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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颖刚等 | 高房价和“婴儿荒”:住房不平等导致生育不平等

发布时间:2020-09-24 14:59:00

作者:周颖刚

    (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 

谢谢谢谦老师的介绍,也谢谢况老师的邀请。今天和大家汇报的文章英文题目叫做“Housing  Boom  and  Baby  Bust”这个题目更能反映我们的意思,翻译成中文找不到好的,boom和bust的意思房价一直涨,婴儿出生率一直在下跌,所以就翻译成高房价和“婴儿荒”,这篇文章是和我的同事蒙莉娜老师和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彭鹭一起合作的。
首先看中国总和生育率(红线)的国际比较,如图1。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从1960年代到1990年代,中国总和出生率有一个很陡的下跌,2000年以后保持非常低的水平,不仅低于印度,同时低于美国、英国等其他中高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仅比日本略高,2019年这个数字降低到1.52,即一名育龄妇女平均只生1.52个孩子。 

图1

这么低的生育率会带来很多的问题,不仅是微观层面的家庭问题,还有宏观层面的潜在危机,比如劳动力萎缩和老龄化的加速。2019年老龄化达到了12.6%,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12.6%,2022年就会深度老龄化,即65岁以上人口超过14%,这将给整个社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人口即将见顶,人口红利也将很快消失,更严重的是人口危机渐行渐近,用一个热门名词就是“灰犀牛”,即太过于常见以至于人们习以为常的风险,当它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发现是非常大的危机。因此, 《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大声疾呼,“生娃不只是家庭自己的事情,也是国家大事。” 

为什么生育率这么低呢?根据生育理论,有三大原因:死亡率下降生育意愿消退成本约束,分别对应不同阶段,死亡率下降对应生育率从6%下降到3%,生育意愿消退是对应生育率从3%降到2%,而生育率下降到2%以下主要是成本约束。那么,哪些成本约束了生育率一直处于非常低的水平?有很多篇文章探讨这一问题,特别是梁建章有两篇文章,讲到制约育龄夫妇生育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高房价,算上二孩所需要的额外住房成本和看护成本,在一二线城市直接成本就超过百万。

图2

如图2示,全国平均房价(黄色线)不断往上涨,出生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即出生率(蓝色线)却往下走。近几年来,生育政策不断放松,可能有一些短期效应,特别是2016年“全面二孩”有一个比较大的涨幅,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但很快就消退了,到2017年下降就非常明显,在1700万以下,2018年出生人口只有1523万,2019年出生人口只有1465万。从图2可以明显看出,政策的刺激效应只是持续了一个很短的时间,这里面的制约因素是什么?这是我们这篇文章要来分析和研究的问题:房产作为财富的一个基本因素,是不是影响生育率走低和“婴儿荒”的主要因素。 

回顾中国生育政策的变化,1979年开始实施一孩计划生育政策,到2014年调整为“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又放开为“全面二孩”政策。我们利用2014年“单独二孩”政策变化和之后2015年人口普查数据来研究房价上涨和“婴儿荒”的因果关系,这个政策可以让我们运用双重差分法做一个比较好的因果关系的识别。同时,我们想看房价上涨会导致财富的不平等,进而会影响到生育决策,导致生育不平等。 

这里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房价上涨会导致财富的不平等?这是因为中国最大的资本市场不是股票市场,而是处于城市化转型中的房地产市场,它会带来很大的财富效应。这个观点大家都会认同,现在有人经常说,有房和没有房是划分阶层的标准,所以这里就有一个财富不平等的问题,进而影响到生育不平等,这是我们这篇文章要讲的一个故事。

我们分析的结果显示单独二孩政策出台后,人们确实愿意生,但高房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如果分成有房和无房两个样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出,对于租房者,房价越高生育率越低,对于有房者,房价越高生育率越高。进一步看财富效应,我们把房价乘以每个家庭拥有的房屋面积用来代表家庭财富,可以看到对租房者,房价越高生育率越低;但对于在城市有房者,房产财富越高生育率越高,而这种财富效应对于农村有房者并不显著。这说明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房产是财富很重要的来源,对生育确实会有一个显著的影响。

如何解释上述结果呢?高房价不仅意味着住房的不可负担性,更重要的是其财富效应。对于有房者,房价的上涨带来的财富的增长,使得他们在做生育决策更加积极,特别是二孩政策放开的时候;而对于无房者,高房价使得他们买不起房,而二孩的诞生又进一步增加了买房的必要性,因此高房价下会对二孩的生育持更加消极的态度。

在独生子女政策时期,中国人想生而不能生。如今,二孩政策放开了,但由于高房价,中国人却是想生能生却不敢生。高房价在微观上挤出了家庭生育二孩,在宏观上削弱了国家的二孩政策。希望国家呼吁“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的同时,也能对症下药,从住房的角度鼓励生育,让“房子,不再是天然的避孕药”。例如,梁建章提出要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可对多孩家庭买房实行免地价的政策。

我们建议,政府除了制定合理的住房政策,将房价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之外、也要调节收入分配来改变财富不平等,特别是要通过价格补贴、税收减免或住房保障等形式来鼓励生二孩,包括对于正在怀二胎的妇女或家庭,要给予减免个人所得税的福利,针对二孩家庭购买第一套房子提供一定的政策优惠、对租房提供一定的住房补贴,在教育经费和入学机会上也给予优先考虑等。

(来源:本文是中国城市百人论坛秘书处根据厦门大学周颖刚教授在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0青年论坛第5场的演讲整理,经作者审定发布。)