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城环所所长潘家华：激活三线基地，均衡均质城市空间布局。

1月4日下午，由中国城市百人论坛、光明日报理论部联合举办的“学习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座谈会”在京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出席座谈会并做重点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激活三线基地，均衡均质城市空间布局”，这也是我学习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一点体会。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精神中，有非常明确的要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科学规划城市空间的布局，在中西部地区发展城市群，促进边疆中心城市和口岸城市的发展，让中西部地区的广大群众在家门口能够分享城镇化的成果。我之所以有这样一个体会，是因为地处在三线地区的中西部城镇化，曾因三线建设而有一次大的飞跃，攀枝花、十堰等中等城市是结晶。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进程，东部突飞猛进，中西部则举步维艰困难重重。三线地区城镇化的发展动力严重不足，城市空间格局发展出现失衡。

比较一下，昔时火热的三线基地，今天是城市发展的洼地。当年是“好人好马”上“三线”。改革开放以后，孔雀东南飞，使得三线大量投入的一大批基地空闲空置废止。当年的“三线”建设，是资金、技术、人才等优质资源从一线即沿海经济较为发达、人才集聚度高的地区向经济发展滞后、基础设施欠缺、资金技术短缺的三线即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改革开放以后的“孔雀东南飞”，不仅是“三线”地区优秀人才、资金、技术大规模流回东部，而且三线地区的劳动力，尤其是富有活力、受到初等和中等教育的青年劳动力，大规模流动到东部打工就业。城市化进程中市民化的难点集中在东部一线地区、一、二线城市。例如，一线地区的广东，超过2000万的流动人口，上海接近1000万，北京达到820万，浙江大约700万。即使河北省也有150万人口的流入。在地处三线的中西部地区，则是农民工的流出源地。西北地区的甘肃流出130万、陕西160万，西南地区的重庆、四川流出的人口分别达到400万和1000万，贵州接近800万；中部地区的湖北湖南分别达到370万和490万，河南更是高达1150万。显然，“三线”地区的中西部城市化发展成为严重的塌陷地区。

当年的“三线”建设始于20世纪60年代，在座的各位在我这个年龄段的人，都应该比较熟悉当年十分隐蔽而又热火朝天的“三线”基地建设，在我老家的旁边就有“三线”建设的基地和“三线”工程焦(作)枝（城）铁路。这些基地、工程的建设从1964到1980年持续16年时间，是我国生产力布局由东向西产业转移的一次战略大调整。三线建设投入的总规模超过2000亿，超过国家同期基本建设总投资的40%。调动或转移的劳动力超过400万，包括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并动员了中西部超过成千万次的民工就近参与建设。三线建设的成果是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集产业、科技、教育、人才、基础设施于一体，成为中西部地区城市发展的载体、动力和增长极。这些三线建设的成就，客观上促进了优质产业和科技教育资源的均衡、均质布局，效果是显著的。

之所以说三线建设是国家优质资源空间均衡布局的有效创举，在于调动的是“好人好马”，配置的产业高端、技术先进、教育优质。位于陕西的中航工业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科研、生产一体化的特大型航空工业企业，我国大中型军民用飞机的研制生产基地。地处西部的这一高端产业集群，源于三线建设西安飞机设计所、汉中歼击机（运八）生产基地、彤辉机械厂、劲松机械厂。1980年，运八飞机投入批量生产。三线布局在贵州都匀的振华电子也是属于技术先进的高端基地，它是优质的。在三线建设中，一批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落户中西部地区。当时党中央国务院将七所高校内迁到四川、甘肃、陕西，形成了支撑和提升三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这些都是沿海省份重点大学的科系，搬迁至中西部地区建设分校，包括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内迁至四川绵阳（西南科技大学前身）；北京大学数学力学专业与技术物理系、无线电系，内迁至陕西汉中（陕西理工学院前身）；南京大学五个系内迁湖南常德桃源县开办分校（华南光电集团）；上海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在四川自贡建设分校（四川理工学院前身）；唐山铁道学院内迁至四川峨嵋县（西南交通大学前身）；大连医学院南迁至贵州遵义（遵义医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内迁至四川合川（更名为四川矿业学院，中国矿业大学前身）三线建设对于平衡中国东西部教育资源分配，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即使是生产性的厂区，教育文化资源也是非常优质的。比如已经停产的贵州安顺飞机制造厂（130厂），它里面就有学校、有文化宫等相应设施一应俱全。而且三线建设有大量的城镇化外溢效应，带动当地和周边地区的整体发展。

现在我们说激活三线基地的意义非常重大，是因为：首先它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三四线城市，相应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医院、学校等等要进行投资，在改善城市发展质量和水平方面，其边际投入受益远高于一线、二线城市。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相对于东部地区边际收益更优。其次，对于根除“城市病”具有重大意义。东部地区农民工市民化压力大，而三线地区的城市可以承接一线、二线城市的压力。第三，对于盘活资产也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特别是高铁网络。高铁网络都是大城市之间的连接，对大城市之间的中等城市，影响比较弱，激活三线基地，可以将大城市之间的“空白”的三线基地联系在一起。

激活三线基地来均质配置城市发展的优质公共资源，应该说是一个再平衡问题，可能就有一种误解，认为是一种零合博弈，把东部学校搬到西部是不是对整个社会有帮助？其实不然，东部地区过度密集的高等教育和医疗资源，是一二线城市人满为患不堪重负的根本原因至所在，是负资产，到中西部地区就是一种正资产和正能量。另一种误解认为，当年三线建设是行政干预，不符合市场规律，是资源浪费。这样一种似是而非的论断实际上不成立，因为公共资源的配置寻求的是社会公正、社会和谐、社会效率。国家对对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资源的配置投入，具有公共属性，它不是市场的竞争性资源，应该围绕民众的利益。当年的三线建设是战备，国家安全考虑，是社会利益的考量；当前在城市和区域发展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激活三线基地，是提升社会效率的的行政干预。还有人认为，这样会突破西部地区的环境容量。其实也正是我们需要优质资源，而不是简单承接东部淘汰的产业，来缓减西部地区的生态压力，使三线地区的城市化与环境容量相适应，使得中西部地区能够得到均衡均质的发展。

激活三线基地，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第一，需要重新思考我们当前一些政策鼓励的“承接”思路，中部地区承接东部产能转移，这些概念我们需要反思甚至需要调整。中部地区在很大程度上，现在是低水平发展，但却是“高水平”污染，所谓的“低发高污”，如果把东部淘汰下来的“三高一低”企业转移到中部，显然中国的中西部屏障功能就会被破坏。所以，中西部难以承受“承接”之重。第二，即使在三线地区，也要避免资源过分集中。现在有些地方，强调提升所谓的大中城市的“首位度”，把周边的郊县乃至于辖区外的地区全部兼并到省会城市或副省会城市，使得资源高度垄断，集中过多的优质资源，不仅不疏解。返回倒流“虹吸”。比如中国地质大学和矿业大学已经疏解了，现在全部返回原校了。我们在湖北做城镇化调研的时候，也是发现在湖北荆门作为三线基地有很优质高端荆门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和中国特种飞行器研究所，有很好的优质的设计能力，具有强势地位作为省会的特大城市武汉，很有可能以优惠条件把它“吸引”过来。江汉石油学院也是当年三线建设的一个成果，是省属高校长江大学的优质成分，武汉利用省会城市的优势把江汉石油学院的优质资产“吸引”落户武汉。位于河北保定的华北电力大学，原本系北京电力学院外迁成果，被“吸引”到北京昌平。这样一种逆向转移是我们目前还存在的“孔雀东南飞”的情况。

三线建设有基础、有经验、有教训，布局均衡，产业高端，是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城市空间均质发展的载体和方向。例如攀枝花、十堰、荆门、酒泉，均是科技、产业和资本驱动。现在我们要选择，应该选择优质公共资源特别是优质的高等教育和医疗资源，往中西部地区走。在北京再搞一个985又有多大的效应？如果把这个985放在景德镇，光景德镇的瓷器我们可以多卖多少？道理很简单。现在我们对一些重大优质资源，对重大国家活动，像G20会议，没有必要在首都、在特大城市。如果在中西部，有助于我国城镇化东中西空间格局的均质化发展。而且在产业上我们不应该简单强调中低端制造业，三线建设全部是高端。如果东部地区要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也应该是高端产业和优质资源。

以上是我的学习和思考。谢谢大家。

（发言内容根据本人同意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