﹑汪光燾等院士和學部委員共同倡導發起的我國城市領域首個高層次多學科集成的新型智庫“──“中國城市百人論壇”﹐2014年8月31日在京成立。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學部委員﹑學部主席團主席王偉光致辭。中國工程院主席團名譽主席﹑工程院院士徐匡迪﹐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蔡昉做主題演講。來自自然科學界和社會科學界的百餘名專家學者出席“中國城市百人論壇”成立大會暨“人的城鎮化”研討會﹐進行討論﹐交流看法。

　　論壇首批60名頂級專家﹐涵蓋了城市經濟﹑社會﹑環境﹑規劃﹑地理﹑交通﹑工程等１０個領域。其中“兩院”院士９人﹑學部委員６人。論壇為公益性﹑鬆散型的多學科集成智庫﹐將通過組織一系列學術活動﹐構建新型思想交流平臺和政策諮詢渠道﹐為國家決策部門提交城鎮化和城市發展與改革重大政策建議,以及理論支撐和政策諮詢等併發表集體研究的成果。

　　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王偉光指出﹐當前中國正在進行人類最大規模的城鎮化進程。城市是一個複雜的聚集點﹐涉及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工程力學多個領域。應對複雜問題和嚴峻挑戰﹐促進城鎮化和城市建設發展﹐黨中央﹑國務院及有關政府部門急需決策的理論支撐和政策諮詢。但是﹐一方面城市的理論和政策研究存在學科分割﹔另一方面﹐學術機構與研究單位之間的溝通也有待加強。“中國城市百人論壇”通過城鎮化與城市發展領域的傑出人才自覺匯集﹐建立非正式的多學科集中智庫﹐構築新型思想交流平臺和學術溝通渠道﹐可以為中國城鎮化和城市發展與改革提供一定的理論支撐和政策引領。由於每位成員都擁有強大的學術團隊和學術資源﹐這將是近百個優秀學術團隊匯集的論壇。為使“百人論壇”在國家決策中發揮重要的積極作用﹐需要大家眾志成城探索創新。第一﹐充分利用論壇的高端性﹑思想性﹑綜合性和開放特點及優勢﹐整合國內外資源﹐提昇論壇的信息傳遞﹑思想交流﹑對策分享的基本功能﹐開拓論壇的聯合研究﹑集成創新﹑決策諮詢的拓展功能。第二﹐大膽創新“百人論壇”新型交流機制﹐匯聚來自不同領域富有思想的傑出人士﹐通過協同創新﹐集中解決複雜的城市問題﹐為此需要大膽創新和積極探索論壇可持續發展的新型機制。第三﹐選擇重大課題﹐創新研究方法與交流形式﹐堅持問題導向和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利用“百人論壇”整合國內外的平臺和資源﹐採用多學科專家匯集制的方法﹐選擇一些前瞻性﹑綜合性﹑戰略性﹑現實性的問題進行系統研究與政策諮詢。第四﹐自覺遵守黨的紀律和國家法規﹐在政治上堅持正確的方向﹐在經濟上堅持公益性和奉獻精神﹐在運行上堅守學術精神﹐尤其要避免形式主義﹐注重內容講究時效和強調質量。

　　中國工程院主席團名譽主席徐匡迪認為﹐城鎮化是人們的就業﹑生活方式的轉變﹐也就是人們從農業轉向工業﹑服務業。中小城鎮是中國城市化的基礎。我國縣域人口占全國人口總數的70%。不可想象我們的城鎮化祗是北上廣﹐而應該是全方位的﹐以中小城鎮為主。城鎮化不是讓農民盲目進城﹐必須要有就業。我們國家的城鎮化過程中人口流動相對集中﹐有一個新的動向值得我們注意﹐就是從2011年起省內流動開始超過省際流動﹐從2010年開始省內的流動已經達到52.9%﹐而跨省的流動降到47.1%。這和2010年以前﹐特別是和20世紀90年代不一樣了。“90後”農民工進城定居意識特別強﹐我們叫新農民工﹐他們和“70後”農民工不一樣。當時的老農民工進城主要是為了家裡蓋房﹐找老婆結婚﹐女的是為了嫁妝。現在﹐大部分人不準備回去了﹐盡可能地留在城市﹐但他們留下來的主要障礙是感到收入偏低。推進人的城鎮化﹐主要的政策應是兩個方面﹕從城市來講﹐是就業准入與保障﹑戶籍管理改革﹑社會保障﹑住房﹔從農村來說﹐是農村的土地制度﹐包括新型農村社區﹑現代農業經營﹑職業技術教育等。推進城鎮化﹐過去30年快速發展﹐但是“千城一面”已經成為當下許多城市的現實﹐這不僅是物質空間形式的雷同﹐更是規則理念的精神乾枯。我們必須保護特色的城鎮和一些古村落﹐留住淡淡的鄉愁。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和靈魂﹐促進中華文化的繁榮復興是新型城鎮化發展的歷史責任。新型城鎮化還牽涉到改善政府財政支出結構﹐強化對公共服務及人的城鎮化支持﹐建議從省內統籌開始﹐逐步建立基本公共服務支出與管理體系﹐全國性流轉﹐從鄉村到城市﹑再到全國。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說﹐中國的城鎮化是伴隨現代化的過程﹐中國的城鎮化既有世界共同規律﹐又有很多中國特色﹐比如實現農民工市民化﹐在其他國家還沒有存在﹐對我們國家來講是一個預警﹐但是由於積累了這麼多年﹐再加上人口眾多﹑規模巨大﹐現在一下還不過來﹐祗能逐年還賬。在這個意義上講﹐農民工市民化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城鎮化﹐已經變成區域問題。大家比較關注農民工子女在流入地接受義務教育問題﹐這看起來是城鎮化問題﹐而實際上是教育問題﹑區域問題和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問題。總之﹐中國的城鎮化遠比工業化複雜﹐這就需要全社會﹐特別是專家們要加強研究﹐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這裡﹐談幾個問題﹐希望大家一起研究。一是落戶問題﹐過去農民工想落戶但政策不讓﹐現在戶口制度準備改了﹐希望農民工落戶了。但據各種調查表明﹐農民工不太願意落戶﹐原因是配套的體制機制改革不可能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就能統統解決的﹐所以不可能給農民一個可預見的﹑全面的分析﹐也就是說在城市裡住哪兒﹐能不能獲得平等的公租房﹐社會保障怎麼辦﹐醫保﹑養老保險能不能無縫銜接。特別是承包地﹑宅基地﹑集體資產怎麼辦﹖是收回還是流轉﹐如果可以流轉是在本村流轉還是跨地流轉等等很多問題都沒有明晰的政策和界限。二是佈局問題﹐我們的目標是到2020年解決1億人口的落戶問題﹐同時也希望更多的人落戶到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規劃的願望和實際的情況並不完全一樣。背後的原因是﹐城鎮化是一種經濟現象﹐經濟發展程度高就業吸納能力就強﹐公共服務好的往往是特大城市﹐而不是小城鎮。這樣﹐經濟發展佈局和人口分佈的要求不完全一樣。三是土地問題﹐宏觀來看﹐中國目前的建設用地足夠實現中國的城鎮化﹐加上各地規劃的城市新城新區足夠裝下所有人﹐但是每個城鎮都說我不用你﹐這個問題就是人到哪兒去是由市場決定的﹐而某一個城市的供給是有關部門根據行政區分配的﹐由於地就是錢﹐所以所有地區都要給一定量的指標﹐而且各地區規模不能差距太大﹐同一類型的城市﹐這樣的話就帶來了城鎮化過程當中兩方面的人民幣失衡。一方面是總量上的失衡﹐另一方面是空間結構上的失衡﹐流入地人多地少﹐相對於流入的人來講﹐地的供應是少的﹐導致地價和房價高。流入地人口很多﹐但是相反來說﹐城鎮化必然有一些地區是流出的﹐不光是城鄉之間的問題﹐流出地整個地方人流出了﹐但是地不能不給﹐結果房子建起來了﹐人沒了。現在﹐房地產積累了一些問題不能不說是和人地失衡有關。四是事權問題。城鎮化很複雜﹐所以中央和地方要有分工﹐這說起來容易﹐實際上很多事情很難確定﹐涉及到很多法律問題﹐比如教育﹑醫療﹑公共租房﹑社保﹑城市規劃﹑新城﹑新區的批准﹐到底是中央事權還是地方事權。五是城市病問題。我們在城鎮化剛剛進入50%左右這樣的中級階段﹐就出現了比較嚴重的城市病。到底是從控制人入手還是從控制功能入手﹐表面上思想統一了﹐實際上還有很多問題。功能疏解到底疏解到哪裡﹖若干個小城鎮﹐還是相對集中梳理到一個地方﹐特別是如何預防其他城市出現城市病。六是治理問題。城市治理和一個國家一個區域的治理不同﹐省長管的是一個區域﹐市長管的是一座城。這就需要深入研究城市治理結構到底是什麼樣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強調﹐我們應該認識到我們需要的是以人為中心的城鎮化。過去30多年﹐我們高速的經濟增長得益於人口紅利。過去這些年﹐我們發生兩個重要的轉折點﹕一是2004年第一次看到勞動力短缺。從沿海地區擴展到全國範圍﹐到今天招工難還一直是企業和地方政府最頭疼的一件事。二是2010年出現了顯著性的轉折。中國15─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到2010年達到頂峰﹐在這之前已經發生了是絕對的減少﹐每年以幾百萬人的速度在減少。這兩個轉折點合起來﹐意味著中國今後的經濟增長不可能再利用傳統的人口紅利。我們應該通過改革創造新的紅利﹐提高潛在增長率。改革是可以顯著提高潛在增長率﹐而這些改革包括提高勞動參與率﹐按常住人口計算的城鎮化現在已經53%﹑54%﹐但按照戶籍人口計算的城鎮化35%﹑36%。這兩者之間的差其實就是農民工﹐農民工沒有成為真正的市民﹐社會保障沒有得到充分的提供。孩子的問題﹑教育的問題沒有解決﹐因此勞動力供給是不穩定的。進一步推動農村剩餘勞動力﹐繼續轉移創造資源重新配置效率﹐還要基於生產力﹐同時要加強教育培訓﹑提高入學水平﹐適度地調整生育政策﹐提高生育率。我們可以看到﹐戶籍制度改革和人的城鎮化率是一個立竿見影﹑一石三鳥的改革政策。當我們知道了農民工的市民化﹐人的城鎮化可以帶來總體上的改革收益。我們就可以選擇一種新的改革方式﹐利用改革收益分攤改革成本﹐補償改革中的受損者。這裡的意思是﹐我們推進人的城鎮化﹐推進農民工的市民化﹐應該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分擔改革的成本﹐分享改革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