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城乡一体的全域城市--2014年中国全域城市竞争力报告（附前200名城市排名）

迈向城乡一体的全域城市

蔡书凯 王雨飞 倪鹏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

倪鹏飞课题组

1、整体态势：半数以上城市低于全国均值，全域城市发展呈金字塔型分布

从表1可以发现，2014年中国城乡一体的全域城市竞争力指数均值为0.241，变异系数为0.642，全域城市竞争力水平整体仍然偏低，城市间全域竞争力差异较大。其中，在该年度有172个城市低于全国全域竞争力指数均值，占比高达60%，且全域竞争力均值高于中位数0.213，全域竞争力的现有水平很大程度来自于高全域竞争力水平城市的拉动。

2014年城乡一体的全域城市竞争力综合排名前10的城市为：香港、澳门、深圳、上海、北京、东莞、苏州、广州、南京、杭州，排名前10城市的全域城市竞争力指数均值为0.785，城乡一体的全域城市竞争力最好（排名前50位的城市）的城市得分均值为0.498，城乡一体的全域城市竞争力最差（排名后50位的城市）的得分均值为0.081。比较而言，城市之间在城乡一体的全域城市发展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城市之间极度不平衡。东南沿海城市、主要大中城市在城乡一体的全域城市化方面显示出较强的竞争力，率先突破城乡二元结构瓶颈，在城乡一体的全域城市化方面走在前列，但大部分大陆城市的城乡一体的全域城市建设亟待加强，特别是西部地区城市。

从城市等级的角度看，5个一线城市（包括了香港）的得分均值最高，为0.757，34个二线城市得分均值为0.406，102个三线城市得分均值为0.254，145个四线城市得分均值为0.164。城乡一体的全域城市发展程度与城市等级呈明显的层次性（见图1），考虑到不同等级城市的数量、大部分城市的得分居于全国城市得分均值以下，说明中国城市城乡一体的全域城市发展呈金字塔型分布。

2、区域分布：全域城市发展水平阶梯式分布，区域差距趋向收敛

从区域来看，城乡一体的全域城市得分呈东、中、西和南北梯度分布。东南地区城市的城乡一体全域城市竞争力指数均值较高，为0.366，西南地区最低，均值为0.142。东、中、西部城市在城乡一体全域城市竞争力方面差距明显；南北城市在城乡一体全域城市竞争力方面差距也比较显著（见表2）。

在2014年城乡一体全域城市竞争力排名前15的城市中除北京、天津和乌鲁木齐以外全部来自东南地区；排名前50的城市中，东南地区占了25席；在287 个内陆城市中，排名200 位之后的城市东南地区只有1个城市，东南地区排名最差的城市宁德也占据第206 位；排名后 10 的城市西部地区则占了8席。

从近三年的全国城乡一体全域城市得分的变异系数来看（表3），呈逐年缩小趋势，说明全国各区域板块城市间全域城市发展的差异程度在逐渐缩小。具体从各个区域来，港澳台、东南地区和西北地区区域内的城市间的全域城市发展近几年基本持平，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南地区区域内的城市间的全域城市发展差距在逐渐缩小，而环渤海地区区域城市间的全域城市发展差距在逐渐扩大。

1、城乡收入差距在波动中下降，仍保持在高位水平

城乡收入比在波动下行中保持高位。从近三年中国城市的城乡收入比来看，城乡收入比虽然在波动中下降，仍然保持在高位。从表4可以看出，不同组别城市的城乡收入比总体上呈下降趋势，2013年有11座城市的城乡收入比在4以上，2014年减少到6座城市。但从收入落差来看，近三年全国城市的城乡收入比仍维持在3以上。2014年仅宜春一座城市的城乡收入比在1.5以下，城乡收入比最大10座城市的均值为4.0857，有51座城市的城乡收入比在全国均值3.10以上。远高于一般国家1.5左右的城乡收入比和发展中国家2.0左右的城乡收入比。

城乡收入差距绝对值仍在扩大。近三年，中国城市的城乡收入差距绝对值仍在扩大。从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10座城市来看，其近三年的城乡收入差距绝对值全部呈现扩大的趋势（见表5）。从表中也可以看出，城乡收入差距绝对值大的城市多为经济强市，这些城市的城乡收入差距绝对值较大，但其城乡收入比均在全国均值以下，城乡收入比并不是很高。其实这些城市的农村居民纯收入并不低（平均为13686元/年），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绝对值较大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城市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

2、区域城乡一体全域城市均衡水平与发展水平高度正相关

中国城市不仅在内部存在严重城乡差距，城市之间也存在严重的非均衡性。我们以省为单位计算了其变异系数，发现城乡一体全域城市得分和其变异系数的相关系数为-0.622，说明城乡一体全域城市得分越高的省份，其省份内部城市之间的城乡一体全域城市得分越收敛，城乡一体全域城市均衡水平与发展水平高度呈现高度正相关关系，一个省份的城乡一体全域城市发展越好，则省份内部各城市城乡一体全域城市得分差距越小。

3、我国城市整体进入城乡一体快速发展阶段

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以及中国城乡一体发展实践的基础上，将改革开放后中国城乡一体发展细分为四个阶段：（1）城乡一体萌芽阶段。城乡在经济、社会等方面基本处于相互隔离状态，城镇化率较低，生产要素呈现从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村在公共产品供给、基础设施等方面与城市的差距不断拉大。（2）城乡一体初现阶段。城市区域的城乡经济社会都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城镇化率逐步提高，城乡收入差距开始有慢慢缩小的趋势，部分生产要素开始向农村流动。农村基础设施投入逐渐加大，但仍然处于较低水平。（3）城乡一体快速发展阶段。城市开始具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经济实力。城镇化率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城乡之间的要素交流进一步加大，农村区域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也有较大改善。（4）城乡一体成熟阶段。城乡开始均质发展，城乡间要素全面交互流动，形成城乡一体的经济协作网络，城乡区域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实现一体化，城乡社会实现高度融合。

我们选取的量化指标包括城镇化率、城乡收入差距、人均GDP指标、第一产业占比4个方面最基本的指标，由于城乡发展的其它方面，如空间、社会、生态环境一体化等均受到这4个方面指标的制约和影响并存在不同程度的难以量化特征，因此，本文选取的指标体系能够反映城乡关系本质且具有一定普适性。城乡一体各阶段的具体划分标准见表6。

参照上述提出的城乡一体发展各阶段特点和划分标准，结合表6中国的相关数据，基本可以判断，当前中国全域城市发展总体上处于从初现阶段向迅速发展阶段的转换阶段。分指标来看，城镇化率、人均GDP和产业结构已经迈过初现阶段的门槛，进入迅速发展阶段；而城乡收入比指标相对落后，仍然处于城乡一体的初现阶段。

1、城乡一体发展的动力面临转换

城乡一体的全域城市的动力机制是由市场和政府构成的推进城乡一体化发生和发展所必需动力的产生机理，其中市场的集聚扩散机制是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内生动力，政府的统筹协调机制是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外部动力，两者的作用不可偏废。

我国正处在工业化阶段结构性加速向城市化阶段结构性减速转换，城乡一体发展的背景和动力发生深刻变化，驱动城乡一体发展的部分传统动力在逐渐减少或者衰竭，而新的动力尚在萌芽和培育。例如，经济增速下滑必然对农民工就业及其收入产生负面影响，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增长速度的下滑必然影响到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的投入量和投入速度。而新的动力尚在培育或者尚难以接续原有的动力来源。

2、全域城市建设面临多重内在制约

全域城市建设面临多重内在制约。全域城市建设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农业和农民。由于我国是发展中农业大国，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农业投入不足、农业现代化水平低等问题将长期存在。农村人口比重较大，目前仍然有55%的人口生活在农村。非农就业的适应能力差和就业及收入的不稳定制约农民转化为市民。

农户数量大、经营规模小、农业比较效益低难以在短期内改变。在全国大多数地区，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仍然是农业生产的主要经营形式，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形式和一家一户的分散式经营等因素阻碍了农业资本和农业机械的进入，小农生产方式造成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的状况将长期普遍存在，短期通过土地流转、家庭农场等方式难以彻底改变。

农民工市民化困难重重。不管是新一代还是老一代，农民工总体文化程度不高、职业技能缺乏，造成职业选择和就业空间狭小，大多农民工主要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中从事技能要求不高的生产性劳动，尤其是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面对这些处于劣势的个人素质，即使将农民工进入城市的制度性障碍完全破除，他们要想真正进入城市也需要相当长的路要走。

3、制约全域城市发展的外部制约难以消除

近年来，各地纷纷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促进全域城市建设，仍然由于历史问题的累计，制约全域城市发展的传统因素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外部制度障碍形成了封闭的城乡关系，造成了城市带动农村经济发展机制的缺失。具体表现在：

生产要素的隔离和不平等交换。城乡要素的合理流动和平等交换是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前提。受中国经济发展传统制度安排的影响，城乡要素市场存在人为分割，城乡之间存在着经济发展融合度不高，功能双向辐射力度不足，要素资源在城乡间不合理配置，要素流动受到行政力量的阻隔难以平等交换，城市和农村形成了彼此孤立的经济体系，已成为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既定事实。具体表现在：城乡户籍制度不统一；土地制度不健全，农村宅基地还在增长，没有实现居住性转移；社会保障制度有待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隔离；公共财政体制不完善，基层财政转移支付面临诸多问题；农村金融制度发展滞后，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不完成，金融产品单一，服务水平较低，农业保险发展迟缓。

城乡公共资源非均衡配置。由于中国存在城乡二元的社会管理制度、城乡不公的财税制度和城市偏向的公共资源配置制度等，中国城乡在公共资源的配置上出现严重的失衡，农村公共资源供给严重不足，农村基础设施严重滞后于城市，导致城市和农村居民享受到的公共服务数量、质量均呈现出“剪刀差”状态，其差距甚至超过纯收入的差距。

城乡一体发展缺乏产业支撑。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农村工业企业规模小、实力弱、技术含量低的状况没有明显改善，缺乏规模效应和积聚效应，难以带动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同时，从产业结构来看，虽然我国三次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但目前中国农业生产规模小、效率低、效益差等弱质特征较为明显，农业产业化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化和工业化。

城乡行政管理体制隔离。长期以来，我国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以城市工作为中心，以城市建设与市政管理为重心。城乡基本实行分开管理，政府除“农口”部门外，其它部门对农业农村工作的职责不明确、支持不到位，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不明确，农业农村工作在政绩评价体系中不受重视，乡镇政府实际上处于一种责任大、权利小、效率低的被动施政状态，这些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的城乡分割。

城市群建设协调性不强。城市群建设协调性不够，尚未实现产业一体化、基础设施一体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大城市资源过于集中，不仅未起到对周边的辐射带动作用，反而产生严重的城市病。

1、促进全域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滞后既是当前中国全域城市建设滞后的主要原因，也是全域城市发展的主要制约要素。因此要在坚持自愿、分类、有序的基础上，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分担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农村居民整户转为城镇居民。在区分农业人口的跨省区转移和省区内就地转移的基础上，构建政府、企业和个人“三位一体”的成本分担机制，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健全全域一体的土地市场。目前中国城乡土地市场在产权设置、土地用途、交易方式、交易价格等方面都体现出明显的分割，构建城乡统一土地市场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必然选择。一是构建农村土地同价同权机制。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二是完善农村土地要素集聚机制。鼓励转移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等形式，促进土地适度集中，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比较效率。三是探索建立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合理设计和优化农村宅基地的退出模式，建立农村宅基地退出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

健全城乡环境资源平等交换机制。生态环境建设是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内容。目前，中国城乡环境保护存在严重的二元结构，必须要统筹城乡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实施城乡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程。一是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在综合考虑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和生态服务价值的基础上，采取财政转移支付或市场交易等方式，对生态保护者给予合理补偿，使生态保护经济外部性内部化；二是完善环境保护长效机制，加强城乡环境监督管理，建立完善城乡一体的生活垃圾处理机制；三是完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机制，建立面源污染治理的约束机制、激励机制和综合管理机制。

2、均衡全域公共资源配置

健全以城带乡联动发展利益共享的机制。从注重城市发展向城乡并重、区域互动发展转变，从注重某一区域发展向多个区域联动发展转变。充分发挥城市发达地区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加大对农村欠发达地区的扶持力度，逐步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和保障水平，在重点领域推动形成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实现城乡区域联动，相互促进。

健全公共产品城乡均衡配置机制。要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社区建设，做到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的均衡配置，大力推动社会事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向农村倾斜，统筹推进城乡规划、交通、水利、电力、电信、环保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公共财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覆盖力度，统筹城乡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养老保险、社会服务体系、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努力缩小城乡差距。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与公共产品提供方面应该有不同分工。

完善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的财政体制。建立多层次投入保障长效机制。构建科学、规范、正向激励的多层次财政投入机制；扩大中央财政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支出责任，医疗、养老、收入等基本的社会保障由中央政府提供，地方政府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提高财政对城乡公共产品及公益性事业的保障能力。完善多渠道筹资有效机制。发挥财政政策的导向功能和财政资金杠杆作用，综合运用税收、参股、贴息、担保等手段，综合运用财政担保贴息、先建后补、以奖代补等方式，引导工商资本、民营资本参与城乡一体化建设。完善财政资金使用管理机制。努力整合现有的财政支持城乡一体化资金，集中财力支持重点领域和项目；尤其是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财政支持力度，形成支持保护农业的长效机制。

3、城乡产业发展一体化

促进城乡之间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构筑城乡产业链条，形成城乡产业的互融机制，活化城乡生产要素，并辅之以合理的扶持政策，从而加速推进城乡经济结构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人口积聚能力强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围绕区域功能定位，在优势功能互补和分工合作基础上，发挥中心城市对外围区域的支配、联系和溢出等效应。进一步调整优化城乡产业布局，创新小城镇产业引入机制，强化城镇产业支撑，注重发展城乡关联产业，促进城乡产业互动、经济相融。

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推动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从小规模、分散、不连片的经营为主转变为适度规模的连片经营为主；健全农业产业提升机制，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加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健全农业生产组织化机制，提高农民参与市场的能力，促进农业生产组织化。同时，完善多渠道有效筹资机制，加大对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金融支持。

4、全域行政管理一体化

发展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农村社区载体。城乡一体化发展要求农村有一个能够接受和承载城市现代文明传播与扩散的有效载体，而传统农村社区由于其布局分散、规模偏小等原因，往往难当此任。可以发展新型农村社区，将其建设成接受工业化、城市化带动的有效载体和枢纽，承担起城乡一体化的“终端”区域责任。

创新城乡政府管理体制。调整各级政府间的职责分工机制、部门协调机制和农业农村工作的考核评价机制等。明确各部门城乡一体发展的职能分工，调整政府财政预算安排，将农业、农村、农民工作纳入各部门的日常工作职责范畴，形成农业农村工作长效机制。依据调整后的部门职能和层级政府分工，建立适应城乡统筹发展的工作考评机制。并明确划定乡镇一级政府的支出范围，并保证乡镇一级政府实行其职能所需的足够财力。

改革传统的城乡分割规划管理体制。统筹城市和农村的发展规划，坚持“全域规划”、“全面规划”理念，有机衔接现有各种规划，在区域功能分工、城乡产业空间布局、城乡基础设施、城乡公共服务、城乡人口与资源环境等方面实现规划一体化，科学配置城镇体系，提升城乡空间承载力，培育城镇凝聚力。

——香港：商贸服务高度发达，城乡设施均衡一体

香港是一座高度繁荣的国际大都市，是仅次于纽约和伦敦的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与美国纽约、英国伦敦并称“纽伦港”，在世界享有极高声誉。香港是中西方文化交融之地，也是国际和亚太地区重要的航运枢纽和最具竞争力的城市之一，连续21年经济自由度指数位居世界首位。2012—2014年香港的全域城市竞争力始终排名第一，城乡一体全域城市一体化发展完善，城乡一体全域城市竞争力指数均值高达0.99，接近理想水平，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产业结构合理香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与服务贸易有关的主要行业包括旅游和旅游业、与贸易相关的服务、运输服务、金融和银行服务及专业服务，香港有85.3%的人从事服务行业，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基本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

——澳门：文化传承中西合璧，城乡发展融为一体

素有“东方蒙地卡罗”之称的澳门在2014年全国城乡一体全域城市竞争力排名中位列全国第二位。1553年，葡萄牙人取得澳门居住权，1887年葡萄牙人正式通过外交文书占领澳门并将此辟为殖民地，直到上世纪末中国政府才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经过400多年欧洲文明的洗礼，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共存使澳门成为一个风貌独特的城市，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迹。澳门是一个国际自由港，是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也是世界四大赌城之一。其著名的轻工业、旅游业、酒店业和娱乐场所使澳门长盛不衰。澳门作为一个典型的微型经济体，以服务业为主导，已经没有城市和乡村的区分，公共服务实现了均等化。

——深圳：创业创新引领思潮，农村成为历史记忆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建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已发展为有一定影响力的国际化城市，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同时享有“设计之都”、“钢琴之城”、“创客之城”等美誉。在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指数数据库中的城乡一体全域城市竞争力指标得分排名中名列第三位。深圳经济整体上实现了以农业为主向以服务业、工业为主的转变。形成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第三产业比重持续提升，201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56.6%。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下降到30%以下。产业结构日趋合理；深圳市在我国率先进行了农村管理体制的城市化改革，成为我国首个没有农村的城市，实现了城乡一体化。

——上海：海纳百川前景广阔，城乡统筹趋向一体

上海在2014年全国城乡一体全域城市竞争力排名中位列全国第四位，超越了北京，紧随深圳之后。上海相对比北京的传统、有了更多的现代气息，在历史较早的开埠使其融汇更多的西方文化，使国际间的知识文化交流速度更快、渠道更多，汇集大量海内外的高端人才，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全球资本云集为技术创新提供了有利的帮助。上海更是一座极具现代化而又不失中国传统特色的海派文化都市，先天历史条件和资源环境优势的天生丽质和后天的持续辉煌让上海拥有雄厚的文化底蕴。上海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交相辉映之下，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经济文化中心，在城乡医疗、公共教育服务、公共藏书、城市化率等多个方面领先全国。

——北京：城市规模不断外溢，城乡二元不断消融

北京作为首都、政治、文化教育的国家中心城市，荟萃了元明清三朝的中华传统文化，让北京深厚的知识底蕴平添了一份人文色彩。北京在2014年全国城乡一体全域城市竞争力中排名第五位，略低于上海。北京又是一个外来人口居多的城市，常住人口早已超过2000万人，城市规模不断的扩大，城市的管理和环境承载能力一直令人堪忧。但是因为北京拥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名校、科研机构的聚集使其人才济济，让北京成为走在世界前列的著名都市。北京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在全国非常突出，教育、医疗、卫生以及图书馆藏书量有巨大的优势。

——东莞：港澳门户产业高端，城乡集聚完美对接

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东莞市充分接受来自港澳台的经济辐射，充分把握承接港澳台产业转移的先机，大规模地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创造了世人瞩目的“东莞奇迹”。在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指数数据库中的城乡一体全域城市竞争力指标得分排名中名列第六位。东莞城镇化之路走得非常快，只用了十年时间完成了乡村城市化、由分散到聚集的过程，目前东莞城乡一体化水平很高，各项指标大体都有所进步，基本做到了均衡发展。东莞排名靠前，主要是有两大项目争分，一是东莞重视文化建设，图书馆建设工作做得非常好，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名列前茅，仅次于深圳；二是东莞重视教育，人均教育支出在全国地级市方面也是第一。

——苏州：非农产业蓬勃发展，田园城市理想境界

苏州根植于苏南模式，近年来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第三产业蓬勃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均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指数数据库中的城乡一体全域城市竞争力指标得分排名中名列第七位。苏州经济整体上实现了以农业为主向以工业为主的转变。形成以二、三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三次产业之比2010年为2：57：41。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下降到30%。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财政实力的不断增强，为构建城乡一体的全域城市提供了资金基础。乡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为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产品的提供奠定了物质基础。这些都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为实现城乡一体的全域城市化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广州：岭南展现时尚风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

广州是广佛都市圈、粤港澳都市圈、珠三角都市圈的核心城市。在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指数数据库中的城乡一体全域城市竞争力指标得分排名中名列第八位。广州拥有的高度富集的社会资源如高素质的居民、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丰富的教育资源、发达的商业及良好的公共基础设施等这些都对广州的全域城市竞争力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总体上来说，广州的竞争力地位比较靠前，也相对稳定。

——南京：六朝古都底蕴深厚，城乡协同渐行渐近

南京在2014年全国城乡一体全域城市竞争力排名中位列全国第九位，是长三角地区的具有代表性的城乡统筹发展的标兵城市。南京是六朝古都、文化底蕴厚重，历史上长期是我国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今天的南京是国家重要的科教中心、名校众多，相对与知识的存量的深厚。南京在全域城市中的多项指标都逼近上海，今年来在城乡一体的发展目标之下，付诸了多项努力，城乡收支差距也在不断缩小。

——杭州：信息科技引领未来，江南水乡静谧安逸

“忆江南，最忆是杭州”，国内文化名城杭州在2014年全国城乡一体全域城市竞争力排名中位列全国第十。杭州是著名的旅游城市，以风景秀丽著称。与苏州并称“苏杭”，素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市内人文古迹众多，西湖景区周边有大量的自然及人文景观遗迹。杭州以“品质生活之城”为生活和城市特色文化诉求，注重传统市井街巷与现代生活的自然过渡，形成了独特的“钱塘繁华”和“休闲雅致”的城市认识。今天的杭州令人瞩目的是互联网+产业，以“阿里”为核心的互联网经济让杭州的人均收入显著提升，城乡收入差异也在不断缩小。杭州城乡间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趋于一体融合。

城乡分割的、不协调的城市发展必然是不可持续的。理想的城市应该是以城市为本底的城乡全面一体化的地方，在这里，社会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中心城区与小城镇、乡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在各方面都共同发展，城乡居民在田园般优美的环境中享受现代城市所提供的优质的教育、良好的医疗等良好的公共服务和便利的交通、高校的信息网络等完善的基础设施，现代城市带给人们的便捷生活和乡村给予人们的惬意和宁静完美的融合，使人们得以从容享受高品质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