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参事仇保兴：如何理解“一尊重五统筹”？
1月4日下午，由中国城市百人论坛、光明日报理论部联合举办的“学习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座谈会”在京召开。国务院参事、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仇保兴出席座谈会并做主题发言。
国务院参事、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仇保兴：
本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主要精神可概括为：“一尊重五统筹”。“一个尊重”是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城市发展规律怎样提炼和认识？我认为有三个角度：
一、从理论上来推理。美国著名规划学家路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他百科全书式的名著《城市发展史》中写到，人类的城市梦进行了五千多年，只要人类存在，都有城市梦。这些梦都是从乌托邦开始的。人们探究城市发展规律首先是根据理论、理想目标推演的，这种推演方法的好处是向前看觉得目标很清楚、很鼓舞人心，但坏处是容易导致人们进入乌托邦式的迷茫，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众多悲剧之一。
二、从历史经验中提炼，特别是对我国有非常重要启示作用的第一次城市化浪潮是在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发动的，第二次城市化浪潮是以美国、加拿大等北美国家掀起的浪潮，第三次是拉美、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浪潮。这三次城市化浪潮都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而且都有相应的城市病，这些病怎么去治疗，有的治错了，有的治对了，都写成很多文献巨牍，这些经验教训是我们提炼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发展阶段城市发展规律的宝贵遗产。
三、从出问题导向归纳。实用主义的“问题导向法”是城市工作者的偏爱，上世纪形成的两个里程碑式的宪章非常典型，一个是雅典宪章，1933年由法国建筑师勒▪科比西耶率领规划师针对第一次城市化浪潮出现的城市病，主要是工业污染、人口寿命缩短、非常严重的霍乱症、城市卫生条件非常差、环境污染非常严重等病症开出的一系列的药方，比如设立明确的城市分区、功能区的划分就是那时候提出来的。到了1977年，国际建协又在秘鲁利马提出了马丘比丘宪章。宪章开头就写明：从文化上来讲，人类的文明不只一种，不仅有从古希腊传承下来的西方文明，还有其他的文明，马丘比丘宪章就是印加帝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城市。在这部宪章中回顾了1933年以来规划师们开出的药方与现代城市发展规律的冲突，提出了城市是流动性的空间，这种流动性空间不能被汽车和功能分区所区隔，这一点我认为对我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认识城市规律应该从理论推演、历史归纳和问题导向三个方面进行提炼。
再解读“五个统筹”。
一、“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提高城市工作全局性”。首先要把全局性放在全球化角度来理解，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萨森（Saskia Sassen）认为：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时代所有的城市都会进入到全球城市网络体系。如果有一些城市注意到了变革和结构调整，有所准备，有可能地位提升从而进入重点节点城市，进入重点结点的城市在全球化网络时代可以获得更多战略性资源从而得到进一步发展。但又会有相当一部分城市特别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被边缘化，城市一旦边缘化以后会造成地区与国家竞争力的退化。这个理论提出后风靡了全球。
其次从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来看全局性，这就讲到我国著名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很多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城市应该规模越大效益越好，但杨小凯却不这样认为，他在《超边际理论》一书中提出，“为何主流经济学都认为城市规模越大，效益越好，但又和大中小城市数量呈正态分布的实际完全不符。按照主流经济学小城市不应该存在，但美国和欧洲小城市是绝大部分，大城市只是少数几个，为什么实践和理论相差那么大呢？他的新理论认为：超大规模城市可以实现全球商品和生产关系交易的成本最低；中等规模和大城市在区域商品交易和要素交易中交易成本最低；而小城镇是对周边农业、农民、农村服务的时候，生产要素和商品交易成本是最低的。由此可见，这种超边际分析法将理论和实践的差距弥补了。
再次，从全球性气侯变化角度来看，联合国曾给出过一个数据：全球75%以上的能源是城市消耗的，75%的人为温室气体是城市排放的，75%的污染也是城市排放的。由此可见：城市应对气候变化是举足轻重的。人类命运要么是光明的前途，要么是黑暗的未来，决定于城市能否绿色发展。
最后，我国的GDP，、科技创新成果、财政收入绝大部分都是城市产生的。城市因而被称为“财富的容器”。从城乡关系来说，城市是主动者，它是人口的吸引者。所以，必须从全局性来考虑城市的问题。中央召开城市工作会议是恰逢我国已经正式进入城市时代（一半以上人口居住在城市）。
第二，“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提高城市工作系统性”。这些我们城市工作者感受非常深：一方面是“时间上的系统性”，从城市规划学角度来看，城市规划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城市规划的论证、编制、执行、检查、修正是一系列行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用城市规划为工具对各种城市病进行治理，正因为“过程性”是城市规划的主要属性，我们有贯彻、监督、修订、反馈的具体执法过程，所以现代的城市规划讲究迭代式进行编制实施，因为它在不同的情境下一次次的进行试错和修订。
另一方面是“空间系统性”，现在问题比较大。记得八年前我国两院院士吴良镛、周干峙、钱正昊等学者共同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到了我国现代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系统被肢解的严重问题。用高速公路模式代替城市交通发展模式，用大江大河的治理办法来代替城市的河流水系治理模式，用人工造林的模式来代替城市园林绿化，还有用工业区的模式来代替城市的空间机理等等，所以，这种种取代就造成了城市空间分裂症。本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重申了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是一个严密系统的三大环节、不可分离，已经肢解的，要根据会议精神来纠正。 第三，“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城市是地球上人工与自然最大的复合体。从全国的角度讲，能否实现“绿色发展”取决于的三个板块，对“自然”而论，如果我们不要去过多地干扰它，而是以顺应自然的模式来发展，自然必然是绿色的；农村我们只要走农业现代化道路绿色发展，不要走化学农业和能源农业的道路，农村也是不难实现绿色，但城市却是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难题。这面临城市发展要从灰色的动力结构转向绿色的动力结构，所以这次会议提出城市发展三大新动力，改革、科技、文化，城市发展从原来依靠工业化为主动力转向会议提出的改革、科技、文化。这就要求城市工业要率先实行结构调整，以“新型工业化”取代和改造传统工业；从集中、大规模基础设施为主转向小型、分散与循环利用为主、从刚性城市转向弹性城市（“弹性城市”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改革主导方向）；然后还必须从局限于城市本身发展转向城市群的协调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由此可见，城市持续性面临着要从这几个方面实现转型。
第四，“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提高城市发展宜居性”。宜居性意味着要回归城市的本质，改变过去我国长期以来倡导的“先生产、后生活”。其实在宜居性的一系列要求中，可以说，本次会议提出了提城市本源问题。城市是什么？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认为，城市应使人类生活更美好。首先，城市是文化的容器，人类社会需要心灵的认同和空间的归属感，这就要求我们的规划、建设和管理都要尊重城市里的普通市民。二是城市需要多样性，因为人的天性就是喜欢多样性，只有满足多样性才有活力。三是要诚实、客观地认识和治理现代城市病，这次我国中央会议第一次提出城市病。四是要注意城市已经产生了巨大的贫富差距，我们现在许多城市负责人有许多此类问题没有认识到，城市的宜居性是由最低阶层来认可的，他们认为城市是宜居才真正是宜居的，这是因为最低收入阶层在城市空间上没有流动性，而富人却可以自由流动。
第五，“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提高各方推动城市发展积极性”。大英百科全书曾把城市规划归纳为三点：首先、城市规划是有限空间分配的工程技术，其次、政府法治的一种强制性，城市规划的实施体现的是法威权的治理；最后是人人参与的现代文明的运动形式。城市规划具这么三种含义。这三种含义就是体现三个规律，也即城市规划要尊重自然、尊重普通人利益、尊重本地的历史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把政府、企业、专家、多学科人士和市民的积极性等等都会聚到一起来。所以，西方早就提出，所谓城市规划就是联络性的规划、开放的规划，在这些问题上我们通过这次城市会议的解读都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认识。
（发言内容经本人同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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