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叫我“深谷”，来看深圳如何成为中国最具硅谷气质的创新城市
深圳可能在未来衍生出新玩法：依托硬件产业链做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创新生态
“山寨引发的这种自由不仅成就了供应链，还满足了许多细分市场的需求”
文章概述：深圳在2013年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电子制造基地。2014年，深圳创业公司一加科技的一款手机在欧美大受赞誉；过去两年，数百名创客在深圳制造了自己的智能手环、机械手臂；英特尔、微软、高通等国际巨头纷纷拉拢深圳，谁都想在深圳的硬件产业链上分一杯羹。从山寨之都到硬件天堂，这些年深圳发生了什么？
从山寨走向品质
2004年，一个名叫刘作虎的年轻工程师第一次来到硅谷，为他所在的一家深圳电子公司OPPO考察美国市场前景。那时，这家有着俏皮发音的公司刚成立不久，主营手机、蓝光播放器等电子产品。通过那次考察，刘作虎有些失望地发现，当时的“中国制造”在欧美市场仍然是一个用来嘲笑“山寨”的形容词。
同样是2004年，华为终于等到了与沃达丰对话5分钟的机会，希望争取到合作机会。时任华为无线营销部门主管的邵洋兴奋得一夜没睡，因为欧洲第一大电信运营商终于知道了这家深圳公司的名字。这一年，据《深圳高新科技术产业发展报告》披露，深圳电子信息产品出口额占全国23%，居全国首位。位于深圳罗湖区的沃尔玛全球采购中心也迎来了市场采购额飞跃，其6000家全球供应商中，80%来自中国。2005年，《纽约时报》评论说，正如1960年代的日本，在中国这样一个几乎没有全球品牌又产品数量巨大的国家，出口廉价贴牌产品，或许是一条向价值链上游攀登的好路径。
第一次走在硅谷的门罗大道上，刘作虎内心受到的震撼不亚于60年前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的那次旅行。1953年，盛田昭夫第一次到访美国，发现人们听到“日本制造”时如临大敌。1971年的《时代》杂志封面文章《日本公司：赢得最重要的战役》曾如是描述盛田昭夫的感受：“廉价山寨”是日本产品的特点。此后，以索尼为代表的日本企业重构了整个战后日本的制造业格局，从廉价贴牌抵达精工制造。
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曾在1970年代说过，历史在重演，却以不同的方式。2014年年初，《经济学人》在系列报道《寒武纪》中将深圳定位为全球硬件的新首都，理由是积蓄力量10年之久的深圳硬件制造业在这一年终于爆发。
2014年夏，刘作虎这个来自中国湖北的年轻人，开始了他人生的第20次硅谷之旅。这次他是深圳手机创业公司一加科技(OnePlus)的自信满满的创始人。7个月前，一加发布的一款手机在欧美大受赞誉，连挑剔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法哈德·曼约奥(Farhad Manjoo)都在评论《价廉物美的好手机》中惊叹它低价而伟大，是他用过的最好的安卓智能手机。而此时邵洋已转任华为消费者BG营销副总裁，在他位于深圳南山的办公室墙上，多了一张品牌咨询公司Interbrand的最佳全球品牌榜。2014年，华为成为登上这张榜的首家中国大陆公司，同列的还有苹果和谷歌。
据美国科技研究机构ABI的报告，尽管过去10年中国制造业毛成本上升了150%，但深圳仍然在2013年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电子制造基地。深圳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已连续10年居全国首位，2013年申请量超过1万件，约占全国总申请量的一半，领先于排名全球第六的法国。用开源硬件提供商Seeed Studio创始人潘昊的话说，深圳正从一个曾是做便宜货的地方，转变为做产品的便宜地方，最后变成了唯一能做好产品的地方。(点击阅读原文，领略360度现场)
也许深圳华强北的微妙变化更能说明深圳正在发生的改变。始建于1988年的华强北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电子批发市场，同时辐射欧美地区。曾经被各种汗味、肠粉味弥漫的电子市场，如今成为创客圆梦的好莱坞。2012年，法国软件工程师希瑞尔·爱博斯维尔(Cyril Ebersweiller)把他的硅谷硬件孵化器公司HAXLR8R搬到了华强北。(点击阅读原文，领略360度现场)在希瑞尔看来，深圳是中国最具硅谷气质的城市，这里有全球最完整的硬件供应链和效率非凡的工厂。过去两年，数百名创客在深圳制造了自己的智能手环、机械手臂……而在全球，成千上万名创客正通过电子商务享受这个强大供应链带来的便利。
试图在深圳硬件产业链上耕耘的不只是创客。2013年年底，芯片巨头英特尔与深圳多家白牌厂商（多指没有品牌或不知名品牌）合作共同推出了近30款平板电脑产品，企图在深圳硬件生态圈抢得一席之地。2014年4月，微软宣布对9英寸屏幕以下的Win8系统平板电脑和WP系统手机的OEM/ODM合作伙伴提供免费授权许可，拉拢深圳的大小白牌厂商。此外，在深圳深耕多年的移动芯片巨头高通也加大与白牌厂商的合作力度……跨国科技巨头由此开始另一条在华发展的道路：不再仅仅依靠深圳的工厂、劳动力，而是依靠与深圳本土公司共建的硬件生态圈。
在环境、专利、劳动力成本等问题越来越困扰着中国制造，推动中国制造业转型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当下，深圳在制造业转型道路上再一次跑在了前面。成长于“山寨时期”的这一代深圳公司和企业家，正在发生个人视野和公司战略的升级变化。
制造业在升级
一颗传感器离开深圳的加工厂后，要被运往马萨诸塞州。这种元器件被层层泡沫包裹严实，重量不过几克。它们通常通过航空和公路运输，但遇到周末和节假日就得延迟。在经过长途跋涉后，最终到达美国东海岸。在一家位于马萨诸塞州萨默维尔市的创客工作室里，如果幸运，这颗传感器能在不断测试后被安装在创客们的新鲜玩意儿里，加入到美国创新制造业的大潮中。如果从eBay下单，这颗传感器完成美国之旅，至少需要一周。
“如果你就在深圳，买到同样一颗传感器的过程可能只需要5分钟。”希瑞尔坐在一张堆满螺丝钉、切割器和电线的工作台前说。从他身旁的落地窗望出去，就是人头攒动的深圳华强北商业区——中国最大的电子市场。在过去的两天里，希瑞尔和美国女孩汉娜(Hannah)围着一个钥匙扣大小的PM2.5随身吸附器进行头脑风暴，里面的传感器已经换了5种。下个月，汉娜即将带着她的产品参加旧金山的展示会。
在华强北大厦10层，180平方米的HAXLR8R工作室被分割成上下两层。整个空间几乎被凌乱的工作台占据，各种昂贵的设备安置在周围：切割、焊接以及3D打印机。过去两年，全球的40多个创客项目在这里诞生：可充电的社交钱包、硬币大小的身体行为捕捉器……
每年，成千上万的创客项目在世界各地的孵化器中诞生，秘诀在于慷慨的资金支持、大量的大胆尝试以及打破常规的意愿。但对于硬件产业这样一个严格遵守摩尔定律的行业，速度也许才是制胜法宝。
“走到楼下，就能在电子元器件店铺老板那里买到一盒传感器，价格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汉娜说道。她今年19岁，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环境工程的学生。在深圳，一个项目从采购元器件、生产到品牌设计只要3个月左右就能完成的事实让她吃惊。因为在美国，这通常是收发和测试元器件的时间。过去两年，18000多个创客项目在众筹网站Kickstarter上成功募资2.74亿美元，而其中80%的项目最后要在深圳的工厂里实现。
30年前，从美国得克萨斯州西北部的拉伯克市运出的一车棉花，到达加利福尼亚州长滩的太平洋港口后就被装上轮船运往上海的纺织厂。在那儿，棉花被纺成纱、织成布、裁剪成片、缝制成T恤衫，最后贴上“中国制造”的标签，销往全球。30年后，将“中国制造”和世界联系在一起的不再是棉花，而是一颗产自深圳的小小传感器。从棉花到传感器，全球制造业的格局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据HIS全球观察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2010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产值估计高达1.995万亿美元。
制造业的升级总是经历漫长的过程。1998年，还是软件工程师的法国人希瑞尔第一次来到深圳，为家乐福做线上销售系统。那时，华强北电子市场刚刚开业，市场上的产品大都产自中国台湾和韩国。整个深圳科技制造业还处在来料加工的初级阶段，且全部用于出口。直到2006年，那种来自初级制造业的原始积累才终于爆发。山寨如日中天，却极大丰富和完善了供应链。任何一个产品，大到电脑，小到传感器，产业链上都有10到20家企业，从开模开始，到做测试，再到生产，最后包装，链条非常完善。
2006年春天，中兴公司职员杨涛决定结束清闲的办公室生涯下海创业。他在深圳海岸城租了一间小办公室，不足10平方米，每天只干一件事，就是四处兜售元器件。2006年，珠三角遍布着系统集成商，大多是拿到国外的元器件做组装，或者按照国外的图纸做一个“山寨”产品。但那时元器件市场并不成熟，本土厂商拿到一张物料供应单时，对上面的元器件几乎没有概念。在中兴浸淫4年，杨涛对各种元器件了如指掌，随着找上门的本地工厂越来越多，他开始专门为上游企业做物料的供应链。
“3年前出现了一个公司叫小米，要是在8年前，雷军他绝对干不了这个事。”杨涛坐在位于深圳南山区的办公室里，转动着手里的咖啡杯，语带豪气。他现在的身份是深圳思路国际有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公司员工如今增加到150人。2014年8月，杨涛迎来了人生的一个小辉煌。思路国际旗下自主手机品牌“IVIO”新品在印尼首发，印尼副总统优素福·卡拉到场祝贺。
毫不夸张地说，2006年属于山寨。据新华社报道，2006年深圳高新技术工业总产值超过人民币6000亿元，首次在全国大中城市排名第一。这一年深圳手机厂家数量多达4000家，更不用说多如牛毛的做MP3、MP4这类小型电子产品的公司。“山寨时期竞争的最典型方式就是打价格战，以牺牲质量不断压低成本，你出50款我出100款，打得鸡飞狗跳。”杨涛说。
也是在这一年，文和军的MP3代工厂正面临倒闭。MP3疯狂赚钱的时代已经过去，大部分厂商开始由MP3向MP4转型。在这场转型中，只有少数厂家显得游刃有余。蓝魔就是其中之一。2002年，MP3刚刚开始流行，“我们很快意识到这种便携的音乐播放器将受到大学生的喜爱。”蓝魔CEO万秋阳说。蓝魔通过积累口碑，初步建立了品牌，拥有了一批稳定的用户。而对文和军这样的贴牌代工厂，每一次的科技浪潮都是革命。没有自主品牌，一切又要从头开始。“很少充满成就感，大多时候是痛苦和折磨。”现任深圳原道数码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文和军如此总结在深圳打拼的这几年。(点击阅读原文，领略360度现场)
2004年，当文和军坐着绿皮火车从广西桂林来到深圳时，“深圳抛弃论”仍在持续。2002年冬天，网友“我为伊狂”的一篇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把深圳推到了风口浪尖。从深圳的五大企业招商银行、平安保险、中兴通讯、华为科技以及沃尔玛的“迁都”上海传闻说起，进而谈到深圳的诸多问题。另一方面，江浙、天津等新的制造中心开始涌现，深圳制造业优势地位似乎在削弱。
就在外界大唱衰歌时，华强北涌现出一大批高仿手机以及贴着各种各样品牌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大特点就是价格低廉，不少还极具创意：具有验钞功能的手机、香烟盒形状的MP4、宝马样的车模手机，甚至还有待机时间长达一年的手机。令人出乎意料的是，这些电子产品极受欢迎。2006年，整个电子信息产业对深圳工业总产值的贡献达到了60%以上。
成长于“山寨时期”的这些公司，没有太多资源。从BP机、电子词典、MP3开始，深圳经历了多次科技浪潮。这些产业大都与人们的日常需求相关，这也成为这些企业能够迅速成长的前提。跟华为、中兴这些已经积累了大量设备、技术、人才和资本的企业相比，它们也许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微不足道，唯一有的就是自由。
“这种爆发式的自由满足了许多细分市场的需求。”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房地产研究所所长郑志旺对深圳制造业做过长期的观察。据基金公司RoyceFund一项调查研究显示，过去10年，非洲手机的普及率从6%上涨到了80%。改变这些非洲居民生活方式的不是苹果，而是产自深圳山寨公司的廉价手机。
但在很长一段时期，深圳公司的山寨能力让外国公司闻风丧胆。简单和劣质的模仿对知识产权构成了直接侵犯。郑志旺表示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国外企业在选择与中国合作时显得犹豫不决，这实际上为技术引进带来了难题。而在文和军看来，山寨阻碍了差异化：“大家都想做差异化，但连成本都没收回来的时候，就被人抄了。”这话从一个曾经的山寨厂商口中说出来有些别样的意味。
不可否认，山寨的生命力激发了一种灵活异常的生态系统，成就了供应链，这也是深圳商业文化的独特之处。原本完善的手机产业链，在深圳被分割，形成固定流程，由不同的小公司分担。一系列神秘的角色浮出水面：从下游的元器件商、主板集成商、方案商，再到模具、组装、贴牌。这种对劳动力持续不断的分工使生产力水平得以提高。逐渐形成的产业布局开始被市场认可为最快的效率组合。
“这种产业链的精细化分工也让创业成为可能，因为专注在产业链上一个很小的环节，不需要很多的资产。”郑志旺说道。企业之间的商业往来在深圳形成了新的关系，只要产品好，不怕找不到合作方。“打个电话，跟对方说明你的需要，对方就能立即按照模具为你生产。”文和军说道。这种信任式的合作已形成了行规，它使得产业链得以高效率地运作，从而降低整个企业的运营成本。
山寨厂商自我蜕变
在深圳这代本土厂商的集体记忆里，2008年是一个多事之秋。全球金融危机后，国外品牌商开始大举取消订单，逼死了很多深圳的集成商。当年6月，央视以侵犯知识产权为名率先喊杀山寨机，“手机之都”顿时变成“手机废都”。据央视报道，深圳本土手机厂商数量在2008年开始急剧下降。到2012年只剩400家左右，不到高峰时期的十分之一。中国只会简单山寨产品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2014年《连线》杂志前主编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表示，反观深圳供应链的兴衰，很多企业被迫关闭或转型，说明了竞争的激烈和更新换代的快速。
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洗礼，这些以经营劣质产品为生的山寨厂商的自我蜕变，恰恰是从质量意识觉醒开始的。一个模具商甚至能花3到5个月为一个小问题精雕细琢。郑志旺表示，促使这些山寨厂商转型的更为隐秘的原因是，为海外市场代工不再那么赚钱。受金融危机影响，海外市场的需求萎缩，加之人民币汇率上升，利润空间被极大压缩。这迫使本土厂商不得不将市场从以出口为主转为出口跟国内市场并重的策略。而要撬开国内市场，显然不能像代工时代只要生产出来即可，需要花大量精力在品牌以及销售网络的建设上。
杨涛的机会出现在2009年春天。一个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的印尼商人来到深圳，这位印尼商人经营着一家印尼本地的手机公司，每年都到深圳寻找代工厂贴牌。由于生意上的往来，杨涛抱着做品牌的梦想和印尼手机商合股成立了一家中国公司：思路国际。一开始只是向珠江三角洲各个环节的供应商进行采购，但他发现光是采购已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因为产品难以差异化。从品牌购买公司，到自己开模，到集成加方案公司，最后到品牌公司，杨涛和他的公司用4年时间完成了这样的升级变化。其间，他带着一个全新的手机品牌IVIO去参加国际消费电子展和巴塞罗那通信展，之后收到包括南非、印度等超过10个国家的订单。
2013年，杨涛发现手机的外壳、电池都容易控制，“麻烦就在主板上，换来换去很头疼”。对手机而言主板无疑是核心，因为它凝聚了一个手机50%以上的技术含量。深圳的主板商多而无序，回款快的集成商自然成了香饽饽。但长此以往，伤害的客户会越来越多。他感到心里不踏实。“你是在买一个核心的东西，然后给客户。但是买驱动不了供应链，这样就无法提高用户体验。”杨涛有些激动地说。他逐渐意识到一件事情：手机的本质还是一个技术驱动型产品，手机厂商拥有多少知识产权，决定它能走多远。
“要么就别干了，要么就有点儿梦想！”2013年春节，在一顿火锅宴上，杨涛一拍大腿，决定赌一把。公司决定专心研发，做方案公司，把技术核心握在自己手里。当时，市场上的3G方案商多如牛毛。作为这个市场的后进者，要想分得一杯羹，就得差异化。杨涛的思路是彻底放弃3G，预先开发4G的主板。
2013年开始的反垄断风波也让全球移动芯片巨头高通学会了反省。为了在中低端市场与联发科竞争，高通公司的策略是预先抢占4G市场。但高通芯片的开发较为复杂，需要寻找那些技术过硬且愿意投入研发的方案公司，否则不合格的产品只会间接伤害高通的品牌。杨涛把公司所有的2000万元资金全投在了4G主板的研发上。同时，公司开始招兵买马，50%的员工都是研发人员，他们大都来自索尼、摩托罗拉等公司。在一个技术驱动的领域，研发至关重要。十年前，研发为华为换来了海外市场的转机，赢得了与沃达丰的合作机会。现在，高通看上思路国际的正是它对研发的坚定投入。
杨涛在2013年注定要忍受两件事，一是难看的财报，二是继续默默无闻。全线投入一个在次年才可能上市的产品，意味着当年颗粒无收。但成果也立竿见影。2013年9月初，研发团队用高通骁龙800芯片研发了一个4G主板，并做成了样机。9月5日，杨涛和同事们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拿着自己的样机，守在电脑屏幕前看小米3的发布。小米3同样配备骁龙800芯片，但这颗芯片被做成了3G。“当时，我们非常明确自己的技术和速度是领先的。”这给了杨涛非常大的信心。
2013年，摆在文和军前面的也有两条路。2009年安卓系统推出时，公司抓住了平板电脑的机会。随着2011年平板需求暴增和电商爆发，公司财务积累非常快。如果继续做代工，可以持续疯狂地赚钱，但有可能再来一个金融危机公司就没了。另一条路是革命，找到新方向。
在一个转型的时代，法制的滞后以及对灰色行为的宽容，让无数这样的山寨厂商在获得惊人利益的同时，也获得了超越式的成长。但如果仅仅靠从前那种冲量的商业模式，文和军和他的公司可能并不会走得太远。2013年，文和军意识到一个问题，无论华为、魅族还是OPPO，这些品牌都在走定位准确的精品路线。相反，大部分白牌厂商即使想做差异化，也会因为利润薄，仍然处在你抄我我抄你的状态。文和军决定革命——把公司的未来方向与一家急于在深圳占领市场的芯片巨头英特尔绑在一起，做自己的平板品牌，只推一两款精品。
文和军灰色的四层厂房位于宝安机场附近，从深圳市中心驱车到此需要1小时。工厂设在第二层，进入要求着白色褂子和鞋套，电子设备精密，要求绝对无尘的环境。首先看到的是生产车间，整个空间鼓胀着一种焦虑感。一排戴着发网、穿着工作服的年轻人面对面坐在工作台前检测成品。一天8小时，他们只用重复一个动作——用手指划动屏幕。如果不合格，就把它扔进一旁的绿色塑料箱里。
在深圳，几乎所有的工厂都保留着这种由山寨时期沿袭下来的分工专业化。生产一个平板电脑需要13条生产线，从拆解元器件包装开始，到焊接、录入软件、质量检测，最后包装。车间一旁是研发区，为了保证无尘，这里禁止参观，只能透过一面玻璃墙看到里面。产品控制环节异常繁琐。就在不久前，团队发现了一个视频播放的小问题：如果唤醒休眠状态，产品有极小的概率会黑屏。“我们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到底是硬件还是软件。在过去这种事根本不会影响到产品上市的时间。”刘钢说。作为原道的技术总监，刘钢在神舟电脑做过10多年的工程师，跟英特尔有过多年合作经验。
与英特尔合作后，原道开始了大刀阔斧的转型。“最革命的一点就是要把从前那种相对山寨化的思维转变成正规化。”文和军说。
为了和英特尔在业务上顺利对接，文和军制订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其中第一条是“公司所有事务，一概使用邮件交流”。这在大多数企业看来习以为常的事，在当时的原道却颇为劳神。每天，文和军不得不花大量的精力在发邮件上。“我一天发40封，这还算好，终端执行的人员每天都要发近百封邮件。”很快，员工开始怨声载道。在过去，为了适应市场的瞬息万变，公司内部从对外沟通、决策到执行都很快，很多事一个电话就搞定了，现在事无巨细都通过邮件执行。花了整整4个月，团队才适应过来。但1年后，使用邮件进行内外沟通的工作方式对这家曾经的山寨厂商的意义就呈现了出来。过去那种为了冲量的速度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有条不紊的计划性。
IT巨头拉拢深圳
2013年，杨涛的公司开始全线研发4G手机主板，文和军的MP3代工厂正努力挣脱山寨向品牌公司进发。就如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那句名言：“1910年的12月，或在此前后，人性发生了变化。”2013年前后，全球硬件产业链的格局正在发生一些细微而又深刻的变化。
从2013年5月起，英特尔新任CEO科再奇(BrianKrzanich)三次访华，每次都到深圳。在深圳，他没有见大佬级别的公司，而是忙着笼络那些键盘、电池以及主板集成商。在英特尔IDF（信息技术峰会）大会上，蓝魔、原道、酷比魔方这样的“蚂蚁雄兵”还被冠以了CTE（China Technology Ecosystem，中国技术生态系统）的名号。几乎在同一时间，微软在Build大会上宣布向屏幕尺寸在9英寸以下的平板电脑提供免费操作系统。2014年秋天，微软CEO萨蒂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出现在华强北的街头。自从2014年2月4日接掌微软后，中国是纳德拉造访的第一个国家，而深圳是他的第二站。
这些国际大鳄的动作不无道理。12年前，《财富》杂志编辑路易斯·克拉拉写到，来自中国台湾和香港的技术、金钱以及管理经验正在把中国内地的南方变成整个亚洲的产业发动机，这里将成为亚洲唯一可以与日本相抗衡的地方。这一切在今天终于变为现实。深圳已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电子制造基地。据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提供的数据表明，截至2014年10月，深圳的电子信息产业累计增加值达3984.5亿元。
谁都想在深圳的硬件产业链上分一杯羹。自2011年起，消费型PC业务就出现了负增长，受到冲击的自然包括PC芯片巨头英特尔。在移动终端领域挖掘自己的新市场顺理成章。英特尔技术总监洪力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英特尔的深圳平板团队几乎像创业公司，加班成为家常便饭。经历将近1年的耕耘，2014年年末，英特尔的平板电脑销售量已提前完成年初4100万台的目标。市场研究公司Strategy Analytics的数据显示，2014年第二季度，英特尔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平板电脑芯片厂商。与英特尔合作的这些曾经的白牌厂商：蓝魔、酷比魔方、原道等品牌开始成为京东和天猫上异常活跃的平板品牌。至少从目前看，IT巨头与白牌厂商合作已初见效果。据IDC预计，2015年中国平板电脑市场出货量将达到2934万台，较2014年增长5.5%。
全球芯片巨头高通在深圳的战略变化是另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3G时代以前，高通在深圳的手机芯片市场占有率接近80%。但3G时代来临后，中国台湾芯片商联发科几乎抢占了国内50%的触屏市场。而这些市场的基本构成就是深圳的“蚂蚁雄兵”们。高通感到了威胁。2014年7月，高通董事长保罗·雅各布(Paul Jacobs)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我们在拼命拉拢低端市场，非常有趣的是一些中国本土公司正在突围。”
高通大中华区总裁王翔喜欢深圳的新机场。“在这儿你能感受到比北京、上海机场更快的节奏。”最近深圳是他出差最频繁的城市。但对王翔而言，这两年深圳最直观的变化是，很多品牌从无到有，并且逐渐从中国市场扩展到全球。从2013年开始，高通开始实行技术支持人员缩小化、服务客户缩小化的策略，只选择那些成长性高的品牌进行合作。目前与高通合作的包括11家战略合作手机厂商以及5家方案商，思路国际是其中之一。通过拉拢思路国际这样的厂商，高通为自己争取到了更多的市场空间，这些方案商身后是众多的二、三线品牌。
自2013年以来，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加上外贸需求萎缩，很多活下来的平板方案商、手机方案商都在试图转型，做自主品牌是一条出路。据文和军介绍，2014年原道的总体销量也许在很多国内消费者的眼中并不怎么好，但是出货量其实已经突破1亿，其中70%是走海外渠道。如何打开国内市场？无论英特尔还是高通，最好的策略就是拉拢一些想做品牌的白牌厂商，帮助它们实现突破，同时扩张自己的市场份额。
深圳硬件产业链还为硬件电商带来了全球的生意。深圳本土企业Seeed Studio是全球首批开源硬件商，在全球有300多家代理，几乎覆盖所有区域，除了索马里和朝鲜等极少数国家和地区。与eBay相比，背靠华强北的Seeed Studio能够保证货源的充足。“我们提供所有创客所需要的模块，从设计好的电路板到单个的电池。”Seeed Studio创始人潘昊说。他指了指自己办公室墙上的一张写满数字的图表，上面记录着各种元器件的出货量，这些数字有助于了解市场行情。
深圳与硅谷的距离
2014年5月，刘作虎在硅谷见到了特斯拉创始人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尽管时间极短，刘作虎还是逮住机会问了几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你的时间如何分配？马斯克的一句话彻底打动了他：80%是在做产品设计。“这就是美国的商业环境，很纯粹，大家都在做产品，最后是用产品说话。”刘作虎有些激动，因为这跟他10年前在硅谷感受到的一样。相比之下，深圳还是浮躁了些，这也正是他所认为的深圳与硅谷的差距所在。
2004年，刘作虎在硅谷第一次有了一种使命感——要做一个受人尊重的国际品牌。2008年，他出任OPPO蓝光DVD事业部负责人，尽管是事业部，仍然一心扑在产品上。2013年是标志性的一年，OPPO已连续3年获得美国IT杂志PCMagazine“读者选择奖”蓝光播放机产品类冠军。PC Magazine在这一年的评论中写道：“说起蓝光播放机，我们认为只有两个选择：OPPO和其他。”
10年后，刘作虎创立一加科技时仍然延续了当年OPPO蓝光DVD时期的理想，做受人尊敬的国际品牌。至今还有人在知道这个于欧美市场大获成功的DVD播放机其实是深圳品牌后而感到震惊。“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们真的很成功，也许也会有人问，这个OnePlus是中国品牌吗？但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品牌出现。就像20世纪末的索尼，它们的愿景就是要改变世人对日本电子产品的看法。后来日本的品牌形象改变了。一加也愿意这么去尝试。”刘作虎说。
中国品牌国际化向来是一个难题。“中国产品正在遭遇历史。”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国际传播专业教授安娜·马瑟安对《商业周刊/中文版》说。她记得1960、1970年代，商场里很难找到不是日本制造的商品，且价格低廉质量恶劣。那时日本仍满足于为欧美大企业进行贴牌生产。1980年代起，密集型产业开始从韩国、中国台湾转移。这种靠廉价劳动力大举出口、产品靠低价格打开国外市场的思路在中国大陆得以复制。深圳的本土厂商们忙着抢OEM和ODM的单子，以低廉的成本为国外品牌进行代工。由于不负责售后，很多厂商为了冲量都不太重视质量。那个疯狂的时代富了一帮人，代价却是让“中国制造”臭名远扬。
“在这个世界上，很难隐藏自己的出身。”邵洋说这话时，很认真的样子。2011年是华为进入欧洲的第一个10年，在无线领域已经家喻户晓。但当华为想进军手机市场时，仍然举步维艰。那时刚调任消费终端业务的邵洋非常迷茫。“当时我不知道该不该说我来自中国，还是怎么说我来自中国。”
在考察诸多深圳本土品牌海外化的案例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房地产研究所所长郑志旺认为海外化难点有四，这些问题处理不好都将加深欧美对“中国制造”的刻板印象。一是对当地的法律体制不熟；二是国外的渠道有自身的运行体系，很多时候人脉依靠华侨；三是人才问题，除了像华为这样的企业，大部分企业没有国际化人才，难以在当地做管理和营销；四是能否为当地真正带来商业利益，如果产品不被看好则难上加难。“互联网为国际化团队建设及渠道搭建降低了门槛。”刘作虎表示。他相信，移动互联网会让人们见到更多本来不知名但质优价廉的小品牌，这是中国产品的新机遇。
不仅中国本土企业的海外化需要破釜沉舟，深圳改写自己的世界名片同样需要参考系。上世纪初，从旧金山湾延伸到圣何塞的一块面临太平洋的平坦谷地，盛产大樱桃，直到1970年代还到处可见樱桃树。“那时，大批东岸的创业者往西迁移，来到这片后来被称为硅谷的地方，起初只是因为这里气候适宜。”GGV纪源资本管理合伙人童士豪对《商业周刊/中文版》说道，他的办公室就坐落在硅谷。据童士豪观察，近两年很多北方的创业者愿意把办公室开设在深圳。“北京的环境如果持续恶化，更多的新兴互联网公司会愿意搬到深圳去。”他说道。
“深圳是中国新硅谷吗？”持续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深圳与硅谷有着诸多的相似，创业者、移民众多，又是风险投资聚集之地。据《深圳商报》报道，集中于深圳的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PE)占到全国的1/3，数量超过8800家。据童士豪观察，最近3到5年，深圳的硬件投资非常火，“我看好深圳未来几年的发展，硬件会在很多新领域充当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丰厚的投资才能保证企业在研发高新技术上的投入，推动创新。
但童士豪认为，要成为“硅谷”，深圳还需要向北京学习。目前，深圳最大的优势是硬件供应链，而在游戏、电商等互联网服务领域并不突出。如果能借助北京在设计、服务和软件类的人才，深圳极有可能在未来衍生出一种新的玩法：依托硬件产业链做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创新生态。回顾历史，硅谷是美国西部经济第二次开发的典型代表，又因背靠斯坦福吸引了多样化的人才。深圳能否成为名副其实的科技创新中心，关键在于国家政策层面是否有决心为深圳的人才战略更深入地布局。
盛田昭夫在1986年出版的自传《日本制造》中，谈到日本是如何从“山寨形象”，一跃成为工业强国时说：“当美国人忙于培养律师时，我们更加忙于培养工程师。”而在今天的深圳，经历多年积累，正形成一个庞大的工程师群体。在潘昊看来，这种技术转移、继承到提升的过程见证了深圳“世界工厂”内涵的变化。
但深圳缺的不是工程师而是设计师，潘昊这样认为。工程师太多往往造成一个问题：大家想着怎么把价格做低，把参数做得更强大。可这个东西的意义是什么，究竟解决什么问题？这也是大多数人认为的深圳问题。山寨现在之所以被诟病是因为没有灵魂，不知道如何去与众不同，所以需要设计师。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是另一个阻碍深圳创新的绊脚石。郑志旺认为，深圳企业有着强烈的创业精神，但同质化的创业太多。且对小公司而言，创新过程的代价太大，在市场配套没有起来的时候，活不了多久。同时，缺乏知识产权保护，连成本都没收回来的时候，就被人抄了，中小企业的原动力不足。同时，深圳在芯片、软件开发等方面的核心技术仍需提升。
2015年新年伊始，1月4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现在潘昊创立的柴火创客空间，成为柴火创客空间2015年第一位荣誉会员。“大众创新促进万种创业。”李克强在柴火空间如是说。文和军迎来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刻，要为来年的新品做详细的规划。而此时，刘作虎的手里随时拿着《商战》和《引爆点》两本书。早年他读《乔布斯传》，曾严苛地要求自己的设计师，要把手机内部设计得和Mac Pro机箱内部一样美观紧凑。现在，更多中国本土公司开始进入国际视野，更激烈的品牌和营销战即将到来。
（《商业周刊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