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理论·经济学】

　　编者按

　　2015年12月20日-21日，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召开的第四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分别发表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当前城市发展面临的形势，深刻阐明了未来城市工作的任务，对未来城市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顶层设计，也为破解城市发展中的现实矛盾和促进城市转型变革提出了框架性的方案。为此，新年伊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城市百人论坛、光明日报理论部在京联合举办了“学习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座谈会”，与会学者在学习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的基础上，围绕未来的城市发展和城市工作展开深入研讨。本刊今日特刊发与会学者的论点摘要，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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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和尊重城市发展规律

　　□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 倪虹

　　城市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当今世界的竞争，首先是城市综合竞争力的较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在国家战略全局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作用愈加关键，无疑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火车头”、深化改革创新的“主阵地”和国际竞争合作的“桥头堡”。只有把城市的改革动能充分发掘出来，把城市的创新潜力有力激发起来，才能真正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插上持续翱翔的“双翼”，完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重任。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城市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有着自身特有的运行规律。遵循了规律，就能把握城市发展的正确方向；违背了规律，就将受到惩罚。现在城市发展中出现的很多矛盾和问题，归根结底就在于没有把握好城市发展规律。为此，会议特别强调，要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端正城市发展指导思想。

　　把握好城市发展规律，就要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城市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就要把“资源环境承载力”作为城市发展的基本依据和刚性约束，人口规模和城市用地要匹配、和资源环境承载力要适应；就要把“改革创新驱动”作为城市发展的第一动力，以改革促进城市转型，以创新激活发展潜力。

　　首先，从注重量变，转向注重质升。过去在生产力水平低和物质短缺的条件下，我们更多地将城市发展的重点放在量的积累和速度的提升上，这是符合当时实际的。但城市发展到今天，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已不再是“有没有”“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好不好”“优不优”的问题。这就需要从“质”上实现一次飞跃，树立“精明增长”“紧凑城市”的理念，框定总量、限定容量、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

　　其次，从注重工业化转向工业化和城镇化并重。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城镇化速度也将从高速转为中高速。工业化主要解决的是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城镇化则涉及经济、社会结构等生产关系的优化调整。从世界发展进程看，在工业化的中前期，工业化往往决定城市化；在工业化的中后期，城市化则更多地影响工业化。适应我国城镇化的发展需要，就要从优化生产关系入手，完善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并着力解决好农业转移人口真正在城市落户的问题。

　　最后，从注重城市竞争转向注重城市竞合。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发展，一个重要动力就来自城市之间的竞争。随着人口、资源和环境等硬约束越发趋紧，城市在产业结构、边际效应、文化氛围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导致城市之间的竞争态势也随之改变。未来城市竞争不再是单向度的“零和游戏”，而是更加注重合作共赢、优势互补。世界城市发展的新变化，也要求城市之间要通过深化合作来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利用效率。只有这样，才能促使城市早日跨上竞争的“升级版”，真正立于国际竞争不败之潮头。“城市群”的发展战略，就是“竞合”的一个重要体现。通过相互合作、紧密配合、资源共享，最终能够产生“一加一远大于二”的集聚效应。

　　城市发展理念的转变，实质上涉及的还是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深层调整，转起来并不容易，有时甚至还要经历痛苦的过程。但必须要看到，只有改革，才能催生城市发展新动力，实现创新发展；只有改革，才能增强城市发展的整体性、持续性，实现协调发展；只有改革，才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绿色发展；只有改革，才能提高城市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实现开放发展；只有改革，才能让人民在城市发展中拥有更多获得感，实现共享发展。

　　提炼城市发展规律的三个角度

　　□ 国务院参事、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 仇保兴

　　本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要尊重城市发展规律，怎样提炼和认识城市发展规律？我认为有三个角度：

　　一是从理论上来推理。美国著名规划学家路易斯·芒福德在他百科全书式的名著《城市发展史》中写道，人类的城市梦进行了五千多年，只要人类存在，都有城市梦。这些梦都是从乌托邦开始的。人们探究城市发展规律首先是根据理论、理想目标推演的，这种推演方法的好处是向前看觉得目标很清楚、很鼓舞人心，但坏处是容易导致人们进入乌托邦式的迷茫，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众多悲剧之一。

　　二是从历史经验中提炼，对我国有非常重要启示作用的第一次城市化浪潮是在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发动的，第二次城市化浪潮是在美国、加拿大等北美国家掀起的，第三次是拉美、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浪潮。这三次城市化浪潮都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而且都有相应的城市病，这些病怎么去治疗，有的治错了，有的治对了，都写成文献巨牍，这些经验教训是我们提炼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发展阶段城市发展规律的宝贵遗产。

　　三是从问题导向归纳。实用主义的“问题导向法”是城市工作者的偏爱，20世纪形成的两个里程碑式的宪章非常典型，一个是雅典宪章，1933年由法国建筑师勒·科比西耶率领规划师针对第一次城市化浪潮出现的城市病，主要是工业污染、人口寿命缩短、非常严重的霍乱症、城市卫生条件非常差、环境污染非常严重等病症开出的一系列的药方，比如设立明确的城市分区，功能区的划分就是那时候提出来的。到了1977年，国际建协又在秘鲁利马提出了马丘比丘宪章。宪章开头就写明：从文化上来讲，人类的文明不只一种，不仅有从古希腊传承下来的西方文明，还有其他的文明，马丘比丘就是印加帝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城市。在这部宪章中回顾了1933年以来规划师们开出的药方与现代城市发展规律的冲突，提出了城市是流动性的空间，这种流动性空间不能被汽车和功能分区所区隔，这一点我认为对我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认识城市规律应该从理论推演、历史归纳和问题导向三个方面进行提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